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秋，偏居北方的女真族政权金，派遣重兵对北宋进行了又一次毁灭性的进攻。战争爆发以后，金兵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宋朝军队节节败退。当年的十一月，金兵攻下了宋朝的首都东京，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宋徽宗和宋钦宗，连同大批的宗室、官吏一起做了金人的俘虏。北宋灭亡，大片国土沦入金兵的铁蹄践踏之下，这就是以后一百多年中南宋有志之士所一直没齿难忘的“靖康之耻”。
面对异族的入侵，南宋爱国军民奋起反抗，同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河东，爱国军民坚决拒绝宋徽宗的献城命令，继续坚守城垣，打击来犯的敌人; 其他各地，勤王的军队在战斗中不断取胜，逐渐向开封进逼。同时，广大金占领区的人民，也纷纷揭竿而起，组织义军，到处打击金兵，给入侵者以很大威胁。但是，也有一部分贪生怕死的官僚，在刀光剑影面前丧失了民族气节，甘受奴役，甚至同敌人勾结，反过来镇压广大军民的反侵略斗争，成为为人们所不耻的汉奸。张邦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
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人。关于他在靖康元年以前的经历，史书上记载很少，只知道他中过进士，做官到大司马一职。后来因为失职，遭到贬谪，降为崇福宫提举。还担任过光州和汝州的知府。
张邦昌工于心计，善于讨好谄媚，迎合上意。虽然遭到贬谪，但他一直在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政和末年，张邦昌瞅准机会，给朝廷上了一个奏章，建议把崇宁、大观年间以来各地进献的祥瑞，选其中比较特殊的，多制一些旗帜之类加以褒扬，以显示朝廷的恩德与皇帝的英明。这个建议果然大得皇帝的好感，立即被批准执行。同时，因为进言有功，张邦昌也得到了提拔，宣和末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接着又升为右丞。不久以后，又任中书侍郎。到钦宗继位以后，他已经升到了少宰，一时成为朝廷的重臣。
正当张邦昌沿着仕途扶摇直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发生了金兵的入侵。短时间内，山河破碎，皇帝蒙尘，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突发事件使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坚决抵抗，要么屈膝投降。鬼使神差，张邦昌偏偏选择了后者，开始了他的叛臣生涯。
金人铁骑的到来，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使得北宋朝廷顿时慌作一团。大敌当前，是战是和，成为必须马上作出决定的议题。在激烈的争吵中，朝臣们明显地分成两大阵营; 一边以宋朝名相、著名抗战派领袖李纲为代表，主张坚持抵抗，收复失地; 另一方则以少宰张邦昌等为代表，主张割地求和，对金妥协。在前一年金兵的进攻中，由于人民的压力，抗战派占了上风，宋钦宗任用李纲，率领广大军民击退了金兵的进攻。但是，纵观北宋王朝的对外政策，可以发现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和为主，以战为辅，妥协投降是其一贯方针，而战，似乎只是作为求和时讨价还价的工具来运用，只在求和不成，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一战。在历次的中外冲突中，宋朝总是倾向于妥协投降，或割地，或称臣，或纳币，但对于放手一战，抵御外侮却总是畏首畏尾，甚至进行牵制和破坏，自毁长城。尽管在上一年的战争中李纲功在国家，但金人一退，李纲还是遭到了排挤。这次金兵到来的时候，妥协派因此明显占了优势，在他们的推动下，宋政府再次决定对金妥协让步。为了讨好金人，答应把原属宋朝的太原、中山和河间三处战略要地割让给金国。
金人答应议和。于是，宋朝派出了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节，张邦昌作为重要的随员陪同前往。由于金人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令宋政府感到难以接受，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
