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纲，字伯纪，原籍邵武军邵武县(今福建邵武)，自祖父起迁居无锡，遂为无锡人。他出身于仕宦家庭，父李夔以进士起家，为当时名卿，官至龙图阁待制。李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勤奋好学，精通诗赋，才气远近闻名。更可贵的是李纲自幼有大志，从少年时就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一言一行必遵法度，颇得长辈们的赏识。李纲父亲的好友，北宋一朝著名的谏臣陈瓘也曾断言，李纲日后必成大器。
李纲22岁时进太原读书。北宋政和二年(1112)到京城开封参加廷试，高中进士，时年31岁。授官承务郎。5年后，进宫太常少卿，掌管朝廷礼乐和祭祀。
李纲步入仕途之时，正是北宋末年国势衰微之日，宋徽宗政治上昏庸无能，在生活上荒淫无度。他最宠信的人是蔡京、朱勔、王黼及宦官李邦彦、童贯、梁师成等六人。六贼沆瀣一气，在朝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得朝臣人人自危，不敢多言。而李纲却不顾个人得失，不管自己位卑言轻，几次上疏向皇帝谈论政治弊端，要求改革朝政，他借京师发生水灾，上了一篇题为《论水灾事乞对奏状》的折子，指出大水袭来漂浸民居，权臣宦官们本应竭智效力，捐躯报国救民于灾难之中，然而水灾过去数日，灾民却迟迟得不到救济。他抨击当权大臣不恤民情，视民命如草芥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久，李纲又上疏指陈时政，他劝告徽宗不应一味享乐，而应积极采取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他提出应减免当年赋税，赈济灾民，停止害民之举，严惩水灾中玩忽职守的官员，把他们以正典刑，另外提拔一些关心人民疾苦的有识之士。两次上疏击中朝政要害，触痛把持朝政的权臣，李纲很快遭到报复打击。蔡京指责他“所论不当”，宣布将李纲降职，贬到南泉州的沙县(今福建沙县)去当一个管理税务的小官。
然而，李纲的两次上书，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赞赏，引起极大反响。谏官陈瓘对李纲大为赞扬，把他比作刚直不阿的狄仁杰，这个美誉对晚辈李纲是个极大的推举和爱重，李纲因此而名扬天下。宣和七年(1125)三月，朝廷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恢复了李纲太常少卿的官职。
二
宣和七年(1125)十月，女真金国背弃了和北宋的军事盟约，在灭辽之后，借口宋朝招纳金朝叛将，派兵进攻北京。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西京进攻太原，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从平州(河北卢龙)进攻燕京。二军约期在北宋的京城汴京会师。金兵西路在十二月中旬到达太原城下，张孝纯率领全城几十万军民坚守城池，英勇作战，暂时阻挡了西路金兵的南下。东路金兵却陆续攻下了檀州(今北京密云)和蓟州(今河北蓟县)，很快打到了燕京。十二月初，燕京守将郭药师不战而降，并且替金军作向导，使金军得以长驱南下，很快渡过黄河，直指东京。
警报象雪片般飞到东京，北宋朝廷一片混乱。平时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大官们，这时吓得没有一点主意，有的想逃走，有的准备投降。宋徽宗吓慌了，急忙下了“罪己诏”承认自己任用奸臣，听从妄议，兴作事端，蠹耗邦财，请求百姓三军起兵救皇帝，他根本没想如何部置抗击金兵，只想如何躲过这场大祸。因此，他一直找机会逃命。情急中召来朝廷文武大臣，商量对付危局的办法。
朝中大臣早看出徽宗的意图，个个唯唯诺诺，不敢仗义执言。日聚都堂，茫然无策。身为太府少卿的李纲毅然挺身而出，一连上疏数次，指出如今御敌的根本办法是收整人心，增加军事储备，消弭民怨、任用真正忧国之士，上下团结，共赴国难。他还向徽宗提出了十条具体抗金建议。
