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处厚，字德载，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人，他的父亲韦万曾在荆南节度使(今湖北江陵)任职，所以他曾在荆州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韦处厚本名韦淳，后因避讳宪宗(李纯)之名而改现名。

韦处厚是个孝子，他的生母早逝，父亲又娶一室，他以孝顺继母而闻名。父母双双去世后，他在父母墓侧营造茅庐守孝，直到守孝期满，才离开墓地，游学长安。

元和元年(806)，韦处厚考中了进士，不久又登制举贤良方正科，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当时宰相裴垍监修国史，了解到韦处厚精通《五经》，博览史籍，有史才，就奏借他到史馆参加修史工作。数年之后，韦处厚撰成《德宗实录》50卷献上，因能秉笔直书，颇为时人推崇，被称为信史。

元和中，韦处厚历任右拾遗、左补阙等职。拾遗、补阙均属于谏官，品秩虽都不高(拾遗从八品上，补阙从七品止)，但谏诤之任却不轻。凡朝廷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大则当面直言得失，称作“廷争”; 小则写成书面意见陈列得失，称作“上封”。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被时人称作“人君耳目”。韦处厚在任谏官其间，尽心尽职，深得宪宗皇帝的赞赏。一次，礼部尚书李绛对宪宗说：“古代帝王以纳谏为圣君，拒谏为昏君。如今没听说陛下进规纳忠，何以了解天下事?”宪宗说： “韦处厚、路隋经常上疏、论事，言词忠切，只是卿不知道罢了。”于是，大家都很佩服韦处厚、路隋二人的办事慎密。

然而，官场上的事情是十分复杂的，尤其在唐朝后期，朋党问题严重，稍一不慎，就会被卷进去，甚至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即使是象韦处厚这样的精明之人也不例外。韦处厚同宰相韦贯之关系友善，元和十一年(816)，韦贯之因在朝廷出兵讨伐成德镇的问题上同宪宗意见相左，被罢去相位，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的韦处厚也因此受到牵连，出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刺史。虽然官品从六品升到了四品，但唐人重内轻外，宁愿做六品的京官，也不愿去当四品的外任，尤其是象开州这样的远州刺史。几年以后，韦处厚从开州刺史入朝为户部郎中，官品又从四品降到了五品，但却是升迁。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后，以韦处厚学有师法，召入翰林，任为侍讲学士，以备顾问。穆宗荒淫怠惰，不理朝政，整日沉溺于酒色犬马之中。韦处厚便与当时亦任翰林侍讲学士的路隋一起， 综合《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择其精华要点，编成20卷，名为《六经法言》进献给穆宗，希望他认真阅览，从中悟出一些为君之道。然而，昏庸的穆宗并没有真正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只是称一声“善”，赐给二人一些金帛了事，继续过着荒淫的生活。

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为迎合穆宗，以冀大用，向穆宗上疏，说榷盐旧法为弊已久，应予改革。主张由过去的国家卖给商人粜盐，改为直接由国家粜盐，如此，国家可获利一倍，足以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穆宗下诏令百官讨论，当时已担任中书舍人的韦处厚坚决不同意，他选择张平叔奏疏中尤其不可行者，列为10条，逐条进行反驳，说张平叔认为有利者实则有害，为简者反而至繁，如照此法实行，必然导致混乱。穆宗看罢韦处厚的议论，连声称赞，令人拿去出示张平叔。张平叔不能回答韦处厚的发难，他的改革建议也就搁浅。

不久， 穆宗因声色过度， 身体越来越坏， 于长庆四年(824)正月死去，其子李湛即位(敬宗)。同其父穆宗皇帝相比，敬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整日畋游玩耍，每月坐朝不到三四日，致使朝政更加腐败混乱。韦处厚时任翰林承旨学士、兵部侍郎。他对皇帝的放荡生活深感忧虑，寻找机会进行规谏。在敬宗的一次召见中，韦处厚自陈自己有大罪。敬宗问他有何罪，韦处厚说： “臣以前任谏官，不能在先朝以死相谏，致使先帝好游猎声色，不以寿终，依法本来就应该诛。然而臣之所以不能以死相谏，也是因为陛下当时在春宫，年已15，现在陛下皇子刚刚1岁，尚不懂事，臣怎敢再避死亡之诛?”敬宗当然领会韦处厚的用意，便赐给他一些锦綵银器，安慰一番，在行动上却没有丝毫的改悔。