正当和议进行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宋朝的京畿宣抚使都统治姚仲平，在未得朝廷允许的情况下，一天夜里突然袭击了金兵的驻地。尽管这次袭击没有成功，但由于事出突然，金兵全无防备，所受损失很大。金人对此极为愤怒。这件事给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宋金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在金人很有可能报复的条件下，议和使臣的生命，无疑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张邦昌对此恐惧万分，深怕金兵的报复有一天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金兵统帅韩离不召见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张邦昌，对此提出严厉责问，张邦昌泗涕交流，一再求饶，连连分辩不是朝廷的意思。也许是张邦昌的诚惶诚恐，最后感动了金帅、金人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宋金谈判继续进行。
议和之中，张邦昌受到了朝廷的嘉奖，他被提升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关于张邦昌在议和中的具体表现，史书中没有记载，但从宋王朝对他的提拔来看，他在议和中无疑还是坚持了一定的原则，尽力维护宋朝的利益。这时的张邦昌，还具有一定的民族气节。何况面临金人的威胁，尽管他倍感恐惧，但毕竟没有擅自作出让步，出卖宋王朝的利益。怕死却还要坚持，比起视生死如草芥的英雄来，更难做到。因此说，在宋金议和之中，张邦昌还是为宋朝卖命的。谈判有可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从宋王朝对他的奖励可以证明。
后来康王被召回东京，议和使臣又换成了素王。张邦昌被任命为河北路割地使，仍是重要的随员和谈判的主力。张邦昌明白，割让祖宗的江山，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光彩的差使，他知道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割地求和，尽管接受了任务，却不想承担割地的责任，那样做肯定会留下千古骂名。因此在出使前，他上书要求宋钦宗明令授与他割地的权力，以推卸责任。但朝廷没有批准，张邦昌只好不无遗憾地再次出使金营。
接着，又一支金兵在粘罕的统率下，对宋军发动了进攻。由于这事发生在议和的过程中，议和大员张邦昌被怀疑与金人勾结，出卖宋朝利益，同僚对他进行了弹劾。宋钦宗一怒之下，罢免了张邦昌，并断绝了和金人的谈判。
谈判破裂后，金兵加强了对东京的围攻。十一月，东京城破，宋徽宗和宋钦宗被俘，北宋中央政府事实上已被推翻，宋金和谈已经失去基本的前提和必要。张邦昌作为议和使臣的使命至此宣告结束，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如何帮助金人来统治广大的沦陷区了。
二
金人的军事进攻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攻占了北宋的京都，俘虏了宋朝的皇帝和大批宗室、官僚，完成了对大片土地的军事占领。但是，如何稳定战果，巩固对广大占领区人民的统治，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于金人的到来，广大人民始终抱着仇视和不合作的心理。金兵的烧杀掳掠，更激起此起彼伏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金人直接统治这些地区，势必会刺激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不利于统治的稳定。金统治者经过考虑，最后认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扶持一个忠于金人的傀儡政权，用宋朝的官僚代替金人统治宋朝的老百姓。
