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是中晚唐政治史上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朝，两度拜相，三任节度使。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与他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关系。另一方面，牛僧孺也是我国古代一位颇负盛名的文学家，他创作的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牛僧孺是一位处在复杂历史时期的复杂历史人物，加之他几乎终其一生都深深地卷入了错综复杂的“牛李党争”，因而当时以及后世都对他毁誉褒贬、莫衷一是。实际上，牛僧孺虽然没有创建下具有轰动效应的丰功伟绩，甚至有时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但从总体上说来，他基本上是一个应予肯定的历史人物。他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为政清廉，品格正直，执法不阿，不结纳宦官，不贪恋权位，秉公尽职，做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业绩。
一
牛僧孺，字思黯，唐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其先世出自陇西牛氏。八代祖牛弘仕隋为吏部尚书，封奇章郡公，为隋一代名臣。曾祖牛休克，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任集州刺史。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亲牛幼闻，仅担任过华州郑县尉这样低级的官职。可见牛僧孺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之中，其先世虽然显赫过，但至其父祖辈已家道中落，社会地位已较为低微了。
牛僧孺7岁丧父，不久母亲也改嫁了。他只好前往外祖周氏家开始其寄人篱下的生活。8年后，15岁的牛僧孺始知自家在长安南下杜樊乡有隋代赐田数顷和祖传图书千卷。于是他告别外祖，回到樊乡祖居，自立为生，并在那里利用先人遗书肄习学业。经过数年的勤奋学习，牛僧孺学业大进，成为首都长安一带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
牛僧孺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走的是科举仕进的道路。当时应进士举者，在考试之前一般需向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行卷”以博取声誉，为顺利登第打通关节。牛僧孺也未能免俗，他于贞元十九年(803)前往京师长安拜谒大名鼎鼎的监察御史韩愈，并向其行卷。交谈、阅卷之后，韩愈非常赏识牛僧孺的才华。为了抬高牛僧孺的身价，韩愈邀约当时文名甚盛的皇甫湜，特意趁僧孺不在时前往其下榻的客舍造访，并题辞署名于其门。于是牛僧孺声名大振于天下。
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805)春，新任宰相韦执谊为了推进“永贞革新”，急于网罗人才。当时，柳宗元、刘禹锡都以文学才华聚集于其门下，当他听说牛僧孺才华出众后，便命柳宗元、刘禹锡二人前往樊乡访问牛僧孺，并请牛僧孺入京相见。于是牛僧孺应邀来京拜谒韦府，并将自己平时的得意之作呈送给韦执谊过目。韦执谊看后，对牛僧孺的人品文才大加称赏。这样，牛僧孺的名气就更大了。三月，26岁的牛僧孺终于如愿以偿，荣登进士第。显然，他的进士及第当与宰相韦执谊的奖拔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本年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的还有李宗闵和杨嗣复，他们三人“情义相得”，后来成为所谓“牛党”的首要分子。
元和三年(808)，已释褐为伊阙县尉的牛僧孺又应“贤良方正能真言极谏”科制举。在制举对策中，牛僧孺与同考举人李宗闵、皇甫湜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对当时的朝政进行了直率、激烈的批评。当时的考策官杨於陵(吏部侍郎)和韦贯之(吏部员外郎)等人都很赞赏他们的对策，认为他们的策文确实能“直言极谏”、切中时弊，因而便将他们三人同署为上第。翰林学士裴垍和王涯复审策文后，同意了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等人的意见。宪宗起初也对三人的对策很赏识，并下诏中书从优授官。可是，当时朝中的当权宰相李吉甫却因牛僧孺等人的策文在攻讦朝政的同时也对自己进行抨击而大为恼火，因而他便向宪宗皇帝泣诉，说牛僧孺等人攻击朝政、诬陷自己，并说应制举人皇甫湜是复审官王涯的外甥，王涯事先不申明，有作弊之嫌; 裴垍听之任之，严重失职。宪宗当时正倚重于李吉甫，便在李吉甫泣诉之后一反初衷，罢免裴垍、王涯翰林学士之职，贬韦贯之为果州刺史。数日后，又贬韦贯之为巴州刺史，王涯为虢州司马，并出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位应制举人不仅不得从优授官，而且也不得留在京城任职，只能出为地方小官： 牛僧孺赴河南尹、水陆运使杜兼幕任判官，并兼任伊阙县尉; 李宗闵出任洛阳县尉; 皇甫湜出任陆军县尉。此后，三人多年屈滞下僚、不得升迁。此次制举案形成了以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及应制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为一方和以当权宰相李吉甫等人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集团，埋下了仇怨的种子，引发了其后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
