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被特招文艺兵入伍，到了甘肃兰州。因为是当兵，有机会去了很多的地方，上甘南，下陇南，进祁连山，入陇东塬。印记最深刻也是最有兴致的是甘南的藏族同胞，也是我至今仍然在不断以中国画形式表现和探索的藏区作品。

虽说我是山东人，出生于胶东，但是在陕西长大，在西安上学、工作，是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伴我走过了少年、青年的全部生活。虽说 “文革”中没有学到很多知识，但家庭的要求使我知道人生需要不断地努力和充实自己。父母的品格和严格要求，使我的上进和不服输性格愈发增强。父母的支持，使我自小的绘画爱好，渐成为了我追求的一个目标，乃至最终成为我的事业。我深知一份劳作一份收获，一分努力积一分成果。不敢懈怠的我刻苦、钻研、勤奋，终于有了机会。

“文革”结束后，兰州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到西安招收文艺兵，在西安做商业美工已两年的我如愿考入军区话剧团，做舞台美术设计工作。此时，文艺舞台如遇春风，欣欣向荣，部队文工团且更昌盛。排练、演出，每年下基层部队演出二百余场。不论寒冬还是盛夏，一年到头的演出活动，我也就可以利用演出机会写生和采风。我喜欢下部队下基层演出，因为只有下午五六点钟进场地做一些演出前的准备工作，白天一整天可用于去写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祁连山的雪峰，肃南裕固族草原，敦煌的千佛洞，天水的麦积山……尤其是甘南的拉卜楞寺、郎木寺、玛曲等等，都使我流连忘返，不能自已。这不能不说找到了我埋藏内心对厚重、对淳朴向往的最佳表达形式——中国水墨人物画藏族题材作品。

自第一次到甘肃见到藏族同胞，我就喜欢并开始研究他们了。在甘肃工作的16年里，就有了每一年两三次的甘南采风和写生。走遍了甘南的每一个县，跑遍了玛曲的每一个乡，画了大量的速写和写生。积累丰厚的生活素材，最重要的是从心底里喜欢并热爱这个民族的人和环境。我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因为他把你当朋友，不论烈酒，牛羊肉，糌粑奶茶，总会使你不自觉成为他们的一员。那真诚不掩饰的笑容，那刚烈直白的表述，都透露出一种喧嚣都市里的不曾多见的内容，很能打动人。因而在我以前习画中所学的一点技法性的手段，无法满足我表达这种情感时，本能的冲动与父母传给我的东方意识儒家内涵相融，相碰撞，渐渐有了我今天表现藏族人物的笔墨方法。抛弃人物外在形的束缚，而又依人物形象产生有个性的人物造型，由外在的形式内容显示人物内在的本质内容。笔墨表现技法上融中国山水、花鸟、人物技法之优势，为我所用，不为形所限，不唯形所役，可利用的大可去张显笔墨，尽情自由地畅意水墨。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不仅仅是深入，更追求的是一种精微中的写意精神。反复叠压的笔墨而不失灵动，浓墨的墨气中通透而沉厚。放松自由而不失造型，深入凸现而精细入微。在自由而奔放的笔痕墨迹中，随意而不随便。一切笔墨语言，力求言之有情，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味，言之有趣，但不能言过其实。

言之有情。对人物状态的一切都要产生兴趣，要投入感情，要有意趣，在面对生动的人物形象时，没有激情，没有表现欲望，怎能出彩呢?君子既爱须纵情，有情有心才会产生想法，仔细观察会显示出人物很多可表现的内容，面部、身躯，结构和构成，对形的认识已在头脑中有了雏形，这是一个酝酿的过程、思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物情感情绪不断起伏贴近的发展过程。

言之有理。在分析研究了人物的基本形态之后，脑海中会梳理出怎样表现。无论怎样画，从哪里画，怎么处理画面，要有其自身的道理，不怕所想所做的不完善，有了初始才会有不断完善的可能，没有想法的写生不要去画，因为不知道画什么的画会有什么意义。无论画出的手法简约也罢，复杂也罢，灵巧也罢，笨拙也罢，只要表达的内容用笔墨表现出来了，意思表达明了了，就值得肯定，值得保留。理既是道理，也是法理。明白所言之语的出因，出自于客体存在、起于内心的感悟，之所以这样画的哲理，是道理。产生于人物自身存在的骨骼结构、肌肉结构、衣服结构等等是法理。

