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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个人资料简介传记_元稹历史评价_元稹怎么死的?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19日 阅读:154 评论:0


 祖籍河南(今河南洛阳)的元稹,字微之,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与白居易并称为“元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仕途上,元稹曾一度高居相位,但大部分的时间却是在贬黜生涯中度过。他的一生,既是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生,又是非常坎坷不平的一生。
 


 元氏出自鲜卑族拓跋氏,世代为鲜卑酋长。至什翼健,始号代王。至拓跋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北魏王朝。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改拓跋姓为元姓。以后北周时,复姓拓跋,到隋代,又改为元。因为孝文帝改姓是在迁都洛阳以后进行的,所以元氏后世都称为河南或洛阳人氏。
 元稹是什翼健第14世孙。他的祖父元悱,任南顿县丞;父亲元宽,任舒王府长史,元稹显贵后赠官尚书右仆射。元稹于大历十四年(779)出生在长安万年县靖安坊。8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郑氏带着他和哥哥元积到凤翔(今属陕西)投靠外舅家。母亲聪明贤惠,因家贫送不起儿子入学,就自己为元稹教授诗书。元稹天资聪慧,加上刻苦用功,9岁时就能做文,14岁时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15岁登明经科。唐代科举考试中,进士科最难考,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而明经科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元稹不参加进士科而参加明经科的考试,有避难趋易的因素。不过他15岁就科举及第,也显示出其卓越的文才。
 明经及第后,只是拿到了一个资格证书,并不能立即授官,所以元稹回到长安靖安坊旧居,继续发愤读书。先辈为他留下了不少的书籍,元稹遨游在书的海洋里,他阅读了大量古人的著作以及唐朝著名诗人陈子昂、杜甫等人的诗作,并且自己也写了许多诗,与表兄胡灵之及吴士矩等人交游唱和。这段时间,是元稹学业大为长进的一个时期。
 贞元十五年(799),20岁的元稹离开长安,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崔莺莺”,二人发生了一段热恋,他的名作《莺莺传》,就是以他在蒲州时的这段经历为素材写成的。但他们恋爱的时间并不很长,第二年的冬季,元稹就离开蒲州,到长安应试。唐代士人在通过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只有再通过吏部试,才能正式授官。而在吏部考试以前,士人可以到地方藩镇节度使做幕僚。元稹在蒲州供职,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现在,他到长安应试,就是去参加吏部的考试。吏部的考试有四条,即身(取体貌丰伟)、言(取言词辩正)、书(取楷法遒美)、判(取文理优长)。元稹在这次吏部试中未能通过,但他也没有再回蒲州,而是留在长安,准备下一次的考试。在这期间,他同“崔莺莺”通过几次书信,继续保持着恋爱关系。贞元十八年(802)冬,元稹再次参加了吏部的考试。这次考试顺利通过,元稹被授予正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官秩虽很低,但毕竟是进入了仕途,成为正式的品官。
 元稹在通过吏部试,补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就中断了与“崔莺莺”的恋爱关系。不久,他与韦丛结婚。韦丛是京兆尹韦夏卿的女儿,元稹攀上这样一位高官来做岳父,自然是希望能对自己以后的升迁有所帮助。但是,他的岳丈不久就被挤出长安,到东都洛阳任职,对他的升迁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四年以后,他的官秩仍然是一个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四月,即位不久的宪宗皇帝开制科考试,元稹和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都参加了这一次的制举,结果,在18名登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士人中,元稹中了第一名。当时他只有27岁。
 