在此之前的辽国，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比较成功的经验。辽国就曾利用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建立的后晋政权，控制黄河流域长达几十年时间。只是到了后来，直到后晋的新统治者不再屈从时，辽国才灭掉了这个政权。基于对上述经验的吸收，金统治者也准备在黄河流域采取同样的统治政策。
由于金兵控制了大量的宋朝官吏，其中甘为奴仆者肯定不在少数，所以筹建傀儡政权在人员方面并不存在问题。由于张邦昌在议和中的软弱与怯懦表现，金人感到由他来出面组织政府，更有利于加强金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于是，在物色“堪为人主者”的过程中，金人最后选定了张邦昌。
和其他的北宋朝臣一样，张邦昌本人也处在金人的掌握之中。以张邦昌的贪生怕死和软弱来说，说服他做新政权的皇帝并非一件难事。这方面的阻力主要来自其他被俘的宋朝官僚。
突然提出改朝换代，对这些人来说，首先在心理感情上就难以接受。所以当这一计划公开后，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靖康二年(1127)春，吴开、莫俦从金营回到东京、传达金人的意思，要求抛开宋朝皇室，另外选择可以做皇帝的异姓大臣接受金人的册封，建立新政权。宋朝官僚大多持反对态度，主张恢复宋朝皇室的地位。东京留守孙傅拒绝行金人的命令，并要求拥立宋朝皇室子弟为君主。金人当然拒绝，并采取了强硬措施。在金人的授意下，吴开、莫俦用武力劫持了孙傅等百官，强迫大家接受建立新政权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官员拒绝发表意见，以沉默进行对抗，一时形成僵持局面。但到后来，百官又妥协了，同意推举一人出来主持国政。这时，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外面进来，写了“张邦昌”三个字给大家看，暗示金人的意思是要立张邦昌为帝。于是百官同意拥戴张邦昌主持政事。孙傅、张叔夜等拒绝在决议上签名，遭到金兵的逮捕。
过了不久，另一位东京留守王时雍再次召集百官议事。百官一到秘书省，就再次遭到劫持。王时雍派范琼告诉大家，要推戴张邦昌称帝。重压之下，百官再次屈服。有的太学生提出非难，结果遭到范琼的厉声呵斥，并被强行押回学舍。
监察御使马伸忍无可忍，他对百官说： “我们都是朝廷的重臣，坐视国家的灭亡，难道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吗?希望各位一起进言，立赵氏为君。”
但是，刀剑之下，无人敢予响应。只有秦桧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大义凛然的议论。他说：
“秦桧身受大宋朝的很厚的恩德，却没有办法报答，内心非常惭愧。现在金人仰仗强大的军队，来到这座已经被攻占的城池，掌握着生杀大权，一定要立异姓大臣为君。秦桧拼着一死来抗争，不只是为了效忠大宋朝，也是想说明大宋与大金两国的利害关系啊。赵姓从赵家先祖宋太祖到现在的嗣君，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现在因为有了奸臣败坏两国的盟约，使朝廷和邻国结下怨仇。谋臣计谋失误，以致贻误了君主，丧失了军队，使老百姓遭到祸患，京城失守，圣上被俘，到兵车前面去请求议和。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大金的两位元帅已经同意议和，况且我国也用尽皇帝的御用之物和国库所有，又割了两河之间的土地，恭恭敬敬地做大金的臣属。现在却又要改变以前的决定，我们做臣子的，哪能因为怕死就不加争辩呢?
大宋对于中国，号令统一，国土绵延几万里，加在百姓身上的恩德，前所未有。虽然说国家的兴亡在于天命，又怎么能单单凭着一次战役的胜败来决定废立呢? 从前西汉被王莽灭亡，光武帝又中兴它; 东汉被曹氏灭亡，刘备又在蜀地称帝建立汉朝; 唐朝被朱温篡夺，李克用还推它的世系来继承呢! 这是因为，基础广了就难以倾覆，根基深了就难以拔除啊。
张邦昌在太上皇当政的时候，就依附权臣幸臣，一起做祸害国家的事。国家的颠覆，百姓的祸患，虽说不是一个人所能导致的，张邦昌也实在难逃罪责。天下人正象对仇人那样痛恨他，如果把土地交给他，让他统治百姓，天下的英雄豪杰，一定会起来共同诛灭他，使他难以成为大金的屏障。如果一定要立张邦昌为君，那么，京城里的百姓可以被压服，全天下的百姓是没法被压服的; 京城里的宋朝宗室可以被消灭，全天下的宋朝宗室是没法被消灭的啊。
秦桧不顾死罪，讲明两国的利害关系。希望大金能够恢复宋朝嗣君的皇位，来安抚天下的百姓。这不仅有恩于大宋，对大金而言，也是万代的利益所在啊。”
