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致使国力日弱。在金人的南侵面前，统治者不敢抵抗，只知一味求和，这种软弱的表现，更使金人侵吞中原的野心恶性膨胀。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进犯，宋徽宗赵佶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为保活命，仓惶禅位给了钦宗赵桓，自己溜之大吉。赵桓治理国事虽然勤奋，但面对如狼似虎的金兵，也是信心不足，战和难断。靖康元年(1126)，宋军节节败退，汴京危急。至年底，出使金营求和的王云单骑驰归，说金人必欲得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否则进取汴都。钦宗大骇，急忙下诏让群臣拿主意，他说： “朕屈意议和，以期能保住祖宗的土地，而金人必欲得三镇。今天给他们，其害如何; 不给他们，其利如何。朕当从众议，不敢自作决定。”钦宗要从众议，但此时群臣也是首鼠两端，争吵不一。其实，当时金人已占据二镇，只剩中山，也是囊中之物，宋朝的割让只是一项合法承认的手续而已。大臣中多数主张割让，其中范宗尹是最积极的一个。

范宗尹，字觉民，襄阳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人，生于哲宗元符元年(1098)，23岁时中进士入仕，时为侍御史、右谏议大夫。朝议时，他匍伏在地，乞求钦宗割地以纾祸。但是，钦宗在这种关头，虽有心屈辱求和，却也不愿承担丢弃祖宗土地的罪名，加之主战派大臣的愤怒指责，钦宗当即将范宗尹罢免。

范宗尹虽被罢官，但朝廷上下，并无决心抗战，多数人仍寄希望于议和。然而，到闰十一月初二，汴京再被金人包围，北宋王朝的末日已即将到来。靖康二年(1127)元月，金人攻破汴京，并将徽、钦二帝掳去。三月七日，金人扶立张邦昌当了伪楚皇帝。

金兵灭宋后北撤，张邦昌知道，凭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正拥兵在外的康王赵构较量，因而，他恢复了范宗尹的原职，再派其与路允迪一起携“大宋受命三宝”来到济州(今山东济宁)归还赵构。

范宗尹在国家危机之时，轻言弃地; 国家灭亡之后，又接受了伪楚皇帝张邦昌的任命，一直为当时人们所非议，也充分表现出他意志薄弱的一面。然而，当时变幻莫测的局势和最高统治者的犹豫不决，确也使不少的人对前途感到迷惘。范宗尹曾赋诗云： “四海已无容建地，百家空抱济时心。”这两句诗文，比较恰切地表现出他那种绝望而又不甘的心理，令人读后感到他还不完全是那种没有血气之人。

徽、钦二帝北行后，五月一日，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并大赦天下，对张邦昌及其臣属也概不问罪。

南宋的建立，对范宗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端。然而，他主张议和、反对抗战的思想观念却始终不变。在南宋任官后不久，他就因反对任命李纲为相而遭贬。

当时，高宗新立，为了表示自己顺应民意和抗敌复仇的决心，以便小朝廷在广大军民心目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高宗决定以深浮众望、抗金最力的宿将李纲为相，来为自己支撑一下局面。但是，高宗的这一决定遭到范宗尹的反对，他指责李纲名浮于实，恐有震主之威。在众人的一片谴责声中，他的提议被当场驳回，且被赶出朝廷，出知舒州(今安徽潜山)，后又有人弹劾他尝污伪命，再被责置鄂州(今湖北武昌)。

其实，高宗刚上台时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实际上，对于抗金复国，他是既无信心，更无决心。因而，对极言抗战的李纲很快就不耐烦了。两个多月后，李纲即被罢相。随着高宗向苟安求和政策上的逐步转变，一批主议和的官员逐渐走上要位。不久，范宗尹被召为中书舍人，继迁御史中丞，再拜参知政事。

建炎四年(1130)，吕颐浩罢相，由范宗尹代理相职。当时，各地贼盗并起，占据州县，朝廷苦于军力有限，一面要防备金人南犯，一面还要剿贼灭盗，难免捉襟见肘。高宗要大臣们商议对策，以解决这些心头之患。对此，范宗尹提出了分镇的建议。他说： “太祖时收回藩镇的权力，全国平安无事150多年，可谓良法。然而目前国家多难，四方守帅势单力寡，只能眼见四周贼起而束手无策，这亦是此法之弊。依照现在的形势看，应当稍复藩镇之法，将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分建藩镇，交以兵权，较之弃地夷狄，岂不要好的多?”范宗尹的建议，对于高宗来说，虽不是最好的办法，但眼下也别无良策。经过再三斟酌，高宗决定授权范宗尹具体处理分镇事宜。同时，除范宗尹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当时，范宗尹年仅三十几岁，是宋朝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高宗对主和派的重用由此可见一斑。