 元稹登制科后,立即被授予从八品上的左拾遗。
 拾遗属于谏官,职责是讽谏朝政得失。元稹性格锋利敏锐,事无不言。及居谏官之位,马上就向宪宗上了一份《论谏职表》,请求宪宗能经常在延英殿召对他们,使他们能各抒所见,尽谏官之职。
 接着,元稹又上了一篇《献事表》,并向宪宗奏十件事:一、教太子以崇邦本; 二、任诸王以固磐石; 三、出宫人以消水旱; 四、嫁诸女以遂人伦; 五、无时召宰相以讲庶政; 六、序次对百群以广聪明; 七、复正衙奏事以示躬亲; 八、许方幅纠弹以慑奸佞; 九、禁非时贡献以绝诛求; 十、省出入畋游以防衔橛。
 元稹急于表现自己,议论朝政,虽受到宪宗几次召见,却也引起宰相的恶感,于是同年九月,元稹任谏官不到半年,就被贬为河南县尉。不久,母亲病逝,元稹又回到长安为母亲守孝。唐代惯例,父母去世后,子女要去职守孝,一直到守孝期满,才能复职。元稹在三年的守孝期间,由于免去了官职,失掉了收入来源,生活很困难,幸好他的好友白居易经常予以资助,才度过了这一关。
 元和四年(809)二月,元稹守孝期满,被起用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为御史台属官,官秩正八品上。主要掌管地方官员的监察工作。元稹上任一个月后,便出使剑南东川,调查泸州监官任敬仲贪赃一案。在调查过程中,他又发现了前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的许多不法事。东川节度使管辖梓、遂、绵、剑等11州,位于今四川东部。顺宗时,西川节度使刘癘图谋割据,曾向东川进军,东川管辖内的一些州县官吏迫于刘癘的军威,不得不支应或投靠了刘辟。元和元年(806),朝廷平定西川后,曾明令凡被迫服从于刘辟的人,都予以赦免,不追究其责任,但严砺却擅自将东川支应或投靠刘辟的一些将吏和百姓的财产、奴婢等予以没收,共计88户,庄宅120所,奴婢27人,这与当时朝廷宽大为怀的精神是相违的。此外,严砺又于元和二年(807),在朝廷下达的两税正税之外,加配百姓草共414867束,每束重11斤,用于馆驿; 又在梓、遂二州,两税之外,加征钱7000贯文,米5000石,用于军费; 严砺本人在任职期间,贪赃款达数十万。元稹对严砺这些不法行为一一进行检举,写成《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但是,朝廷许多与严砺关系友好的官员,却对元稹充满了恶感。在他们看来,元稹无非是小题大作,因为当时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非常普遍,相比之下,严砺并不算十分突出,如严砺的后任潘孟阳,其贪赃就甚于严砺。而且当时严砺已死,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跟死人过不去。宪宗在这件事上也采取了大事化小的态度,虽下诏没收严砺所得赃款,归还被严砺没收的官吏和百姓的财产,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执行,严砺仍然被赠以司空,谥以“威”号。
 元稹检举严砺的不法行为,已经引起当权者的不满,返京以后,他又弹奏山南西道节度使在两税外增加驿草,当权者更感到他是一个多事之人。于是在他返回长安后不久,就被派去分务东台。所谓“分务东台”就是到东都洛阳任职。洛阳作为陪都,在那里仍有一套如同西京长安的朝廷班子。但这个班子没有实权,所以经常安排一些年老体弱或被排挤的官员到那里去任职,称作“分司东都”。元稹被派去“分务东台”,就是到东都御史台供职。但即使是受到打击、排挤,他仍然不避权贵,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浙西观察使韩皋杖打湖州安吉县令孙澥,四日后死亡,元稹上书弹劾,韩皋被罚一月俸禄; 徐州监军使宦官孟昇死,节度使王绍用驿站传送其灵柩还京,并在馆驿内安放灵柩。传至河南,元稹坚决不许孟昇的灵柩入馆驿,并上书论说用馆驿传送监军灵枢不合规章; 宣武军节度使韩弘没收死去的商人钱千万; 义成军节度使袁滋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 判度支李元素误命河南府、郑滑、河阳等道节度使出牛车4000余辆为镇州行营搬运军草等等。元稹都上书进行弹劾。元和五年(810)五月,元稹又检举河南尹房式的不法行为,并根据惯例,停止了他的职务。当权者见元稹分务东台仍不能安分守己,便以他擅作主张停止房式的职务为罪,罚元稹一季俸禄,并征还长安,准备重新发落。