当时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的白居易对于考策官杨於陵等人的被贬黜和应制举人牛僧孺等人的被压制非常同情，于是便仗义直言，向宪宗皇帝上《论制科人状》，为他们鸣冤叫屈。然而，由于当时李吉甫当权，宪宗又一心倚重他，因而白居易的上书未能起到任何作用，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和应制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终于未能摆脱被贬黜、被屈滞的命运。
牛僧孺在这次制举对策中不畏权贵、直言极谏的精神，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因而当他出任伊阙县尉后，许多方镇节度使便慕其名而聘请他去本镇任职，可是在朝中当权的李吉甫之党从中作梗，一概不予批准。牛僧孺在伊阙县尉任上又熬了3年多，于元和七年(812)初才升任河南县尉(按： 伊阙为畿县，县尉为正九品下; 河南为京县，县尉为从八品下)。
直到宰相李吉甫于元和九年(814)冬病卒后，当年在制举案中被李吉甫贬黜的考策官韦贯之升任宰相，牛僧孺屈滞下僚的命运才有了转机，由河南尉入朝任监察御史。此时牛僧孺已35岁了。
牛僧孺入朝任监察御史不久，其母即不幸病故了。按照当时的惯例，牛僧孺去官居家守孝3年(实为27个月)。元和十二(817)年春，牛僧孺服阙，复任监察御史。不久后升任殿中侍御史。次年，迁礼部员外郎，转都官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元和十四年(819)，改考功员外郎，充集贤殿直学士。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宪宗即位后，牛僧孺由考功员外郎升任库部郎中，知制诰。本年冬，迁御史中丞，被委以执掌国家法制刑政大权的重任，实际负责御史台的全面工作。在御史中丞任上，牛僧孺尽职秉公，执法不阿，充分体现了其干练的才能和正直的作风。上任伊始，他即针对“州府刑狱淹滞，人多冤抑”的状况，“条疏奏请，按劾相继”，清理积案，惩治不法，以致“中外肃然”，法治状况为之一新。
长庆元年(821)六月，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宦官受其贿赂，为其讲情。穆宗皇帝也在宦官的煽动下，认为李直臣有才干，要求予以宽大处理。当时身为御史中丞、主持审理此案的牛僧孺不计个人利害，坚持不回，据理力争说： “国家立法，正为束缚奸雄。安禄山、朱泚等乱臣贼子正因才智过人而播乱天下。因而不能由于李直臣有点小才而屈法。”在牛僧孺义正辞严的坚持下，穆宗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便同意将李直臣治罪，并嘉奖牛僧孺执法不阿，面赐金紫。
牛僧孺在御史中丞任上还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促进我国民族关系友好发展的大事。长庆元年(821)十月十日，他与宰相、左仆射、六曹尚书以及盟会使刘元鼎一起在长安西郊与吐蕃使节举行盟会，共同约定： “自今而后，屏去兵革。患难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瓯脱，约其交侵。襟带要害，谨守如故。”此次盟会的内容以蕃汉两种文字刻为石碑，立于吐蕃都城逻娑(拉萨)，此碑今尚存于拉萨大昭寺前。这次会盟符合蕃唐两国的共同利益，意义非常重大，它缓和、改善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两国在这一盟约的基础上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二
长庆二年(822)正月，牛僧孺由御史中丞升任户部侍郎。本年十月，58岁的河中节度使韩弘因年老而奏请罢镇入京任职。朝廷批准了他的申请，命其进京守司徒兼中书令。以前，韩弘在宣武镇任节度使时，镇内政务不大听命于朝廷，赋税也不上交国库，基本上处于半割据状态。直到淮西镇吴元济和淄青镇李师道被诛灭后，他才归命朝廷。因而他罢镇入京任职后，便心不自安，担心朝中有人因宣武旧事而怪罪他。于是，其子韩公武便以家财贿赂朝中权贵。不久后韩弘与其子公武相继病卒，家中只剩下韩弘幼孙。穆宗担心其家产无人管理而散失，便派宦官前往韩府清查财产。结果在韩家帐簿上发现朝中大臣几乎全接受过韩弘的贿赂，唯独在牛僧孺的名字旁边记注着： “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得知后非常高兴，认为牛僧孺堪当重任，在御史中丞任上能执法不阿，在户部侍郎任上又能廉洁奉公。因而很快提拔他担任宰相。时在长庆三年(823)，僧孺44岁。
牛僧孺拜相后还不到一年，穆宗因服方药暴卒，由16岁的敬宗继位。敬宗是一个浪荡少年，他即位后游戏无度，不理朝政，征天下道士言长生事。僧孺几度婉言劝谏，无奈敬宗童蒙，收效甚微。加之当时首席宰相李逢吉与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朝政日益败坏。身临相位的牛僧孺既无力回天、不能兼善天下，又不愿同流合污、尸位素餐，便毅然累表求罢相位。敬宗虽少不更事，但尚能认识到牛僧孺是一位正直识大体的官员，因而起初一直不同意他辞职。后来牛僧孺一再坚持，敬宗不得已乃于鄂州特置武昌军，让牛僧孺以使相身份出任节度使。