此时昏庸无能的徽宗无意领导军民抗敌救国，匆忙禅位于其子赵桓(即宋钦宗)。钦宗即位没几天，金军右副元帅斡离不已率军逼近东京近郊，李纲受召入对，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从此，李纲被推到战争第一线，成为抗金重要将领。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二，宗望的军队攻破浚州(今河南浚县)，防守黄河北岸的宦官梁方平率禁军逃走，南岸士兵见主帅已逃，也纷纷溃散。正月初三，金兵渡过黄河。消息报到京城，徽宗和蔡京、童贯等人慌忙带领二万军队逃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去了。钦宗预感到京城难守，偷偷地安排了车驾兵卫，也想逃之夭夭。未及起驾，恰被李纲发现，经再三请求，方退回朝中。李纲看到形势非常危急，坚持要求立即面君奏事。李纲和想逃跑的大官僚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宰相白时中说： “金人兵力强大，京城那里守得住?”宦官陈良弼也认为东京城里兵器太少，决不可能久守。李纲驳斥他们说： “天下的城池，有哪个及得上京城这样坚固的?你们说京城无法守住，那么天下便没有可以防守的城池了。”白时中被他义正词严的话驳得哑口无言。李纲接着向钦宗分析了形势。他说：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立即整顿好京城的兵马，做好出战的准备，同时号召城里的百姓齐心协力防守城池，等到各地援军到来，就可以进行反攻了”。钦宗见李纲态度十分坚决，才开始倾向于守城，下命令叫各地的将领带兵“勤王”，来保卫京师。
钦宗问李纲： “依你的看法，谁能担当守城的责任呢?”李纲说： “朝廷平时拿俸禄来供养大臣，正是为了国家有危难的时候要他们替国家出力。白时中和李邦彦应该担负起守城抗敌的责任!”白时中听了李纲的话，又急又怕，赶忙推卸自己的责任，他气急败坏地说： “李纲，你敢领兵出战吗?”他本想这么一问会吓倒李纲，不料李纲从容回答： “如果陛下不以为我没有能力的话，我愿意拼死守住京城”。于是，钦宗当面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让他担负起保卫京师的使命。
尽管李纲反复劝说钦宗留守京城，和广大军民共抗金兵。可是当晚钦宗还是偷偷准备好逃跑时用的车辆，决意逃离东京。第二天，李纲在上朝的时候，看到护送皇帝逃跑的禁军已经整好队伍，钦宗正要上车，李纲看到靠他一个人难留住这个贪生怕死的皇帝，于是他大声问那些士兵： “你们愿意守城还是愿意逃跑?”大家齐声说： “我们情愿拚死守卫京城!”李纲借机对钦宗说： “士兵们的父母妻儿都在京城，他们情愿死守，如果让他们离开，万一中途分散了，谁来保护陛下呢?金兵知道陛下没有走远，一定会派骑兵追赶，到那时谁来抵御追敌呢?”这一席话才把钦宗说动，他想与其中途被金兵追上，还不如守在京城安全些，这才决定不走了。李纲立即下令，凡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钦宗又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负责守城的军事任务。
李纲雷厉风行，在三日之内，修葺了城楼河防，并在城墙上安置了大炮、弓箭、擂木、砖石等攻击敌人的兵器。他又把前后左右四军中的前军布置在通津门外的通丰仓，后军守在朝阳门外的樊家冈，左右两军和中军留在城内，当作援军，作好了守城部署。
正月初七，金兵攻到东京城下。第二天，出动几十只火船，对东京城的宣泽门发动攻势。李纲亲自督战，派2000士兵用挠钩把金兵火船钩住。城上用大石块向船上投掷，被打死的金兵有100多人。金兵第二次攻城，李纲和士兵们英勇作战，用猛烈的炮火和弓箭将敌人压下城墙。金兵知道东京不易攻克，就改变策略，胁迫钦宗议和。
廷议时，李邦彦认为兵弱将寡，主张割地求和。李纲则主张激励将士，誓死抵抗。钦宗采纳李邦彦的意见准备议和。李纲请求出使金营，钦宗怕李纲刚直不屈，得罪金人，派柔懦的李棁赴金营议和。金人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 索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绸缎100万匹; 割让太原、河间(今河北河间)、中山(今河北定县)三镇给金国; 北宋的亲王和宰相必须到金营去当履行条约的人质。对此，钦宗准备全部接受，李纲坚决反对与金国订立如此屈辱的和约。他力争道：“给金人这么多金银，就是把天下财富都拿来也不够，何况一个京城?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边防重地，怎能割让?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敌人往返谈判，拖延时间，等候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就可以反击，金兵只有60000人，孤军深入，粮草不济，不可能长久坚持，等他们撤退渡黄河时，派军突然袭击，一定能取得胜利。”
但是钦宗和一些主和大臣根本听不进李纲的意见，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金国的条件。