秦桧在后来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这时他的发言，尽管措词谨慎，但反对张邦昌称帝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秦桧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并且因为这，他也遭到了逮捕。
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再无人敢坚持反对意见。王时雍首先在推戴书上签字，百官依次效仿。事毕，吴开、莫俦拿着推戴书，去进劝张邦昌。
但是，仍有不畏强暴，誓死一搏的人在。宋朝的外统治官、宣宝舍人吴革，耻于向异姓称臣，于是联络了几百人，准备推翻张邦昌和金人的统治占领。他们都杀死妻子和儿女，烧掉自己的住宅，密谋在金水门外起事。不幸消息走漏，范琼大耍两面派手法，血腥镇压了这次反抗，被杀的有一百多人。
当时，张邦昌已经控制了尚书省，在金兵的保护下，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政权。但是，一旦明确要他称帝，他还要装模作样地扭捏一番。面对金国派来劝进的使臣，他假惺惺地表示要自杀，以效忠宋王朝。但别人只劝了他一句“相公没有在城外战死，难道要在城池之中肝脑涂地吗?”就不再有下文。
张邦昌佯装很不情愿地接受了金人送来的天子册宝，同意做傀儡政权的皇帝。新政权的国号是大楚，都城准备定在金陵。登基的那一天，阴云密布，日月无光，狂风四起，飞沙走石，来朝贺的百官一脸苦相，如丧考妣，张邦昌本人也变了脸色。只有热衷于建立傀儡政权的王时雍、莫俦、吴王、范琼始终洋洋得意，俨然以辅佐真命天子的开国功臣自居。
登基典礼在文德殿进行。天子的御座出人意料的设在西边，没有按照惯例坐北朝南。这是因为张邦昌深知，背叛故国，篡夺政权，尤其在民族危难的情况下，是不得人心的。在人心思宋，百官心向故国的情况下，虽然有金兵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张邦昌还是不敢做得太张扬。礼乐声中，黄袍加身的新天子张邦昌升殿，首先向北行三叩九拜的大礼，答谢金人的知遇之恩。然后接过金人使者送来的册宝，登上御座。吴开、王时雍等率领大小官员朝上礼拜，三呼万岁。张邦昌起立，拱手答谢。
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封赏辅佐功臣，建立新王朝的领导机构。参加拥立的王时雍、吴开、莫俦、范琼等都被委以重任，控制了新王朝的中枢权力机构。这当然也是按照金人的授意安排的，目的是保证新政权更有效的秉承金人的意志办事。大楚皇帝规定： 皇帝自称曰“予”，不称“朕”，颁布的诏书称“手书”，不称“敕”、“旨”等。只有王时雍在向新天子上书时，经常在开头写着“臣启陛下”字样，为此常遭到“陛下”的训斥。后来王时雍又上书，要求大楚皇帝在紫宸殿和垂拱殿处理政事和接见朝臣，也遭到了拒绝。
张邦昌在这时表现得十分矛盾： 一方面做着大楚的皇帝，君临万民; 另一方面却又要时时提醒周围的人，自己曾是而且现在也没有放弃过做大宋朝的臣属。他一面在事实上篡夺了宋朝政权，一面又尽量避免过于暴露这一事实的场合的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首先，仓促之间建立的大楚政权，基础十分薄弱，只有在金兵的保护下，才有存在的可能。张邦昌深知，一旦金兵撤走，完全暴露在广大爱国军民的攻击面前的大楚政权，必将成为众矢之的。那时，大楚政权能否维持，都是一个未知数。张邦昌的奇怪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准备后路： 一旦宋朝皇室复辟，他也有个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其次，大楚政权的组成人员，都是被劫持的宋朝官僚，他们为新政权的服务多是迫于金兵的压力。除了极少数人如王时雍、吴开、范琼等以外，其他人的心都是向着宋王朝的。张邦昌通过这样的表演，寻找与朝臣的共同点，骗取群臣的同情与好感，以稳定大楚政权的统治基础。第三，与张邦昌的思想状况有关。进士出身的张邦昌，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教育与熏陶，忠君思想在其心目中不可避免地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于篡逆，他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内心是有着很深的负罪感的。考虑到上述因素，张邦昌的矛盾表现是既奇怪而又不奇怪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位以后，张邦昌就发布“手书”，告诫百官： “从前朝廷多事，是因为有关部门的官员们大都玩忽职守。从今以后，都要遵守国家的法令。御使台要负责考察百官的情况，并向上报告。”他认为新政权刚刚建立，安定人心是首要大事，因此需要施恩于百姓，以安抚他们，消除反抗，以稳定大楚的统治。为此，他颁布“手书”，大赦天下。因为是战乱时期，交通不便，赦免的范围只限于京城地区。同时，他还派出郎官，到各地去宣布新政权的建立。