言之有物。尽管是线条、笔墨的一种表现，但它所表现的乃是具体的人，和由人物产生的一切具体现象，人物的笔墨表达要有内容，要准确到位。准确，首先是和谐的，它不是物理的准，是经过提炼概括的 “准确”。到位，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有些部位是需要画到位。画到位不是交代清楚所有的内容，是笔墨表现性的清楚，在头发衣服等富有表现性得部位，最能体现出来。“准确、到位”的体现，有些是笔到意到，有些是笔不到意也到，笔与笔的走动之间，墨韵的无界中，飞白划痕之迹都会产生很多联想般的思绪，都是些无意之意，有意之意所为。有些是笔有所言，墨有所物，但很多在画的过程中，并不是都是这样，很多线条，很多笔痕墨迹是一种需要的皴染或状势画面，画面需要就有其道理，就有其作用，也就有内容了。

言之有味，言之有趣。趣味是中国画追求的主要效果之一，中国画以笔画出的线条、墨产生的韵律均以书写来传递，书写性就有意，就包含了情感色彩。墨所倾诉的酣畅淋漓，苦涩老辣，线的阴阳顿挫，飘逸悠远，都是以味趣性在言物。以笔墨自身的魅力，借所表现的内容得以体现，得以张扬。所以笔墨的趣味不可少，有些时候是一根两根线条或一小块墨韵产生的趣味，更多的是由众多线与墨组合，成就着整个画面的趣味。

言不过其实。水墨人物写生的表现性无需置疑，但不可在以表现性为主导思想下，一切似乎又都借表现性的名义去刻意臆造了。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个度，度，是一把尺子，我们不是应当把它推到一个极端，而是要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最适宜的表现位置上，它有高低之别，但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刻度。形象感可以强调，或强调某一些特征，使其更利于反映本质，与之对比的衣服可以提炼强化、概括，甚至重新组织整合，但都不能超出原始人物提供的最大临界点，否则，将会走向空洞概念的漩涡，成为习惯性的套路，那样的笔墨是油滑而不耐看的。

虽然我在军区话剧团舞台美术设计工作了8年，但始终没有放松自己对中国人物画的研究和探索。1984年调入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任美术创作员，这更使我有了创作空间，并有更多的时间到藏区采风和写生，有了更广的天地去研究中国水墨画人物的问题。去甘南藏区每次回来我都自觉为 “藏民”。因为存留在身心中的 “酥油味”无论怎样都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这种切肤的深入人心的味道，唯长住常往者所属。每次藏区写生回来，速写已不能用张数来数，而是以摞来堆了。我不知道一切眼睛见的东西都想画出来是为什么，头脑所想的画出来，留在笔墨间，有什么用途，但我明白画了一定有意义。因为它是我最真实而朴素表达对藏族人藏区风情的真诚心境。

虽说我在甘肃生活工作了16年，后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现任国画教研室主任、教授)，在北京工作，但我从未间断去藏区，到甘南，每年借带学员写生实习，借晒佛节、浪山节等机会采风、写生一两次。有一段时间不下去，心里不免有些空荡荡的，也难怪到了藏区，能吃，能睡，画得多，也许是呼吸了那里的气息吧，一踏入大西北的土地，就会使我陶醉，直到一两个月后驶在京城高楼林立间的车上，方能醒来。也许它像一次次的充电，每一次的西北归来，总能带回来一堆保有亲切感的速写和～摞丰富异样的写生，也总能沉下心来画出一批画来。我先后创作具个人风格的藏族题材和西部军旅题材的《瑞雪》《筑》《盛世》《记录》《盛典》《高原人一强巴》《老乡》《西线》《牧人才让》《三个汉子》《老红军肖像》 等一批作品。还为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孙敬修讲故事》作插图，以及 《甘肃日报》《甘肃画报》《飞天》《西北军事文学》 等报刊作插图或发表作品。

作为人物画家，学养和知识的积累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不否认那些能画和在技法上标新而多产的画家，但我更向往和敬仰学识渊博、底蕴深厚的艺术家。把情感注入生活，以笔墨传达情感。我热爱大西北，喜欢那里的人，这是因为那里的天最蓝，那里的地最厚，那里的山最高，那里的水最清，那里的酒最香，那里的人最纯!

任惠中 国画

《晨风》

任惠中 国画

《高原人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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