 元稹接到征还的命令后,迅速启程赶赴长安。到达华州境内的敷水驿时,被安排到上房。晚上,出任平卢监军使的宦官仇士良也到达了敷水驿。根据唐朝惯例,御史与中使在馆驿住宿时,以到达的先后顺序,来决定由谁住上房,元稹先到,理所当然应住上房。但宦官在孟昇事件上,早已对元稹怀恨在心,仇士良又是颇受宪宗宠信的宦官,他要进行报复,杀一杀元稹的锐气,就非让元稹将上房让出来给他住不可。元稹不让,据理力争,仇士良大打出手,用马鞭把元稹抽得头破血流,并最终霸占了上房。这是一起严重的污辱朝官的事件,正义完全在元稹一边。但是一方面由于宪宗对宦官的宠信,另外元稹从任谏官到御史,刚直不阿,触犯了许多官僚的利益,他们对元稹都怀有恶感。所以尽管元稹受到如此羞辱,宪宗和许多朝臣并不同情他。元稹向宪宗起诉,结果是打人的凶手逍遥法外,不受任何惩罚,受害者元稹却被贬为江陵府(今属湖北)士曹参军。唐朝后期政治的腐败,于此可见一斑。
 元稹对朝廷对他极不公正的处理非常不满,白居易、李绛等人也一再上书称其冤枉,但均未能改变宪宗的决定。元稹不得不怀着悲愤的心情,踏上了贬黜的道路。
 


 元和五年(810)春,元稹离开长安,前往江陵。他没有来得及向他的好友白居易告别,二人只相遇于街中,在马上话别。晚上,元稹宿于北山寺,白居易因公事不能脱身,就让小弟去送行,并赠诗一轴,供元稹在途中讽读。
 元稹怀着悲愤的心情南下,途中做了许多感遇诗,其中《思归乐》一首云:
 ……
 万物有本性,况复人性灵。
 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
 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
 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
 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
 此诚患不至,诚至道亦亨。
 微哉满山鸟,叫噪何足听! !
 表达了他对朝廷对自己处理的强烈不满和期待着东山再起的决心。
 半个月之后,元稹到达江陵府。同年十月,家属也到达。士曹参军实际上是一个无事可做的轻官。元稹在江陵的几年,主要是和一些文友交游唱和,并且同远在长安的白居易通信往来,所以这一时期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许多名作都写于这一时期。元稹的原配韦丛已于元和四年(809)七月病故,在好友李景俭的撮合下,他在江陵又纳安氏为妾。
 元和六年(811)三月,严绶出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宦官崔潭峻为监军使。严、崔二人都很欣赏元稹的文才,特别是崔潭峻,对元稹以礼相待,并经常向元稹征诗讽诵。元和九年(814)闰八月,朝廷开始讨伐淮西镇,严绶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月,又兼任申、光、蔡等州招抚使,率军进讨淮西镇。元稹随军出发,被严绶辟为从事,筹划戎幕。这期间,安氏病故,元稹回家料理完后事后,又匆匆赶赴前线。但就在元稹冀图为民平叛,为国立功之际,却突然接到了调离前线、召回京城的命令。为什么元稹被突然调离前线呢?史籍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但恐怕与仇士良有很大的关系。仇士良从元和五年(810)在敷水驿同元稹发生冲突后,尽管他占了上风,仍然对元稹怀恨在心。唐朝廷讨伐淮西后不久,仇士良就出任淮西行营宣慰使,实际上顶如总监军。当他得知元稹在招抚使严绶幕下供职时,当然要设法撵走他,因为一旦元稹建立了军功,就有可能迅速得到升迁。宦官狭隘、冷酷、残忍的本性,在仇士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元和十年(815)二月,元稹结束了在江陵府长达5年的贬黜生涯,回到京师长安。然而等待他的并非是好运,而是再次的贬黜,他又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司马为从五品的官职,较从七品的士曹参军在官秩上提高了级别。但通州是比江陵府更为偏远的地方,人们用“折君灾难是通州”,“黄泉便是通州郡”的诗句来形容通州的荒僻。所以元稹出任通州司马,实际上是对他的进一步贬谪。元稹深知自己此次离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长安,所以他迟迟不肯上路。他游览寺观,吊唁了前任宰相裴垍,又与白居易等好友交游唱和。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恋恋不舍地踏上了通州的行程。白居易等人送至50里外的鄠县(今陕西户县)蒲池村。元稹与白居易各赋诗一绝而别。元稹诗云:


 今朝相送自同游,酒语诗情替别愁。
 忽到沣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


 白居易诗云:


 蒲池村里忽忽别,沣水桥边兀兀回。
 行到城门残酒醒,万重离恨一时来。


 表达了二人深厚的友谊和难舍难分的心情。
 元和十年(815)闰六月,元稹到达通州。由于心情的不快和对当地气候的不适,元稹一到通州后就病倒。八月,元稹病情加重,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便托人给白居易送信,并将自己平生所写文章送给白居易。当时白居易已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得到元稹的书信后,不胜悲痛。幸好元稹最终还是挺了过来,不过从这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第二年夏天,又患疟疾。当时他的旧友郑余庆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治兴元,今陕西汉中),邀他到兴元治病,元稹遂举家来到了兴元。十月,郑余庆任满归朝,权德舆接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元稹继续留在兴元。直到元和十二年(817)九月,才回到通州。
 元稹在通州度过了4年的时光,这4年是他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他和贬居江州的挚友白居易虽然远隔千里,但二人以诗歌往来赠答,从不间断,所写诗从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号为“元和体”,江南人士,竞相讽诵,后流传至京城,也是里巷相传,长安因此纸贵。诗中表现的流离放逐之意,读者看后无不感到悽惨惋惜。
 元和十三年(818)正月,唐平淮西后,大赦天下,诏书云近年来被贬黜的官员可以酌情移往近处。元稹便致书宰相裴度,要求复用。在他的挚友、另一名宰相崔群的援助下,这年冬天,元稹接到了升任虢州(今河南灵宝)长史的命令。他的好友白居易也接到了升任忠州刺史的命令。虢州位于东都附近,虽比不上京城的繁华,但却比属于恶地的通州强上不知多少倍,所以元稹接到任命书后的心情是很高兴的。
 元和十四年(819)春,元稹和白居易各由水路自贬所赴新任,元稹向东,白居易向西。事先因仓促谁都没有写信告诉对方,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然于三月十一日晚在峡州(今湖北宜昌)不期而遇。这实在是一件快事,二人各写诗志喜,共叙阔别之情,过了三夜才分别。白居易诗中有云: “夷陵峡口明月夜,此处逢君是偶然。一别五年方见面,相携三宿未回船。坐从日暮唯长叹,语到天明竟未眠。”
 元稹在虢州任职时间不长,元和十四年冬,调入朝廷任膳部员外郎,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个旅程。
 


 元稹在度过长达10年的贬黜生涯后,终于回到了朝廷。
 膳部员外郎是礼部的属官,官秩从六品上,掌管朝廷祭祀中的杂事,谈不上是高官要职,但对于元稹来说,毕竟是结束了长期的贬黜生涯,开始有了转机,因此他的心情是激动的。当时宰相令孤楚,是一代文宗,很欣赏元稹的文才,就请元稹把自己的全部作品拿给他看,以饱眼福。元稹当时创作的诗歌已有1000多首,但这些诗歌多是他在10年贬黜生涯中所作,其中有许多是感物寓意之作,抒发自己的悲愤心情,或抨击揭露权贵们的丑恶行径,词直气粗,从不敢陈露于人。于是,他从中选出古体诗100首,百韵至两韵律诗100首,合为五卷,献给令孤楚。令孤楚读罢元稹的诗后。大加赞赏,认为他是当代的鲍照、谢灵运。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被宦官杀死,穆宗李恒即位。李恒在东宫做太子时,就经常听到一些宫女将元稹的诗歌谱写成乐曲演唱,并称元稹为“元才子”。李恒听后也直道好。及李恒即位,曾同元稹共事多年的荆南监军崔潭峻入朝任职,将元稹的《连昌宫辞》等百余篇诗歌进献给穆宗,穆宗非常喜欢,就问元稹现在在什么地方。崔潭峻说: “现在为南宫散阶郎官。”穆宗立即下令任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元稹的任命不由相府,而是通过宦官的推荐,所以朝臣大都瞧不起他。一次,同僚一起在中书省吃瓜,一只苍蝇飞落在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用扇子边赶边说: “你从何处来,遽集在此!”同僚知道他的所指,大惊失色。然而元稹任知制诰后,他的杰出的文学才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他起草的诏书,改变了过去的体例,务求明确,直朴淳厚,盛传于一时,元稹因此深受穆宗的宠信。