然而，好景不长，金兵开始撤退。张邦昌亲自到金营中去挽留送别。这时的张邦昌，身披龙袍，张着红色的华盖，所到之处，军民都要摆香案跪迎，王时雍、吴开、莫俦等都陪同前往。官民看了，心怀故国，无不感到悲伤。张邦昌心中也不是滋味，因为金兵是大楚政权的保证，他无论如何是不愿意金兵撤退的。只是撤退是金兵的既定方针，张邦昌自感回天无力，留也留不住。
金兵撤走，大楚政权的唯一支柱被抽掉。到了这时，张邦昌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三
金兵撤走之后，形势的发展很快对张邦昌不利起来。金兵的驻留，是大楚政权的坚固后盾。随着金兵的撤走，这个后盾消失了。张邦昌和他的大楚政权由原来和人民的间接对立，变成直接对立。在人民的反对面前，大楚政权和张邦昌成为众矢之的。宋朝的军队在亡国以后，渐渐整顿起来。他们在抗战派将领的领导下，展开了收复失地的战斗。康王赵构逐渐形成一股势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各地的官兵也拥护他。大楚政权内部，大部分官员是迫于金兵的压力才为这个政权服务的，金兵一走，大家又思念宋朝，心向康王。朝廷上思想很不稳定，给张邦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大楚政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何去何从，需要她的建立者与领导者马上着手解决。
大楚政权的前途问题在朝廷内部引起了争论。以吕好问为代表的大部分官员，主张废除伪政权，归向康王。吕好问对张邦昌说： “大家迫于金人的压力才支持你的。现在金人走了，这种情形还能继续吗? 康王在外面已经很久了，大家都拥护他，我们为什么不拥戴他登上皇位呢?”张邦昌还有所顾虑，害怕会遭到报复。吕好问又对他说： “现在要考虑的事情，是应当奉迎元祐皇后，请康王早日登位，这样也许可以保全性命。”监察御使马伸也极力劝张邦昌拥戴康王。王时雍、范琼等是篡逆事件的罪魁，他们最害怕康王秋后算帐，因此极力反对拥立康王。王时雍说： “人一旦骑上虎背，再下来就不可能了，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否则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徐秉哲也跟着帮腔，极力怂恿张邦昌维持大楚政权。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金人撤走以后，大楚政权四面楚歌，它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弃暗投明，拥戴康王登位，那么作为再造宋室的功臣，将功折罪，正如吕好问所说，张邦昌是有可能保全性命的。如果与康王对抗，在大楚政权为人民唾弃、康王深得军心民心的条件下，无异于以卵击石。一旦政权颠覆，康王登基，张邦昌的命运绝不会比前者更好。考虑之下，张邦昌拒绝了王时雍等人的建议，决心投向康王的怀抱。
张邦昌发布“手书”，封元祐皇后为赵太后，迎进崇福宫，把政权转交给她。又派了蒋师愈给康王送信，一边请罪，一边为自己辩解。他向康王表白说： “我之所以勉强顺从了金人的拥戴，是想以权宜之地来减轻国家的祸患，哪里敢产生篡逆的想法呢?”康王经过仔细的考虑，相信了张邦昌的计划，同意登基。
接着张邦昌派谢克家去见康王，献上宋朝的国玺。又发布命令，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居东门资善堂。然后，派使者把皇帝用的舆服等物送到南京。张邦昌很快到了南京，向康王负荆请罪。
见了康王，张邦昌伏地大哭，自陈死罪，要求康王处置。康王表示谅解，并好言进行安慰。
就这样，金兵北撤以后，张邦昌向康王交出了政权，自行解散了他的大楚皇朝。
四
康王登基，做了半壁江山的皇帝，他就是高宗。高宗任命李纲为相，张邦昌做了太保。地位已经很高，但却无实权。过了一段日子，高宗又下诏，说张邦昌“知机达变，功在社稷”，对他进行安慰。
