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恪，字钦叟，杭州钱塘(今属浙江杭州)人。唐恪的父亲曾是宋朝的一名高官，但在唐恪4岁时就去世。唐恪由母亲抚养成人，他每逢听人谈起自己的父亲，都禁不住涕泪涟涟。所以他的表字钦叟，大概就是怀念而钦慕父亲的意思。
唐恪靠父亲的恩荫登进士第，授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尉。州尉的职责是统帅本州军队和管理地方治安。有一个县民被人杀害，尸体却失踪了，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无头案。官吏为了塞责，抓来了死者的邻居，百般通供，使他屈打自诬，知州也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想就此了结。唐恪对这种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行径坚决反对，知州说： “不赶快结案，只怕你也会受连累的。”唐恪慨然道： “我当州尉的职责就是维持治安、缉捕盗贼，我未能将真凶抓获已属于失职，岂能再坐视无辜者受害，这不是罪上加罪吗?”遂乔装打扮，潜入民间明察暗访，一番奔波，终于找到了死者尸体，并顺藤摸瓜捕获了真凶。
从郴州，唐恪调知榆次县(今属山西)。县内有一豪强地主横行乡里，飞扬跋扈，不纳赋税，无人敢管。唐恪三番五次上门，向他讲道理，晓利害，这个地主稍有收敛，按期缴纳公赋。唐恪也因勤于职守，在政绩考评时被列居优等，擢任提举河东常平、江东转运判官。
宋徽宗大观年间，䍧牱(今贵州南部)少数民族在连遭镇压后表示要归附朝廷。唐恪被委任为屯田员外郎持节前往招抚。当地少数民族长期封闭自治一直对宋朝官府怀有戒心，担心又会遭到征剿镇压，都剑拔弩张，严阵以待。唐恪把所带的扈卫兵卒全部遣返，只带几十名随从轻骑而往。少数民族见唐恪确实有招抚的诚意，纷纷扔掉武器欢呼雀跃，接受了唐恪宣布的朝廷命令。唐恪因此次出使称职，升为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
刚从南方归来，唐恪又奉命迎接辽朝来使乘上了北去的驿车。沿途，他看见河北州郡的边备废弛不修，十分松垮，感到心忧，便上书请求及时加以整治。宋徽宗随即进他为集贤殿修撰，到河北去担任都转运使。
此时，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腐朽糜烂的奢侈生活，在东南一带大兴“花石纲”，搜刮奇花异石运往汴京，各地方官为了邀功求宠也纷纷效尤，主动进献。有一位宦官自称奉诏收购御用珍异来到了河北。唐恪对这种苛敛扰民之事很不以为然，没有理会那位宦官。宦官怀恨而归，恶意中伤，将唐恪降为直龙图阁、改知梓州(治今四川三谷)。5年后徙知沧州。
当时，黄河是从今天津溏沽入海，流经沧州西北。这一年，黄河中上游暴雨成灾，滚滚黄汤汹涌直泻，在沧州一带决口，沧州城外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滔滔波浪冲激着沧州城墙，向城内直灌。眼看沧州百姓65000余户、118000余口要面临灭顶之灾，唐恪登上城墙，夜以继日地指挥军民抗洪抢险。这时，都水使孟昌龄下令征调沧州的船只军队用于别处抗洪。唐恪报告说沧州受灾最重，局势正危，船只应预备缓急之需; 沧州又是沿边州郡，军队非有诏旨不敢发遣。孟昌龄大怒，上书弹劾唐恪是只顾自保，不顾全局，唐恪不为所动，治水益力。经过几十个昼夜，洪水退去，沧州城保全，唐恪获朝廷诏书嘉奖，遂上疏请求暂免保甲、保马的例行检阅、减免受灾诸县的赋税，按受灾情况予以赈济，以宽被水之民。朝廷还未就此作出批复，唐恪就全部实施了这些方案，灾民大悦。此后，唐恪进职龙图阁待制、调知扬州，又入朝拜户部侍郎。
宣和元年(1119)五月，气候并无特别的异常，人们一夜醒来，却突然发现汴京城里的大街小巷全都变成了水道，不少地方积水达数尺深，个别地方深达五六丈，城外的寺院民居更是浸泡在了深水之中，流经城内的汴河水眼看着还在往上涨、有的堤坝已被冲开了缺口。这场大水显然是汴河长期淤塞、不加疏浚造成的，但它平地而起，来得太突然了，朝野内外顿时乱了手脚。朝廷想起唐恪曾在沧州有治水之功，便委他全权治理。有人建议掘开城中汴河的南堤，以缓解皇宫水患，唐恪说： “如果水涨自然地冲决堤坝，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果主动掘堤，这不是人为地要把城南百姓变成鱼鳖吗?”说罢，他乘上小舟到处查看水源自何处，设计如何因势利导，终于决定在城东南角决开汴河的北堤，把水向北引到五丈河，再顺流泻入梁山泊。十几天后，大水慢慢退去，宋徽宗召见唐恪，高兴地说： “宗庙社稷获得平安，卿之力也!”