自从东京被围后，各地援军都纷纷赶来保卫京城，各地勤王军云集京师周围，总数达20万。形势变得对金人不利。李纲要钦宗给他统一指挥各路援军的权力。钦宗不听，另设置一个宣抚使，命令种师道担任宣抚使，姚平仲为都统制，统率各路援军，和李纲统帅的军队分开作战。这样就分散和减弱了抗金力量。在对敌作战策略上，首领们发生分歧，李纲和种师道主张“坚壁勿战”，等敌军粮尽北还时，“半渡而击之”。而姚平仲却主张速战速决，他率10000人夜袭金营，不期密谋泄露，金人先有戒备，姚平仲偷袭失败。李纲率军驰援，与金兵大战于幕天坡，得胜退敌。
夜袭失利，给投降派找到了打击抗战派的借口，宰相李邦彦把责任全部推诿给李纲。钦宗当即把李纲和种师道一起革职，以讨好金人，又任蔡懋为行营使，代替李纲守城。蔡懋是个投降派，他一上任立即下令禁止守城士兵向金兵放箭投石，引起了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
二月初五，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几百人，到宣德门去向钦宗请愿。强烈要求朝廷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原职、坚持抗战，罢免李邦彦、白时中等人。一时响应者达数万人，把街道都阻塞了。愤怒的群众冲入皇宫，打死内侍数十人。李邦彦退朝出宫，军民们一面用石子扔他，一面痛骂他，吓得他逃进宫去。在京师人民爱国抗金浪潮冲击下，钦宗只好宣布重新起用李纲和种师道，并立即召他们入宫，恢复李纲尚书右丞的职务，同时加命他为京城四壁守御史。群众看见李纲和种师道进了宫，才欢呼而散。
李纲在京师人民的支持下，重新担负起守城的任务。他立即命令恢复开封各项城防设施，当夜发霹雳炮以击金兵。宗望得知李纲复职，又看勤王军势力越来越大，就不等收足金银，匆匆退兵了。东京就这样解围了。
东京解围，北宋统治者认为从此太平无事，徽宗还宫，又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投降派控制了朝廷，千方百计找机会排挤、陷害李纲和种师道。
这时，宋军在河东被金兵击败，种师道正以老病告归，投降派耿南仲随即提出让李纲代替种师道为宣抚使，名曰总兵，实际将他排挤出朝。李纲退朝之后就生起病来，坚决要求致仕，连上十几道奏章，都被宋钦宗驳回。一些台谏官如陈过庭等都向宋钦宗进言说李纲不应离开朝廷，钦宗竟认为这是替大臣游说，将诸人贬官。耿南仲又挑拨说二月五日那场百姓骚闹事件就是李纲指使出来的，钦宗信以为真，对李纲更加不满，他在一道御批中写了“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大臣专权，浸不可长”，不点名地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跋扈。有人对李纲说： “你还不明白为何遣行的意思吗?这不是为了边事，而是乘机赶你走罢了。你若再坚卧不起，谗言将会更多，皇上喜怒不测，奈何?”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也写了“杜邮”二字送给李纲。杜邮原是古地名，又称杜邮亭，在今陕西咸阳。战国时秦昭王遣名将白起不得留咸阳，白起出咸阳十里到了杜邮亭，秦王又使人赐剑让他自裁，白起遂引剑自杀。后人常用杜邮作为大臣遭受疑忌被杀的典故。李纲见字，吓得汗流浃背，只好惶恐受命。七月，李纲来到河东前线，要兵没兵，要钱无钱，各路军队自受朝廷指挥，进退自主，对李纲的命令置之不理，结果自然是败仗一场。八月，李纲被调知扬州，接着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痛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押赴建昌军安置。
靖康元年秋，金军第二次南下，两路重兵再次包围东京，钦宗不得不重新起用李纲领开封府事。但为时已晚，不等李纲赶到，汴京已于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陷落。翌年春，金人掳徽、钦二帝北去，汴京被抢劫一空，北宋灭亡。
三
还在开封被围之时，康王赵构就在相州(今河南安阳)设立了大元帅府。他这个所谓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实际和光杆司令差不多，手下既无可用之人，也少可战之兵。面对遍地金兵，他迫不急待地需要扩充势力作为保命的依靠。他听说李纲正率领湖南的勤王兵已从长沙出发入援京师，便写信给李纲说：“如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应当投袂而起，以合苍生之望。”
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李纲还在为北宋的灭亡痛心疾首，不可自拔，忽闻宋朝重建，顿时欣喜若狂，仿佛从万丈阴霾中又看到了一片光明，庆幸自己又可以做一个大宋子民了。