康王的胸怀绝没有宽广到对于张邦昌篡逆毫不介意的地步。由于张邦昌在金兵占领时期的表现，康王在做了皇帝以后还对他保留了相当的警惕和戒备心理。只是由于即位之初，政权还未巩固，满朝多是在金人威胁下侍奉过伪朝的宋朝官吏，如果一开始就对张邦昌采取行动，势必会引起这些人的疑虑，造成人心的慌乱，不利于政权的稳定。为了安抚这部分人，高宗授予张邦昌很高的官位，很厚的俸禄，同时，出于对他的戒备和防范，剥夺了他的实权。
大叛臣张邦昌继续在朝廷享受高官厚禄，这种情况引起许多官员的不满。丞相李纲向高宗上书说： “张邦昌长期参与国家的政要，做官做到宰相，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却为自己谋取私利，辱没和排挤君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篡夺政权，建立伪朝达四十多天，直到金兵撤走以后不得不解散。这样的人应该斩首示众，以警戒乱臣贼子。”高宗继续利用张邦昌自有他的政治目的，自然没有批准李纲的主张，但他同时也需要用这种舆论来进一步打击和限制张邦昌，所以对李纲的建议，也没有加以批驳。
时间一天天过去，高宗的半壁江山逐渐稳定下来。这时，高宗开始对以前的叛臣反攻倒算。当时参与伪楚政权的重要人物如王时雍、吴开、莫俦等都已经逃走，跟随张邦昌投奔南宋的只剩下了宋齐愈一个。于是，高宗就首先拿他来开刀了，他被逮捕，送上了刑场。
处理了宋齐愈，下一个目标就轮到了前大楚皇帝张邦昌。丞相李纲，又在这时恰到好处地奏了一本。他警告皇帝说：“张邦昌参加过篡逆，难道还能把他留在朝廷上，使人们都知道他原来是皇帝吗?”赵构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只是对于这事，他已经表示过谅解，不好再改，并且张邦昌功在社稷也是他自己有言在先，以“功”治罪，惩治“功”臣也实在说不过去。所以他只好无可奈何地颁布诏书说： “张邦昌参加篡逆，按理应该死罪，但是考虑到他也是出于胁迫才这样做的，可以赦免。”任命他去做昭化军的节度副使，贬到潭州。
山雨欲来风满楼，张邦昌当然意识到事情的不妙，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刚到潭州，张邦昌又被人揭发了新的罪行。有人弹劾他在伪楚政权时期，与华国靖恭夫人私通，秽乱宫庭; 在他被贬的时候，李氏又偷偷去送，很发了一些对皇帝不满的牢骚。这件事告到高宗那里，给高宗皇帝提供了一个处理张邦昌的最堂而皇之的借口。
高宗下诏，历数张邦昌的种种罪恶，赐他死罪。当时张邦昌已到潭州，高宗派了使者赶到潭州，逼他自尽。
一代叛臣张邦昌， 至此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时年46岁。
纵观张邦昌的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在金兵占领期间。他参与了伪楚政权的建立，并做了四十多天的皇帝，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谓走到了顶点。而这又恰恰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他才被指责为叛臣，历来遭到人民的唾弃。
张邦昌并非一开始就以叛臣的面目在历史上出现的，他之所以成为叛臣，自然不可排除他自身的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应该是由历史的偶然造成的。金兵到来之前，他至多算得上一名善长投机钻营、官声不太好的官僚。宋金和战之际，他充其量也只是众多的主和派官僚中比较突出的一员。由于妥协是宋朝对外政策的一贯传统，皇帝乐此不疲，张邦昌不过秉承上意而已，似乎也无可厚非。只是到了金兵攻破东京，北宋灭亡之际，才有了四十多天的伪政权生涯。不可否认，他参与篡逆，在很大程度上是金兵压力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被俘朝臣中的多数并无太大差别。尽管如此，他的确在大敌当前之际，做了背叛祖国的勾当，这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是不可原谅的。所以，张邦昌背叛祖国，屈身事贼的事实，谁也无法更改。张邦昌由于性格的软弱与胆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上一定的投机心理的作用。做了四十多天异族的傀儡与政治工具，这铸就了他后来被处死的主要罪行，也成了他千古骂名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