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兵，1961年出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镇，父亲时任该州州长，母亲是儿科医生。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只保存了“文革”期间动荡不安的苦难记忆，当时父亲被关押，母亲病重。从我童年刚刚记事起母亲就病故了，我们兄妹四人流离失所，回到母亲的故乡山西省清徐县的同戈站村，被受成分 (“地主坏分子”)管制的姨妈收留。八岁时我进入村小学识字劳动。学校是清末留下的一所破落的青砖大院，学生都是乡民的孩子，上学时除了要带石板、算盘和书兜，每个孩子还要背一个背篓，上学的路上要拾粪交给学校，放学后要割草背回家，冬天则需四处寻找一些燃料和煤渣添补家用。有一天我看到知青在村里书写“我为祖国献青春”的标语，我问老师，“青春是什么?我也要贡献我的青春。”老师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把学校要的粪交够了，贡献青春的事以后再说。” 1972年父亲被 “解放”，也重新建立了家庭。我和兄妹返回甘肃完成了中学的学习。

我从小喜爱画画，在农村生活的艰苦日子里，因条件所限，我早期的作品大都画在石板、墙壁或是任何有平面的地方。这些画是我童年的懵懂幻想，随着风雨侵蚀，时光流逝，它们已全然化作了尘埃。我中学毕业时正值恢复高考，我报考了美术院校，最终因成绩落后而被刚刚组建的张掖师范专科学校扩招入学。两年的学业很快就过去了，1980年我毕业于甘肃河西学院美术系 (原张掖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我去了我的出生地甘南，并且留在了那里。当时的甘南州文化馆还滞留了几位被贬谪的 “戴帽”右派，他们已经被流放那里二十余年，虽命运不济，他们却都是中国的文化精英。跟他们在一起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获得了这一生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启蒙。

甘南的八年让我逐渐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学会了读书与思考，学会了冒险探奇，学会了骑马喝酒，也学会了流浪恋爱。草原游牧般的自由生存方式让我体验到最本真的生命境况。1984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进修班，系统地学习了木刻，在以后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中，木刻版画成为我主要的艺术叙述方式。在回到甘南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寻求着木刻语言与藏地生活的融合，这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这期间我创作了根据传统藏戏构思的《牧狮》以及藏地情景绘画《甘南的故事》。《牧狮》在甘肃美展中获奖，《甘南的故事》参加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西北五省区美术作品展。

1988年，我调入刚刚组建成立的甘肃画院，成为一名专业美术师，我的事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重要的时期。我的木刻作品开始入选国家级展览，并频频获奖。主要作品有 《畜群》(入选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心灵之旅》(获全国九届版画作品展铜奖)、《遥远的香巴拉》(获全国第十届版画银奖)、《藏地组画》(获全国第二届藏书票金奖)、《永远的牧歌》(获全国第十届美术作品优秀奖);一组综合作品入选“新人新作”展。

1985年，我的版画由评论家艾恩·布洛卓克介绍到英国伦敦的瑞德芬画廊展出，我的藏地绘画首度亮相欧洲。瑞德芬给我寄来展览的报评和图片，时任英国首相梅杰和文化大臣波特立参加了画展的开幕，这对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由此，我开始关注国际艺术给予我的影响和作用。1997年在我结束了对西藏的一次长途旅行考察后我获得了英国木版基金会的奖学金。1998年由朱乃正先生推荐，正式注册德国杜塞尔多夫国家艺术学院Klapheck教授工作室进行学习。Klapheck教授是欧洲精美主义绘画的杰出大师，他的艺术成就代表着战后德国后表现主义绘画的精神内核，他的理性审美与激情思想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Klapheck教授的引导推荐下，我进入到教会传统的手工印刷作坊，对德国的古典木刻版画进行了研究考察。当我见到丢勒的木刻原版，我接收领会到了木刻版画超凡的精锐能量，它像一束强烈的光芒穿透了我麻木的内心。2000年我获得MeisterSchuler学位，继而获得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奖学金，同年转入Ar. penck教授工作室深造。在这期间我接受了有序的思维课程教育，Penck教授在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的对应性思考上给予了我关键性的指导，他劝导我不要迷恋技术表现。他说：“技术是成熟的艺术家必须放弃的东西，复杂繁琐的技术对我们而言仅仅是一种不自信的掩饰，不舍得丢弃技术的纠缠你就难以得到艺术的真正解脱。”我开始进一步地调整自己的思想构造，参加学院开设的思维训练课程，如哲学、历史、心理学、艺术批评等，在学院公布的课程栏目中选择自己的关注点。我的德语跟不上，我就对每节课程进行全程录音，课余反复倾听，听不懂的部分就请教同学，再去找一些相关的书来解析我所遇到的疑惑，我甚至写信或打电话请求国内的朋友为我寻找相关领域的汉译资料作为补充。我难以忘记Jager、Kaster和Hofmann教授在思想能力上给予我的帮助，是他们让我对自己的真实处境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2003年我通过毕业展览与毕业答辩获得了Akademie Brief学位。在德国读书的许多年我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实践探索，这是实证思考价值的努力方式。这期间创作的作品多数参加了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院年度展、北莱茵州年度展、Klapheck工作室展、德国版画艺术联盟展，以及在英国、荷兰与德国举办的数次个人展览，有些作品被欧洲木版画基金会、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大英图书馆收藏。

我是36岁去的德国，属于“半坡起步”，心气高，底子薄，加上不同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转换、变异带来的精神困苦，留学对于我无异于一场自我拯救的搏击。

2004年我回国后留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造型部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9年考取了朱乃正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学术团体和学术职务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德国艺术家联合会会员。在工作上被评为中央美术学院 “最受欢迎的教师”、北京市高等院校优秀教师。我的作品所获主要奖项为： 1994年全国版画铜质奖、全国第九届美展优秀奖; 1995年全国藏书票金质奖;1996年全国版画银质奖;2000年中国鲁迅版画奖;2000年英国木版画基金会1999年至2000年奖学金; 2003年德国HeinrichBoll基金会2000年至2003年奖学金、2004年中国北京国际版画双年展经典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英国大英图书馆、德国Heinrich Boll基金会、德国杜塞尔多夫国家艺术学院、中国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等国内外艺术机构收藏。所出版的画集有 《遥远的香巴拉——王兵木刻集》《德国版画艺术写真集》。

纵观我创作的作品，主题从来没有离开过“藏地高原”，即便是在欧洲完成学业的数年间，还是我回到北京。Klapheck教授曾问我：“你在德国这么多年并没见到你画眼前的东西，是什么让你这样无动于衷?你好像是用你的画在做梦，你有没有醒过来的一天? ”我说：“我的画里有我的经历，这些经历比我眼前看到的一切都重要。我用我的画思乡，我的画让我保存了最珍贵的情感。”虽然现代艺术的疆界已经拓展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艺术的现实形态与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但我始终不改初衷。我认为，艺术的命运是由艺术家真实的生存状态来规划的，艺术家的理想是这种规划最具意义与最具价值的目标测定。在我的艺术世界里，我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立足点，能够感受到自己精神的平凡与亲切，并且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意愿的方向和自己道德的真实存在。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喜爱绘画，绘画成为了我此生注定要全面投入的事情，成为我精神梦想的自由家园。我幸运，是因为我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所经之处是坦荡的原野，是悠扬和平的田园牧歌，是寂静安详的遐想;我幸运，是因为我遇到了伟大而杰出的导师，是他们让我看到了智慧的光芒。无论是我处在无知的黑暗中，还是陷入到无助的孤独中，他们都会向我伸出他们有力温暖的手。我无以回报，我只能怀着对他们的感恩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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