既然当了皇帝，就需建立朝廷。宋高宗数来算去，原先朝廷中的文武百官都已被金兵俘虏北去，剩下的职位最高、威望最重的便首推李纲了。尽管此人性格倔犟、桀傲难驯，不像黄潜善、汪伯彦那么讨人喜欢，但当此国祚重开，局势颠危之际，要号召天下，支撑颓局，宰相一职仍恐非李纲莫属。遂诏拜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差人催促他赴南京就职。
但诏命刚一宣布，一班死心塌地要议和投降的朝臣就炸了窝。御史中丞颜歧接连上了5道奏章竭力反对，说什么： “张邦昌向来被金人喜欢，虽然他已拜为三公，封为郡王，仍应当宰相主持朝政。李纲素来招金人讨厌，即使已经命相，也应趁他未到而罢之。”宋高宗阴沉着脸说： “像朕之即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喜欢的。”颜歧语塞而退，但他仍暗中遣人把自己的奏章送给李纲，阴谋把他挡回去。
李纲走在路上，心情复杂极了。他多么想为大宋朝的恢复和中兴尽一点力啊，哪里是冲着宰相的职位而来?山河破碎到如此地步，朝廷上弥漫的仍然是竭力讨好金人的论调，他人还未到，弹劾的奏疏就已连篇累牍，国事真如覆水难收了吗?一想到这里，他就仿佛又回到了靖康朝廷，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一般沉重。然而，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国为民，死且不避，何计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还是驱使他加快了脚步。
六月一日，李纲风尘仆仆赶到南京。见到宋高宗，李纲悲喜交加，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五尺汉子竟呜咽着哭了起来。情绪稍定，李纲擦干眼泪，说： “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我朝不悟，一切堕其计中。幸赖天命未改，陛下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政治，外攘贼寇，恢复故土，中兴祖业，正是陛下和宰相的责任。但臣却才疏学浅，难以实现陛下的厚望，还是请陛下收回成命吧。况且臣在途中，有人就说臣招金人讨厌，不当任相。像臣这种愚蠢的人，只知有宋，不知有金，当然要招致嫌厌了! 但如果说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若说被金人所恶而不当为相，则臣万万不能答应!”遂坚决要求辞职。宋高宗为安抚李纲，罢了颜歧的官，但李纲仍力辞不已。宋高宗显出十分诚恳的模样说： “朕早就知道你的忠义智略，现在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朕不相你又相何人?你还是不要再推辞了吧。”李纲无奈，只得顿首泣谢。他的脚下又是一条崎岖坎坷满布荆棘之路。
当夜，李纲不顾旅途劳顿，连夜起草奏疏，提出了10条施政纲领即著名的“十议”： 第一，议国是，确定先自修内政，加强守御，然后大举恢复的国策; 第二，议巡幸，皇帝驻跸之地，当以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即今南京)最下; 第三，议赦令，按祖宗之制重颁登极赦令; 第四，议僭逆，判处叛逆张邦昌死刑，垂诫万世; 第五，议伪命，凡开封城破后接受张邦昌伪楚官职者一律定罪惩办; 第六，议战，严明军纪，信赏必罚，鼓舞士气; 第七，议守，沿黄河、淮河部署军队，扼守要冲，防敌再侵; 第八，议本政，军国政事一归中书，防止政出多门; 第九，议久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久而任之，以责成功; 第十，议修德，皇帝应修孝悌恭俭之德，以符天下之望。
次日早朝，李纲奏上“十议”，宋高宗粗略一看，就饬令朝臣讨论，但提笔删去了议僭逆、伪命两条。当初开封城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扣押，金兵另立投降派太宰张邦昌为帝，国号楚，一大帮原先是宋朝官员转眼成了伪楚大臣。张邦昌及其臣僚们都应属于汉奸、民族罪人，这本是钢打铁铸的事实! 然而，在这个关乎宋朝国统的极其严肃而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昏聩懦弱的宋高宗却不仅始终不敢旗帜鲜明地向张邦昌等人兴师问罪，反而在张邦昌等人畏于公议民心投奔到他的门下时，认为张邦昌是知时达变，保护了宋朝社稷的有功之臣，而将他封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这真是黑白颠倒、忠奸不分、荒唐糊涂到了极点!
