我1925年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1949年毕业于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在校学油画专业。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我刚从学校毕业，幸运地在成都参加了第二野战军所属的战斗剧社，在美术队任队员，后来战斗剧社迁重庆并入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我深感自己甚少见闻，基本功也不扎实，对传统敦煌艺术中的人物画十分向往;当时敦煌也需要专业人员，于是在1952年，我转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实现了我学习传统艺术的愿望。

初到敦煌，在美术组组长段文杰先生指导下，走进洞窟第一次看见窟内四壁全是古代壁画艺术真迹，十分庆幸自己的选择。当时的敦煌莫高窟交通不便，十天半月也难得有人来此参观，全所员工带家属就三十余人。除了洞窟内部精美绝伦的壁画艺术之外，莫高窟周边环境的荒凉与其残破的石窟群外观，亦难掩其年久失修的断壁颓垣的感觉，与文物研究所员工所住、用的土房、土炕、土桌、土凳，以古庙为办公场所的建筑倒也浑然一体。敦煌文物研究所与石窟近在咫尺，二三十人撒在窟区也改变不了环境的寂寞。在这里萝卜、白菜、土豆加大葱是当家菜，清水面条加馒头的主食，包括常书鸿先生在内的南方人都吃得有滋有味。当我被他们领上临摹之路，每天置身在应接不暇古代艺术中，才逐渐领悟了他们的苦乐观。

临摹是美术组的基本工作，临摹什么得听领导安排，每年都有临摹计划。敦煌莫高窟从成立研究所之日起就在常书鸿先生领导下，从事临摹、研究、与创新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我正是奔着这样的目标投奔敦煌的。但是1952年我到敦煌时，原来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文物研究所的工作方针与前艺术研究所的不同处，在于减少创新的内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见四十年代就来敦煌的前辈都默默地面对现实，接受客观、现状临摹，就是使摹本的最后效果具有“拷贝”似的真实感。这不是要造就一批为敦煌艺术临摹副本的人?这不是我的愿望。在我这颗不安的心尚未完全暴露出来时，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公职，留所控制使用。在这期间，常所长竟然将他自己保管多年的所有敦煌壁画临本全部交出来，安排我和装裱师李复俩人登记造册，成立画库，并兼保管。当时我不知高低竟提出、并执行凡前人的临本不合格的，不得登记，应作废品保管。保管一职是有前途的人不愿承担的，我却视为天赐良机，认为来敦煌既要向传统艺术学习，也应向前人学习。当保管看前人的临本再与原壁对照，启发我学习并养成面壁思考之后再下笔的习惯。如我临摹初唐第329窟佛龛顶部佛传故事画时，画面只绘菩萨《乘象入胎》《逾城出家》两个最简洁场面，表现释迦牟尼乘白象投生皇家为太子，最后骑马逃离皇宫修行成佛的故事。这是一幅故事情节不多，场面宏大的壁画代表作，画面绘漫天花朵，风驱云涌，弦歌入室的飞天群簇拥菩萨急驰而过，构成画面生动活泼气势，是不宜精描细绘的佳作。因此，我改用放手涂色注意神似达到画面生动的临摹效果。一次在159窟临摹一幅人物众多、结构严谨、画风细腻的中唐壁画 《吐蕃赞普礼佛》图时，只见伞盖下绘一位身着吐蕃装，文质彬彬，颜面洁白，儒雅风姿的吐蕃赞普。在临摹前有人告诉我图中所绘是吐蕃女王，可是唐代史籍不载吐蕃有女王之说，在封建社会画工是不可能自作主张画成女王的，临摹必须再现原壁真实面貌，这是我们的工作责任。当年我们是在没有照明设备的洞窟内依赖自然光临摹，如何保证自己的工作是认真、高质量的?为此，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周密观察，终于在赞普白净的面颊发现依稀可见的八字胡须，临摹时就将所见胡须适当加强，还当年壁画的原貌。我坚持认真仔细观察、研究、临摹，所以我临摹作品常有在国内外参加敦煌艺术展的机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属于“摘帽右派”也在清理之列。抄家时说在我家发现“反标”，所谓的“反标”没有我的字迹，是否罪证我心里坦荡。“反标”虽未最后定性，但是却在敦煌县城召开的批判 “地富反坏右”的宽严大会上，我被挂牌游街。最后，我是被从严处理的典型，开除公职，再戴右派帽子，送农村交农民监督劳动改造;我丈夫孙儒僩是老右派，也是清理对象，被革命群众遣送回老家农村改造。恰好我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已分配到知青点，我们想主动与她 “划清界限”，好让她留下，但是工作组说她太小也未留下。1969年3月底，我们一家五口回四川新津县孙儒僩老家，研究所只送人不管安置 (包括大女的知青安置)，最后押送人说我们俩人还有冻结的千余元存款可作安置费后就一走了之。后来冻结的存款寄到公社，公社给了我们两间已不住人的公房，一间还是牛棚。我带着三个孩子去看房时，主人才将一条大水牛拉走。见主人和气，我就向她借来挖土工具，我与三个孩子合作，由我清理粪土，孩子们搬运，几天后将一间约十平方米的牛棚，一直清到生土层，再填上新土，然后由生产队派工修缮成可用的农家房。进村后经常有村民前来探望，一碟盐、几颗菜的救济，教我们学会当农民的善意，让我们全家感激。我们自食其力，与村民融洽相处，孩子们也很快融入其中。