 长庆元年(821)正月,元稹被召入翰林院,任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并赐紫服金鱼袋。当时元稹与李绅、李德裕同在翰林任职,三人文学才华相当,时人号为“三俊”。而穆宗尤其对元稹宠信,常向他访以密谋,元稹也知无不言,先后向穆宗进献了《京西京北图》、《京西京北州镇烽戍道路等图》等,对唐代西北边疆形势进行详细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宦官以崔潭峻之故,也争相与元稹交往,其中知枢密魏弘简与元稹的关系较为密切。同年科举考试,及第者都是公卿子弟,其中包括河东节度使裴度之子裴撰。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上言此次考试不公。穆宗找元稹、李德裕、李绅来验证,三人说的确如此。穆宗下令重新复试,结果有10人被刷掉。裴撰复试成绩也不很理想,穆宗看在其父的面子上,特赐及第。裴度在这次事件中丢了面子,因此与元稹等结下嫌隙。至此,他看到元稹与魏弘简来往较为密切,就三次上书,说元稹与魏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宰相萧俛也厌恶元稹的为人。穆宗顾及中外舆论,便罢免了元稹翰林承旨学士的职务,改授工部侍郎。但穆宗对元稹的恩宠并没有衰减,到长庆二年(822)二月,宰相崔植罢为刑部尚书,元稹便被提拔到相位,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长庆元年七月,卢龙发生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拥兵马使朱克融为帅; 接着,成德镇也发生兵变,杀节度使田弘正,拥兵马使王庭凑为帅; 到长庆二年正月,魏博镇也逼死了节度使田布; 于是,从元和末年以来相继归顺朝廷的河朔三镇,至此全部再叛。当时朝廷曾以忠顺朝廷的成德大将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但不被叛军承认,王庭凑和朱克融联兵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三面救援,但终不能进。朝廷不得不下诏,分别任命朱克融和王庭凑为卢龙、成德节度使,令其解深州之围,二镇都不奉诏。元稹做相后,感恩穆宗对自己的不次提拔,希图能为穆宗分忧解愁。和王府司马于方,也希望以奇策求得进取,就向元稹献计说,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曾经客居燕、赵,熟悉卢龙、成德将士,可以用反间计救出牛元翼。并说自己以家财资助其行动,只是希望兵部和吏部能出假委任状20件,给二人借机行事。元稹表示同意。这件事让大臣李逢吉得知,当时裴度也由河东节度使入相,李逢吉欲加深元稹与裴度二人之间的矛盾,自己从中渔利,就派走卒李赏去告知裴度,说于方为元稹所用,欲交结刺客王昭等行刺裴度。裴度感到此事太离奇,不大相信,也就没有声张。李赏又以此事告知左神策军,左神策中尉上奏其事,穆宗令三司使韩皋等进行审讯,结果是谋害裴度纯属诬陷,而元稹同意兵部和吏部出假委任书给王昭、王友明,已构成罪过。于是,六月五日,穆宗同时罢免了元稹和斐度的相位,元稹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裴度守仆射。而李逢吉则如愿以偿,当上了宰相。谏官纷纷上书,说朝廷责裴度过重,而元稹太轻,穆宗又削去元稹长春宫使的职务。元稹罢相后,三司尚未出具罪证,京兆尹刘遵古就派人到元稹的府第秘密巡逻,元稹向穆宗奏诉,穆宗怒,罚刘遵古一月俸禄,遣中使对元稹进行抚慰。元稹在入朝3年,做相3月之后,又离开了朝廷。
 


 长庆二年(822)六月九日,元稹到同州上任。同州位于长安东部,距长安200多里。元稹到任后,立即给穆宗上了一道《同州刺吏谢上表》,文中叙述了自己前半生的坎坷经历以及穆宗对他的恩遇。说自己本来是为穆宗分忧解愁,所以同意了于方的计策,不料被奸人诬陷,薄贬同州。自离京师以后,目断魂销,每到五更朝谒之时,落泪不已。以后万一归还,不敢奢望再得见天子容颜,但能听到京城的钟鼓之声,虽黄土覆面,也无恨于九泉了。充分表达了他对穆宗的一片感激之情。
 元稹在同州任职期间。做了一些有益于百姓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政绩,就是均定两税。