范宗尹受命后，经过一番准备，奏请把京畿东西、淮南、湖北等地并分为镇，授诸将以镇抚使，一切军中事宜，皆由镇抚使视各自情况自行决定。然而，分镇的结果并不理想，时间不长，其弊病也就暴露无遗。尤其是置帅用人多有不当，加之无总率统属，且不遣援，不通响，致使各镇守很少能有久存的。其中所用李成、薛庆、孔彦舟、桑仲等起于群盗; 翟兴、刘位出于土豪; 李彦光、郭仲威皆系溃将。这些人一无才、二无德，不仅大多不能为朝廷守其地，有些如李成反而拥兵作乱，成为南宋一患。范宗尹为相后所做的这第一件大事，弄到最后，便很有些弄巧成拙的意思。

范宗尹为相后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便是全部革除自崇、宁以来的滥赏官职。范宗尹此举，对消除南宋官制弊端，无疑是一项有利的措施。然而，因此失职者却对他群起而攻之。期间有人将东坡的《行香子》词改写成“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足十分。浮名浮利，虚若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报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并将其大字书写，粘于墙上。

范宗尹一方面革除滥赏官职，一方面却又将耿南仲等主和派重新叙用，恢复官职。侍郎季陵秉承范宗尹之意，竟然乞诏宰执于罪犯中挑选有真才实能的人，量付以事。这些过分的做法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范宗尹只得提出辞职。然而，此时的高宗正在百般向金人讨好求和，身边不能没有象范宗尹这样一位主和议的宰相来主持政事。为了挽留范宗尹，高宗将弹劾范宗尹的沈与求罢免，范宗尹这才重新视事。

范宗尹任相期间的这两件大事都没能善终，而平时的一些具体工作则又大都交给属下办理，自己不常过问。这些官吏办事常常拖踏或故意刁难，尤其是郎中王寓、万格两位，办事极刻薄苛细，致使人们很反感。他们戏语道： “逢‘寓’多龃龉，遇‘格’必阻隔。”话语中就隐含着对范宗尹的不满。加之范宗尹处事常常循私，尤其是在官员的任用上，多不能以才德量付。同时，由于当初自己曾仕伪朝，因而对一些在金兵的进攻面前弃城降敌的官员也特别宽容，多不予追究。对此，人们也议论颇多。

绍兴元年(1131)二月辛巳，太阳上突然出现大量黑子，朝野惶恐，本已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生怕再有什么大的灾难降临。身为宰相的范宗尹以自己辅政无状请求罢免。高宗起初不许，但在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牵扯到范宗尹的问题后，方才下定决心。

先是，范宗尹推荐的魏滂上任后贪盗公款，李弼孺媚事奸臣朱勔被谏官弹劾而罢免。继而谏官们指责台州守臣晁公为扰民，范宗尹凭自己的权势进行庇护，但过了不久，晁公为之妻收受囚犯钱财的事情被揭发，高宗将其罢免，使得范宗尹很不自安。加之范宗尹请求悉革滥赏的建议不仅激怒了那些因此丢掉官职的人，也引起了高宗的一些不满。高宗曾在一份批文上写道： “朕不想将过错推到君父身上，也不想让士大夫们对我产生怨恨。”而原先曾极力赞成范宗尹这一建议的秦桧，此时见与高宗态度相左，便转而排挤范宗尹。这一系列的问题逐渐引起了高宗的不悦，再加上秦桧小动作，至九月，范宗尹罢相，以观文殿学士知温州。其后又退居台州。

范宗尹长得身体白胖; 面如冠玉，平时比较注意仪表整洁。每天清晨穿戴完毕，一定要对着镜子前照后看，被人称为“三照”相公。然而，落职后，镜中的他已显憔悴。他因才华出众而少年得志，但仅几年的时间他便又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了下来，酸楚的心境，使他日见衰老，一次，游大有空明洞后，他曾赋诗一首，以抒发他那种凄凉的感慨：

暂到山中礼法坛，空明云气逼人寒。

当年孤鹤知何处，遥想天风坠羽翰。

就这样，范宗尹在废居中又默默地、充满忧怨地度过了几年，绍兴六年(1136)八月，年仅38岁的范宗尹离开了使他寒心和屈辱的世间，谥曰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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