随即，唐恪升任户部尚书，宋徽宗在兴头上，还许诺要把他提拔到二府。宋以枢密院专掌军政，称西府; 中书门下(政事堂)掌管政务，称东府，合称二府，为最高国务机关。宰相王黼从中作梗，将唐恪罢知滁州(今属安徽)。不久，御使谏官弹劾唐恪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建造别墅，踰制超标，贬他为提举鸿庆宫。
宣和五年(1123)，唐恪起知青州(今属山东)，还未赴任就召入朝复官户部尚书。唐恪请求补外，以延康殿学士知潭州，他又上书请假往钱塘为父扫墓，遂改知杭州。
宣和七年(1125)年底，宋徽宗仓惶禅位于宋钦宗。次年(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包围汴京，李邦彦荐举唐恪，遥拜他为同知枢密院事。三月，唐恪从杭州赶赴汴京，这时金兵已经退走，遂拜中书侍郎。八月二十日，升拜少宰。
在唐恪二三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应该说，他在治理某一局部地区或者处理某一具体事务方面还是颇能称职的，在此过程中，他的政治才略通过勤勉尽职可以说已经发挥到了最高水平。他拜相后，所处的朝廷已是腐朽透顶、病入膏肓，整个社会肌体在宋徽宗、蔡京一伙的统治下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面对这样一副烂摊子，纵横捭阖、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在拥有绝对权威的前提下，或许能够有所作为，挽狂澜于既倒，不能说唐恪缺乏责任心，也不能说他不能勤政，但他的政治才干显然与时代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在这内忧外患纷起并作的危亡关头，唐恪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而无济世匡时之略。
宋徽宗的下台显然给了宋朝一个刷新政治重振纲纪的良好机会，朝野上下也对蔡京等“六贼”的腐败行径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但唐恪拜中书侍郎后所做的唯一一件事，竟是向宋钦宗进言道： “革弊创新应当慢慢来，现在人们不顾大体，竟然抓住前朝的一些琐屑小事，大作文章，以快一时之愤，岂不是让太上皇(徽宗)伤心吗?蔡京、王黼、童贯既已被贬斥在外，也就罢了，其党徒甚众，若一概惩治，岂不又深失人心?”唐恪说出这种话，无怪乎会被人们斥为“六贼”之党了。
八月，唐恪拜相的同时，金兵又在粘罕和斡离不的率领下大举南侵了，并声称只要宋朝真的割让真定、中山、河间三镇之后就可退兵。这三镇割是不割，朝廷上已经争论过多次了，宋钦宗也在这个问题上摇来摆去、莫衷一是。唐恪又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其中十分之九的人主张割让，本来就对抗金没有信心而力主和议的唐恪，立即顺水推舟，派出专使向金兵许诺割让三镇。
金兵刚刚发动第二次南侵时，宋朝各地纷纷调集勤王兵向京师赴援。唐恪以为只要割地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便担心勤王兵聚集京师，会激怒金人，影响割地议和。居然严令各路勤王兵不得妄动，已出发的退回原处。
但金兵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乘锐南下，并逐步提高议和条件，诱使宋朝步步屈服。这时又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才肯退兵。唐恪竟也想赶快答应。朝臣军民纷纷反对，吓得宋钦宗慌忙写手诏给唐恪，说： “画河之议，罪不在朕，你可要明白! ”唐恪才不敢坚持。
唐恪死心塌地投降议和的行径，激起了爱国军民的强烈愤慨。他每天卯时上朝，途中常遇有人拿砖头、石块砸他的轿子、灯笼。以至于侍御史胡舜陟说，再这样下去，弄不好有人会以诛杀宰执为名，群起为乱。
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兵斡离不部打到汴京城下，紧接着，粘罕部也到了，两路金兵会合，共约10万多人，重新包围了汴京。由于各路勤王兵在唐恪的阻挡下都已返回，四方无一人至者，结果汴京再次被围时，城中只有卫士7万人而已。
唐恪自拜相后就一直力主议和，但议来议去终究没有挡住金兵的南侵。这时金兵已把汴京围得像铁桶一般，他想来想去没有好办法，便拿出了第三十六计，向宋钦宗密奏： “唐朝从天宝以后之所以能屡失而复兴，其原因就在于天子居外，可以号令四方。我看今天应当像真宗皇帝景德年间那样，留太子居守而陛下以亲征为名，西去洛阳，据有秦雍，领天下兵以图光复。”宋钦宗见局势危急也很想这么办。开封府尹何栗入见，听说此事，就引苏轼关于“周朝之失计，莫如东迁”的论断，竭力劝阻。宋钦宗才又回心转意，跺着脚说： “朕今日当死守社稷，决不远避了! ”
宋钦宗天天都骑着马，艰难地在泥淖冰雪之中穿街过巷，视察战况。汴京军民见唐恪跟在后面，怒不可遏，拥上前来揪住他又打又骂。吓得唐恪屁滚尿流，策马乱窜。回到家中再也不敢出门，只是接连上书求去。
御史胡舜陟再三上疏弹劾其罪，说： “唐恪智虑短浅，猥琐无能，对于军国重事毫无建明，只知一味求和丧权误国，或结交内侍，图宠固位。现在他已是罪恶昭彰，天怒人怨，不可再备位宰辅，滥竽充数!”
闰十一月初一日，唐恪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总计任相只有3个月零11天。
二十五日，金兵攻破宣化门，占据城垣。三十日，宋钦宗被迫亲自出城向金兵乞和。唐恪闻讯，十分紧张，说： “失策啊、失策啊，只怕皇上此去，再也回不来了!”十二月初二日傍晚，宋钦宗被放回，百姓夹道山呼，男女老幼以手掬土为他填塞雪淖，铺平道路。唐恪也跑出来跪在路旁泥水中迎接，并想随着入宫陛见，被何栗阻止。
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宋钦宗又被金兵招出城去，唐恪说： “一次已经过份了，岂能再去?”这时金兵宣布废除徽宗、钦宗二帝，逼迫百官拥立张邦昌为帝。
二月二十三日，唐恪随百官在推戴张邦昌的状子上签了名。他怀着无法形容的负罪感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把儿子们叫到眼前，声泪俱下地说： “我当大臣，却把国家弄到了这种地步，有何面目苟活人间?!”说罢，仰头食砒霜而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