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五年(1145)，建州政和县(今属福建)大小官员及乡绅名士恭立于城门外，迎接新任知县。

新任知县姓汤名思退，字进之，处州(今浙江丽水)人。顾名思义，“思退”，知激流勇退也; 而字曰“进之”，则又反是。一退一进，汤思退以此作为处世之道。何时何处退，何时何处进，皆视他个人利益为转移。他灵活地进退，终于博得了功名富贵。

在政和任职不久，汤思退赴临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这是由皇帝亲考的制科之一种，考拔博学能文之士。汤思退考中，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职司校勘典籍讹误。

此时的南宋小朝廷由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权。朝中大臣分成两派，党附秦桧的，对咄咄逼人的金兵一味地妥协退让;主战派则反对偏安，要求兴兵北进，恢复失地。两派犹若水火，争斗不已。汤思退明白，在两派之间他必须有所选择。权衡利弊得失，他倒向了秦桧一边，并很快博得了秦桧的赏识，数年间便爬上了礼部侍郎的高位。仕途上的得意使他更加死心踏地效忠秦桧，被秦桧倚为心腹。绍兴二十五年(1155)，汤思退由礼部侍郎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参知政事。

就在汤思退依靠秦桧而名位日进之时，秦桧则已开始病入膏肓，一天，秦桧将董德元和汤思退两个得力党徒召进自己的卧室，密嘱完事后，又各赠黄金千两。面对黄金，两人各怀思虑： 董德元害怕不接受会被秦桧认为他把自己划为圈外之人而收下了赠金; 汤思退则怕一旦接受会被秦桧认为自己期望他快死而不敢收赠金。此事传出，外人不明内情，大家都以汤思退不收赠金而认为他不是秦桧党羽。由此，汤思退又深得高宗信任并大加重用。二十六年(1156)，他升为知枢密院事，第二年，拜尚书右仆射，二十九年(1159)，进左仆射。汤思退虽因不受秦桧赠金而被高宗信用，但是，他与秦桧的关系及其人品，实则人人皆知，进左仆射后，仍以妥协求和，排挤贤能为能事， 不久， 便激起人们的一片谴责之声。绍兴三十年(1160)，侍御史陈俊卿上疏指斥汤思退“挟巧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况且，汤思退先前之所以不断得到晋升，全都是凭秦桧的提拔。”看到陈俊卿的疏奏，高宗亦感到汤思退自任相以来，其言其行如出秦桧，不仅未能很好地处理国政，反而时常招来指责，最后，权衡利弊，而将其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奉祠。

隆兴元年(1163)四月，即位不久的孝宗召见枢密使张浚，询问恢复大计，并在张浚的组织下发动了一次北伐。但是，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加上个别将军作战不力，致使整个战局由开始的初步胜利逐渐陷入被动，直至符离一战，宋军溃败，张浚复起后所组织的第一次北伐失败了。

符离战败，张浚上疏待罪。这时，孝宗也在主和派官员的一片议论声中动摇了。七月，孝宗重新起用汤思退为右相，并让其主持与金人的议和。汤思退任职后立即延揽同党，排斥主战将领。致使张浚屡遭弹劾，终被贬官。其他主战大臣也纷纷去职。其间，虽有谏议大夫王大宝等上疏弹劾汤思退，但孝宗求和心意已定，仍对汤思退任用不移。这时，金帅纥石烈志宁挟符离战胜之威，致书三省和枢密院，要求南宋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之地。朝廷决定派使议和。

八月，汤思退派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江北议和，临行前，孝宗耳提面命，反复叮嘱无论如何不得答应割让四郡。然而，身为宰相的汤思退为安抚金人，使其不再南犯，竟暗中授意卢仲贤满足金人的一切条件。卢仲贤来到宿州，金人威逼利诱，定要四郡，卢仲贤怕丢性命，不敢据理力争，便暂时答应并说要回去再向皇帝秉命。卢仲贤拿着金人再给三省和枢密院的信回来报告议和情况，并极力夸张金人威势，意在胁迫朝廷，但是，无论怎么说，孝宗仍是不愿这样屈辱地割地求和。面对孝宗的固执，汤思退急忙奏请再以吏部侍郎王之望为通问使，以知閤门事龙大渊为副通问使出使金营。王之望与龙大渊都是秦桧余党，王之望一贯主张保守江南，反对北征。汤思退派其出使，用意明显，结果也可想而知，因而遭到抗战派官员的坚决反对。右正言陈良翰说： “前使已经辱命，宰执不思悔过，再次派使割地。这样，金人不折一兵就能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行。”张浚此时贬官扬州，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让其儿子张栻入奏卢仲贤辱国无状，不能再割四郡。孝宗在这一片谴责声中有所悔悟，命将卢仲贤下大理追究罪责，并派使臣告诉金人，四郡不可割，如再坚持，则不议和。十二月，汤思退任左相，张浚被召回，拜右相。