从穆宗长庆年间以来，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敬宗即位后，牛党头目李逢吉当权，贬斥李党重要人物李绅，并欲置之于死地。韦处厚与李绅同年进士及第，关系密切，便上书力争。他说： “李绅是先朝奖用，擢在翰林，本来无过可书，无罪可戮。即使是稍有过错，也应该给其以悔改的机会。现在满朝都是李逢吉的门生故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已经贬黜，还嫌太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陛下不见德宗建中初年，山东藩镇归顺，只因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致使兵连祸结，天下大乱。万望陛下吸取过去的教训。”敬宗被韦处厚的奏书所打动，于是李绅得免一死，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马。宝历元年(825)四月，敬宗加尊号大赦天下，李逢吉因李绅之故，在赦文中只提到被贬斥官员已经酌情被移近安置者，继续酌情给予移近安置，而不提及自贬黜之后从未移动者，李绅即属于后者。韦处厚又上书，引经据典，说李逢吉因李绅一人而使近年来流斥者都不能蒙受陛下恩泽，这不利于陛下广恩泽于天下的本意，而应将近年左降官，都编入赦条，按旧例酌情移往近处。敬宗为博得一个泽惠万民的名声，同意了韦处厚的意见，下令追改赦文，将原来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改为凡近年“左降官与量移”。李绅遂由端州司马迁移至江州(今江西九江)长史。敬宗年间是牛党的天下，韦处厚数次为李绅鸣不平，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弄得不好，他本人也有可能被治以朋党之罪，由此也可看出韦处厚对朋友的忠诚。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宦官刘克明等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杀死敬宗。矫制命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诏，以宪宗子绛王李悟暂时代管军国大事。而以王守澄为首的另一派宦官为了争夺拥立功，杀刘克明、李悟，迎敬宗弟江王李涵入宫。事情来的十分突然，王守澄虽大权在握，但对朝廷的旧章礼仪知之甚少，便找来韦处厚，一切都向他请教。王守澄要以江王号令中外，而找不到合理的措词。韦处厚说： “《春秋》之法，大义灭亲，内恶必书，以明逆顺。正名讨罪，何所避讳!”王守澄又问： “那么江王该如何登位?”韦处厚回答说： “明朝，让江王布告中外，说内难已平。然后群臣三表劝进，再以太皇太后令册令江王即皇帝位即可。”文宗便如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韦处厚则以佐命功，立即被提升为宰相，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加散官银青光禄大夫，进爵灵昌郡公。

文宗即位后，一改乃父乃兄荒淫怠惰的作风，去奢从俭，励精求治。韦处厚身为宰相，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为自身利益打算，务在匡时救世，辅佐文宗。他在担任宰相期间，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

政事堂堂史汤鈢屡屡招权纳贿，名声极坏，前任宰相却听之任之。韦处厚上任后，立即将其逐出政事堂，于是相府肃然有秩。

德宗贞元时，宰相齐抗上奏裁减冗员，罢省诸州别驾。一些本来应授予诸州别驾的官员，多安排在朝廷做官。宪宗元和以来，朝廷频繁对藩镇用兵，将士立功者多被授予东宫王府官，衣着盛服，出入朝廷。而一些任职长久应当升迁或顶替退休闲居者，常常不下数十人，整日到中书门下或宰相私第去要官、候谒，杂乱无章。韦处厚奏请在一些重要州府重新设置六雄、十望、十紧、三十四州别驾，以安排上述那批人。从而结束了过去那种混乱的局面。

大和元年(827)五月，朝廷任命横海节度使(今河北沧州东)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李同捷欲效法河朔三镇，割据自立，拒不受诏。而朝廷从穆宗长庆年间藩镇再叛后，只承认魏博、成德、卢龙河朔三镇的割据地位，对于其他藩镇，一概不允许其割据自立。八月，朝廷发八道兵讨伐李同捷。李同捷向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求援，史宪诚首鼠两端，表面上出兵讨伐李同捷，暗中却在支持他。宰相裴度以宿旧自任，对史宪诚待之不疑。韦处厚则不然。史宪诚遣亲信到中书办事，韦处厚对他说： “晋公(指裴度)以百口在皇上面前担保你们主帅，我则不然，须看你们主帅的实际行动，以国法行事。”史宪诚听后害怕，再不敢心怀二意，全力出兵沧州，终建功勋。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在出兵沧景时，每获战俘，多刳剔献朝廷，残忍之至。韦处厚下令禁止。自此，所获俘虏，都配隶边远地区。

韦处厚貌不魁伟，看上去甚至有点懦弱。然而驾御属吏，以严厉著称，即使对于皇帝，也敢于冒犯龙颜。文宗虽勤于政事，但犹柔寡断，往往是宰相决定了的事情，中间突然改变。一次，韦处厚独自向文宗奏道：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起初承蒙听纳，但中间却往往变易。若变易的主张出自陛下本心，则说明陛下对臣等并不信任; 若变易的主张是由于他人议论，那么臣等以何名望执政?况且裴度是元勋旧德，辅佐四朝; 窦易直长厚忠良，奉事先帝; 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门。陛下既然不肯信任臣等，那么臣应先退。”说着便退下殿。文宗一时惊恐，马上安慰说： “何至于此，卿之忠心与才能，朕自知道; 纵然是朕有所失，哪能立即就辞职，以彰我德薄?”韦处厚不理，拜谢而去，已经出了延英门，文宗急令人召还，说： “卿想说什么，尽管直说罢了。”韦处厚便奏说朝廷应彰善惩恶，建立法制; 又说裴度是元勋，德高望重，应久留朝任。文宗都一一采纳。从此，宰相奏事，他人不再敢妄加议论。

韦处厚从担任宰相以来，克己奉公，为朝廷纳忠效力。他认为理财制用是立国之本。遂撰成《大和国计》20卷献上，为国家财政政策提供依据。他又认为古代用人，往往求全责备，致使许多才能之士由于某些缺陷而作废，因此他的用人原则是弃瑕录善，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予以启用。他酷爱文学，家中藏书超过万卷，并多亲自一一整理勘校。又信奉佛教，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晚年尤甚。太和二年(828)十二月，文宗开延英殿听宰相奏对。韦处厚正在奏事中，忽然说：“臣病犯。”话音刚落便扑倒在香案前。文宗急命中官扶归府第，到家后一夕而卒，年56岁，诏赠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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