 唐朝从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后,规定以资产和土地作为纳税依据,这无疑是合理的。两税法实行后,不再对土地兼并有所限制,土地兼并和转移的情况较过去更加严重了,农户的资产和土地在不断地变化着,有的富了,土地多了,但大多数则是更加贫穷了,土地减少甚至完全丧失。而政府并没有根据变化后的情况及时重新制定两税税额。同州所属七县,从德宗贞元四年(788)对两税税额进行过一些调整后,直到长庆三年(823)35年间再没有动过。其间民户逃移,田地荒废; 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的耕地,多被填淹。田地逐年减少,百姓税额已定,都按虚额征收。还有豪强富户兼并,广占阡陌,10分田地,纳税不过一二。民众负担过重,相继逃亡,州县收税着实困难。元稹到任后,下令均定两税,他让百姓自报旧有和现有的田亩数,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赋税,所报大体真实。元稹依据所报的田亩数,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淹等地,定出现存顷亩,然后取两税原额地数,通计七县田地肥瘠,贫富户一律按亩数和田地等级抽税。从此,贫富强弱,一切均平,朝廷收入一点没有减少,而贫民百姓的负担多少有所减轻。
 同州地区还有许多京城和州县官的职分田、公廨田、驿田等。所谓职分田,是作为中央和地方职事官一部分俸禄的田地; 公廨田是官署占有的田地,主要充办公费用; 驿田是供驿站费用的田地。这些田地都是雇佣百姓耕种,规定每亩税粟3斗,草3束,脚钱120文。看上去税额似乎并不很重,但是京官上司的职分田,都要令百姓变换成米,雇车运送到京师。这样下来,比规定的税额,实际上已达近4倍。百姓不愿租种这些土地,官府便强制他们耕种,百姓深为不满。元稹对此也进行了改革。他让凡租种职分、公廨、驿田的百姓,如同自己的永业田一样交纳两税,所欠之数,于夏、秋两税上各加一些。需要变换成米送京城的税赋,由官府碾成米并出钱雇人运送。这样,百姓的负担又多少有所减轻。
 由于元稹在同州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办了一些好事,所以当他离开同州任时,当地老幼鳏独,泣恋如别父母,挡在道上不让他离去。随行人员不得不用强制手段,才辟开一条路,元稹得以离开。
 长庆三年(823)八月,元稹被任命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他经润州(今江苏镇江)、苏州(今属江苏)、杭州(今属浙江)赴任,沿路拜会了李德裕、李谅、白居易等好友,十月末抵达越州(今浙江绍兴)。当时越州所辖的明州(今浙江宁波)每年向朝廷进贡的海味,需用9600余人,96000人工,是当地百姓的一大负担。元稹上任之日,就向穆宗上了一道奏折,要求取消这一进贡,穆宗采纳,下令予以取消。接着,长庆四年(824),他又同在同州时一样,根据土地肥瘠,民户贫富的情况,均定浙东的税籍,便利百姓。敬宗宝历元年(825),他又组织浙东七州百姓兴修水利,筑陂塘、贮雨水、灌溉农田、农户赖之,连年丰收。这是元稹在浙东7年的几项惠政。同时,他征辟当时一些名士为幕僚,与他们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到后来,着意于游娱,不修边幅,以贪财闻名于世。
 文宗大(太)和三年(829)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在职期间,振举纪纲,将人们意见颇大的7名郎官出为外任。但由于当时牛党掌权,元稹与李德裕关系友善,被视为李党,所以他入朝几个月后,又被挤出朝廷,大(太)和四年(830)正月,以检校户部尚书的头衔,出任为鄂州(今湖北武昌)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在任一年多时间,大(太)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于位,终年53岁。文宗诏赠尚书右仆射。
 元稹临死之前,托白居易为自己撰写墓志铭。他的儿子时年2岁,哥哥及侄子为其办丧事。灵柩自鄂州运往西京。十月,经过东都,时在东都任职的白居易前往吊唁,做祭文。大(太)和六年(832),元稹葬于咸阳县奉贤乡洪渎原,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元稹一生著述丰富,他在生前曾将自己所著的诗赋、诏册、铭诔、议论等杂文综为100卷,号《元氏长庆集》,这是元稹为后人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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