隆兴二年(1164)，张浚又上疏极言不可与金人议和，并请孝宗巡幸建康，以图再次进兵北伐。孝宗下诏荆、襄、川、陕加强防务，流放卢仲贤，“从此专务恢复”。孝宗态度的明显转变，使汤思退心中惶恐，他怕自己的求和计划毁于一旦。于是便想抬出太上皇来压服孝宗，他借口和议是国家大计，应先禀明高宗，然后再做决定。孝宗听后，愤怒地斥责道： “金人如此无礼，你还要议和。今天的形势与秦桧时不同了，但是你的议论却连秦桧都不如。”受到孝宗的训斥，汤思退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恼羞成怒，把这些全都归罪于张浚而伺机报复。

张浚重新任相后，为加强备战，即刻赶往江、淮视师。汤思退抓住这个时机，指使其党羽王之望、龙大渊等奏称眼下兵少粮乏，舰船、器械准备不足，反对再次备战北伐，并借他人之口说以四万之众守泗州，不是长久之计。其他党羽也一起推波助澜，大肆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币。在汤思退等人的一再煽惑下，本来就信心不足的孝宗再次动摇。他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锄去张浚后，汤思退又怂勇孝宗命虞允文放弃唐、邓两郡，虞允文拒不受诏，被解除职务。此后，汤思退为使南宋朝野彻底打消抗战念头，竟置国防于不顾，下令解散张浚在两淮筹建的万弩营，停修海船，拆除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泗两郡守军，以此来向金人作出求和的姿态。为了排除抗金主战派的阻挠，汤思退又指使其党羽兴起大狱，将不肯解除边备、放弃四郡的将领二十多人下狱治罪。

张浚罢相后，孝宗便被包围在一群主和者之中，不久，汤思退正式答应了金人的议和条件。

汤思退自从执政后，对金人一贯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常常干出一些欺君罔上的事来。早在高宗时，为求上悦，他就经常作假。一次，高宗独坐寝殿，向他问道： “卿是处州人，处州有什么奇异的东西吗?”汤思退顺口答道： “臣的家乡有一石僧，僧旁石上有诗云：‘云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独立几经春。有人若问西来意，默默无言总是真。’”其实，汤思退的家乡有一石僧是实，但所谓题诗则纯是汤思退为让高宗新奇高兴而编出来的，为了不露马脚，汤思退连夜派人回处州，在石僧旁刻诗，由此可见其品行之劣，而对他几次三番地陷害忠良，蛊惑人心也就不足称奇了。

就在孝宗在汤思退的煽动下答应割地之时，金人已得知南宋主战将领大臣被罢免无几。尤其是张浚的去职，更使金人无所顾忌。他们动辄用兵，杀戮无度。面对金人的步步紧逼，孝宗感到自己虽一再退让，却仍不能得到金人的回报，内心不免对答应割地有些悔意。汤思退从孝宗的言谈中察觉后，唯恐皇上再次动摇，而使自己苦心经营的议和中途泡汤，便暗中请求金人以重兵渡淮，对南宋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孝宗接受议和条件。孝宗得知北面金兵的行动后，立即命令建康都统王彦等加强防御，准备抗击，同时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宋军。此时，汤思退真有弄巧成拙之感。他本想以金军的行动来促使孝宗尽快签定和约，没想到孝宗却下令备战。他生怕一旦两军交战，不仅议和彻底破产，而且金人必然怪罪自己。因此，对于孝宗的命令，汤思退以种种借口，辞而不行。而金人则趁机渡过淮河，迅速占领了濠州、滁州，再次饮马长江。消息传至朝廷，一时群情激愤，反对议和的人们纷纷揭露指责汤思退急于求和、擅撤防备之罪。孝宗一怒之下，罢其相位，责居永州。

汤思退被罢相后，太学生张观等72人仍继续上书，指责汤思退、王之望、尹穑等奸邪误国、勾结敌人，招致金人再度南侵，罪大恶极，应当斩首。

汤思退离开京师后，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议和之事终成泡影，自己又落得个罢职流放的下场，因而一路忧郁，精神不振。经过相州时，又听到国人的唾骂和太学生请斩的消息，心惊胆战，随即忧吓而死。

汤思退死后，朝中主战派又略占上风，南宋军在前线也小有胜利，然而，被汤思退破坏殆尽的边备实在不堪金军一击，不得已，南宋只得再派使赴金，屈辱求和。而金人却在既得海、泗、唐、邓之后，再度索要商、秦两地。金人之所以敢于血口大开，不能不说是汤思退一伙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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