1972年10月，文物研究所派军代表赵凤林从敦煌来到四川新津农村我们家，见孙儒僩不在，折去了永新场水电站工地将孙儒僩找回家，告诉我们甘肃省革委会已落实政策，要我们立即回敦煌工作。见军代表的诚意，我考虑敦煌艺术的魅力在我心中的分量，同意再回敦煌。回到研究所，看见所有在“文革”中被赶下农村的五人，都从陕北，四川、敦煌农村回来了。

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开始拨乱反正，恢复社会秩序。1979年平反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敦煌文物研究所派驻的工作组落实政策，一次性地还我做人的清白。1981年后我成为甘肃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1984年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最后几年担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直到1993年退休。

1982年，是“文革”后敦煌艺术第一次去日本东京举办 《中国敦煌壁画展》。画展期间，日本创价学会提出收藏展品中的四件，其中初唐第220窟《帝王图》，五代第98窟 《于阗王后供养像》两件展品就是我临摹作品。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乘改革的春风扩建成敦煌研究院，敦煌的美术工作从此不再局限于临摹，实现了临摹、研究、创新并举，学习民族艺术传统，全面研究、发扬敦煌艺术传统方针，使敦煌的美术工作开始活跃起来。我也有机会参加从1980年开始的中日合出《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中的部分工作;为 《敦煌学大辞典》撰写词条 (《敦煌壁画技法》);编著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中唐》卷;编辑《敦煌壁画摹本选集》《敦煌图案摹本选集》《敦煌壁画摹本珍藏本》三种，对敦煌研究院之前所积累的临摹作品作一次总结性出版。

1988年，应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邀请，我创作仿唐壁画 《菩萨行》 图一幅供陈列收藏; 199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邀我为他们临摹北魏第254窟故事画 《萨埵饲虎》。2004年，由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 《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画集一册。2007年敦煌的画家们举办建院后的第一次画展，我也将退休后画的一幅风景画 《春》推荐出来，他们竟然接受了。第二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敦煌艺术大展时，美术馆收藏了敦煌画家的新作近十幅，其中我的《春》也是一件。

2008年3月，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学会授予我“中国当代文博专家”称号。2009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我“甘肃省第六届敦煌文艺终身成就奖”。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人生道路高低不平，风雨中行随遇而安，但求无愧于心而已!

李其琼 敦煌壁画临摹作品

莫高窟摹本 初唐第329窟《四飞天》

李其琼 敦煌壁画临摹作品

莫高窟摹本 初唐第220窟 《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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