所以李纲顿时火冒三丈，义愤填膺地质问道： 张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恶极，朝廷不仅不正其罪，反而又尊又崇，此何理也?! 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却尊崇僭逆之臣，示之四方，天下将忠心于谁?! 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叛不得其罪，忠不获其赏，将何以砥励天下士大夫之气节?! 将来还有何人会为大宋尽节效命?!
李纲质问得如此尖锐犀利、一针见血，宋高宗却依然昏聩不悟，他征求宠臣黄潜善的意见，黄潜善说： “张邦昌是被金人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宋高宗又扭头问尚书右丞吕好问：“围城时你也在里边，认为如何?”吕好问耍猾头说： “张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如今既已在朝，还是请陛下裁处吧。”
李纲看着宋高宗这种三锥子扎不出点血来的窝囊样，倍感寒心，越发怒不可遏，跺着地厉声喝道： “陛下难道要留张邦昌在朝，让道路之人指着说： ‘此亦一天子’不成?!”说罢，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急得涕泪横流，声音嘶哑着说： “臣决不与叛逆同班! 陛下必欲用张邦昌，就请先罢臣好了!”站在宋高宗御座旁边的宫女内侍们都被李纲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直到这时，宋高宗才同意下诏将张邦昌谪居潭州，吴幵、莫俦等伪命之臣也都降谪有差。李纲又说： “近世的士大夫大多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能仗义死节者，在内只有李若水，在外只有霍安国，这些难得的忠义之士，请陛下优加赠恤。”宋高宗也表示同意。
第一个回合的斗争，李纲算是勉强取得了胜利。
南宋小朝廷草创伊始，面对的是百废待举的一大堆烂摊子，如何才能救亡图存、中兴社稷?李纲忧心如焚，殚精竭虑。他绝不是一个只知感情用事，一味蛮干的人，经过一番审时度势、深思熟虑，他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对河北、河东的控制。
他上书详细分析说： 当今国势与靖康年间相比，虽说差得很远，但并不是无可作为。河北、河东向来是国之屏蔽，料理得法，则中原可依，东南可安。河东有7州陷落，余郡犹存;河北所失，不过真定、怀、卫、濬四州而已，其余20余郡，皆为朝廷所守。两路的士民兵将忠于大宋，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为首领，奋起抗金，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若不乘此机会及时置司遣使对他们大加抚慰，分兵以援其缓急，只恐他们粮尽力疲会坐受金兵之困。即使他们心怀忠义，在援兵不至、危迫无告的情况下，只怕也会愤怨朝廷。万一他们被金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不仅朝廷藩篱尽失，金人的力量也会由此增强。因此河北、河东实关乎国之存亡的大局。
宋高宗览疏，觉着有点道理，便问谁可任用，李纲推荐了张所和傅亮。张所曾在北宋任监察御史，靖康围城时，他持朝廷蜡丸书潜往河北募兵勤王，百姓群起响应，应募者达17万余人，声震河北。傅亮出身行伍，有勇有谋，围城时，他领兵30000勤王，屡立战功。宋高宗遂诏授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接着，李纲又荐举老将宗泽为开封知府，后升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
为了切实增强朝廷的军事力量，李纲精心设计了一套新的军法。首先对现有军队进行新的编制，令5人为伍，设伍长;25人为甲，设甲正; 100人为队，设队将; 500人为部，设部将; 2500人为军，设统制官。凡御营诸司之兵及新招募的兵卒，都按新编制进行训练，各级长官佩牌1枚，凡有所调动使令，皆按牌以遣。为严明军纪，李纲在三省和枢密院设置了赏功司，凡受贿乞取者一律按军法惩处; 遇敌溃逃者，斩; 开小差当盗贼者，诛及家属。总计他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措施，凡数十条。
李纲仓猝之间采取的上述措施，很快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河北、河东西路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到招抚司和经制司的麾下，力量迅速增强，不断地有破敌捷报送达朝廷，失陷州郡的金人守兵纷纷北撤。宗泽到开封后，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楼等防御设备，招抚和改编抗金的义军，开封形势迅速好转。在山东、淮南、襄汉等地劫掠的散兵游勇，也被李纲派兵一一讨平。
七月十二日，李纲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起初，凡事经过李纲力争，宋高宗对李纲的意见勉强还能采纳。但宋高宗是个死不改悔的投降派，又是一个畏金如虎的“常跑元帅”。在战和去的问题上，他和李纲有着根本的分歧，李纲又刚直不阿，桀倔不驯，这就必然招致宋高宗对他的强烈不满乃至决裂。很快，宋高宗对李纲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李纲所上的奏疏宋高宗大都扣起来置若罔闻，有时李纲反复据理力争，宋高宗仍故意作梗，百般刁难。朝廷上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一班佞臣更是乘机对李纲冷嘲热讽，挖苦讥笑。
李纲曾连上三疏奏请募兵、买马、募民出财以助军费。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大笑，对虞部员外郎张浚说： “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张浚问怎么讲，宋齐愈说： “民财不可尽括; 西北之马不易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 至于兵数，若每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用从哪里来?”结果，在这帮人的挑唆下，宋高宗将李纲的3个建议全部否定，只下了令陕西每州买马百匹的一纸空文。
宋高宗是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在当时他头脑中唯一的大事就是保命，为了逃命，什么江山社稷、什么皇帝威仪，他都可以抛开不管。虽然经过李纲等人的惨淡经营各方局势有了一定好转。但他仍觉着中原离金国太近，太不安全，便紧锣密鼓地和黄潜善、汪伯彦策划南逃，并在朝廷上宣布了要到东南去避敌的诏令。
对宋高宗的逃跑政策，李纲一直坚决反对，这时更挺身而出力陈己见： “臣曾经说过御驾巡幸之所，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陛下即使不能实行上策，还可以到荆襄、南阳去，表示不忘故都，维系天下之心。否则，中原将非我有，天下之势也将覆而不振。陛下上个月还曾降诏发誓决不离开中原的，为何墨迹未干就遽失大信于天下! ?”宋高宗只好表示暂不去东南，改去南阳，但心里更觉着李纲碍手碍脚。
为了达到逃跑的目的，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竟然公开捣鬼，破坏河北、河东的抗金，李纲与他们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张所的河北招抚司原设在开封，张所奏请移至北京(今河北大名)，等措置有绪就渡河北上。黄潜善的党羽北京留守张益谦造谣说招抚司扰民，还说自从设置了招抚司，河北盗贼闹得更厉害了。李纲愤然反驳： “张所还留在汴京，张益谦如何知道他扰民?河北之民无所归依，聚而为盗，岂是设招抚司以后才有的?”黄、汪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诬称傅亮兵少，不可渡河。李纲对宋高宗说： “招抚司、经制司都是臣建议设立的，张所、傅亮又是臣荐用的。现在黄、汪整治他们二人，实质就是要整治臣。臣每每鉴于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都与黄、汪议而后行，但二人竟是如此用心，望陛下明察。”但宋高宗还是下诏撤销了河东经制司，将傅亮召回南京。李纲怒不可遏，说： “陛下一定要罢傅亮，就请把御笔手诏交给黄潜善去施行吧，臣乞归田里!”宋高宗假意安慰说： “你所争的都是小事，何必这样呢。”李纲说： “如今最急需的人才就是将帅，怎么会是小事呢? 臣前日在议论巡幸时，与汪、黄有争执，他们自然要嫉恨臣。但臣也是南方人，难道就不愿陛下南去自图安便吗?只是想到一离中原，必后患无穷。臣恳求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不要因臣离职而改变留守中原之议。臣虽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 ”对宋高宗这个自私、偏狭、懦弱、昏庸的皇帝，李纲的心凉了，他一咬牙，抹了一把满脸的伤心泪，拜辞而退。宋高宗望着他颤巍巍离去的背影，鼻子里直冒冷气，心想，终于要踢开了你这块讨厌的拌脚石了!。
正巧，宋齐愈因靖康年间通敌拥立张邦昌的丑行被揭露出来斩于东市，新任御史张浚便借此上书诬说李纲是怀私忿而杀侍从，并弹劾李纲买马招兵是误国扰民。
八月二十日，宋高宗乘机将李纲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提举洞霄宫，随后又贬知鄂州(今湖北武汉)。李纲任相累计只有75天。
李纲被罢，在朝野上下激起了强烈反响，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极论“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被残酷杀害。尚书右丞许翰说李纲忠义，舍之无以佐中兴，慨然求去。
自李纲被罢，傅亮因母亲生病而辞职，张所被治罪，河北招抚司被撤销，凡李纲苦心经营的军民之政，一概被废罢。宋高宗轻舟快马逃往东南，两河郡县相继沦陷，淮河以北尽为异域。
四
绍兴二年(1132)，被金兵打得从陆地到海上犹如丧家之犬一般流浪了几年的宋高宗，觉着需要有人替他抵挡一下金兵时，忽然想起了李纲，便恢复其观文殿学士之职，命他出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这时湖湘一带遍地都是从中原流落而来的难民溃卒，他们生活无着，只得群聚为盗，不可胜计，多者至数万人。李纲上任后，调兵遣将，连征讨带招抚很快平定下来。接着上书说： “荆湖位于国之上游，其地数千里，诸葛亮曾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荆湘一带应屯驻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以便逐渐恢复中原。”但这道奏疏一送达朝廷，就遭到谏官徐俯、刘斐等人的弹劾，说李纲居心叵测，莫非是想坐大自重，扩充自己的势力吗?于是一道诏书发来，李纲被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
自古英雄，大概都属于悲剧性的角色。自从李纲挺身而出投身抗金的那一天起，他既以刚直不阿、忧国忧君、公而忘私的浩然正气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但同时，皇帝的猜忌嫌厌，大臣的诬陷诋毁，也像鬼影一样紧紧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使他在殚精竭虑于对抗外敌的当儿，不得不心力交瘁于与这些明里暗里的疑忌和毁谤徒手肉搏。他无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铮铮铁汉，但面对这些含沙射影的无端谗陷，他除了怒发冲冠、明志强辩之外，并无更有力的自卫武器，因而常常被整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几度地倒下、爬起、再倒下。为此，他也曾经寒心过、意冷过，然而，他仿佛一个遭受了母亲无数次呵斥和笞挞，临了却仍然噭噭焉挽着母亲的裳裾，追随她、依恋她的孩子一样，始终排遣不开他那忧君报国的眷眷情结。
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痴迷，使得他在以后几年，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每逢朝廷遇到什么事端或有什么活动，都要上书献计献策，却不在乎朝廷对这些计策是听或不听。
绍兴四年冬，金兵与伪齐军队联合来攻，当时正以提举西京崇福宫的闲差靠边站的李纲呈上了防御三策。五年，宋高宗降诏广泛征求关于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良策，李纲洋洋洒洒上了数千言，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从形势分析到具体措施十分详尽。六年，朝廷议大举北伐，李纲又说今日用兵之失者有四，措置未尽善者有五，应预备者有三，当善后者有二。……瞧他那认真劲、投入劲，似乎他并非一个被摒居江湖之远的封疆僚吏或是被革职赋闲的“罪官”，而俨然是运筹帏幄、掌握庙算的宰辅大臣一般。
然而，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和秦桧联合上演的乞和丑剧，终于打破了李纲对宋高宗的钟情和幻想。这年十二月，秦桧代表宋高宗跪拜接受了金国诏书，南宋代替伪齐成为金的属国，向金称臣，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这之前，李纲闻讯，曾以激烈的言辞上书反对，却丝毫于事无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呕心呖血为之奋斗呼吁十几年的抗金大业白白断送，李纲的心在滴血! 而且滴走的是满腔的热血和激情，换上的却是满腔的惆怅和悲愤。
绍兴九年(1139)，宋高宗要起用李纲再任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被他断然拒绝。绍兴十年(1140)正月，李纲溘然长逝，年仅5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