牛僧孺出镇武昌后，了解到镇治鄂州一带土质疏松，不利于修筑城垣，因而以前每年都要征发大量民工板筑城墙，还要征收茅草护覆城墙。主其事的官吏也往往趁机盘剥民众。于是牛僧孺便从便国利民的原则出发，革除弊政，改为征收陶砖以当茅苫板筑之费。经过5年即以所赋陶砖将鄂州城垣修整完毕。此后，鄂州民众便不再因修筑州城而受赋役之苦。此外，牛僧孺还鉴于管内沔州与鄂州隔江相对，虚张吏员，便奏请将沔州并入鄂州，以裁减冗官，精减编制。在当时各藩镇竞相争地盘、争编制以扩充权势的情况下，僧孺此举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其尽职秉公的作风。
大和三年(829)八月，李宗闵由吏部侍郎拜相后，屡向文宗荐举牛僧孺，说他很有才干，不宜居外。后来，文宗同意了李宗闵的建议，于大和四年(830)正月征召牛僧孺入朝任宰相。牛僧孺此次担任宰相期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他在任期间主持处置了几件大事。其中有些处置为其博得了正直的名声，而有些处置则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争议：
大和五年(831)正月，幽州副兵马使杨志诚发动兵变，赶走节度使李载义，自立为留后。文宗召集朝臣研究解决方案时，牛僧孺建议说： “自从安史叛乱以来，幽州一直处于割据、独立状态，朝廷实际无力控制。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刘总举州归顺朝廷。当时朝廷为安置该镇耗费钱财80万缗，但不久之后该镇又叛离朝廷。朝廷空耗钱财，一无所得。现在杨志诚夺取该镇与以前李载义取得该镇实际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不如承认既成事实，送个顺水人情，同意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建议，对杨志诚奉行抚绥政策，承认其对幽州的统治。关于此一事变的处置，后世论者往往指责牛僧孺姑息偷安。其实，当时形势确如牛僧孺所说，安史之乱以后的幽州节帅，几乎全是拥兵自立者，唐廷因无力控制而多采取抚绥政策。偶尔出兵讨伐也全以失败告终。即使以坚决反对藩镇割据著称的李德裕，后来在对待幽州镇将张仲武于会昌元年(841)乘乱夺取幽州军政大权的时候，也只能采取抚绥政策，同意他任幽州节度使。由此可见，幽州节镇拥兵据位已是积重难返，朝廷确实无力控制。牛僧孺如此处置杨志诚事件乃是当时形势使然。
大和五年(831)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先是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诛除宦官。二月，密谋泄露，郑注和宦官王守澄等人便先发制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漳王为文宗之弟，文宗一向担心有人拥立他与自己争夺帝位。因而文宗一听宋申锡谋立漳王，便大发雷霆，即命王守澄捕漳王和宋申锡严审。当时王守澄等人极欲趁机置宋申锡于死地。在这紧要关头，牛僧孺面对宦官的淫威仗义直言，对文宗为宋申锡申辩说： “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在牛僧孺有理有力的辩解下和其他朝臣的谏阻下，文宗终于有所回心。郑注、王守澄等人也担心争辩日久，奸情败露。因而宋申锡得以免死，“止行贬黜”。
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众向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献城归降。李德裕上书朝廷，建议乘机向吐蕃发动攻击。文宗便召百官于尚书省集议。牛僧孺有鉴于唐与吐蕃不久前于长庆元年(821)签署了和平盟约，并立碑为证，约定双方“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回。”而且就在大和五年九月，吐蕃刚刚派遣使节论董勃义入唐修好，唐朝所派友好使节刘元鼎去吐蕃尚未返回。因而他主张应从国家的全局利益出发，信守盟约，维护和平。不能为了取得数千里外仅有区区300兵众之维州而败盟毁约，轻启战端，破坏唐、蕃两国的友好关系。文宗皇帝也赞同牛僧孺的观点，诏令李德裕不接纳维州降将，返还维州城。事后，李德裕之党认为牛僧孺是出于挟怨嫉功而不准德裕之请，并大造舆论。影响所及，文宗也信以为真。次年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入朝任枢密使。由于王践言入朝受过李德裕的贿赂，因而他入朝后也多次向文宗进谗言，说牛僧孺处理维州事件失策。从而使文宗对牛僧孺有些疏远。于是牛僧孺累表求罢相位。本年十二月牛僧孺获准以使相身份出任淮南节度使。同月，李德裕由西川节度使入朝任兵部尚书。
牛僧孺镇淮南期间曾聘请著名的青年诗人杜牧入幕任节度推官、掌书记。在淮南，二人诗酒流连，成为忘年之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治所扬州是全国著名的大都会，富盛甲于天下。身处繁华都市之中的倜傥公子杜牧，经常在公务之余出入秦楼楚馆，寻花问柳。牛僧孺为了保护杜牧这位青年慕僚的安全，便经常在杜牧外出时派人暗中跟随保护，并让街卒用帖子记下杜牧的去所和时间，随时报告。至大和九年(835)，杜牧应征入朝任监察御史，牛僧孺在饯别宴会上奉劝杜牧今后要节制风情，注意身体。杜牧矢口否认自己曾干过风流韵事以顾全面子。僧孺笑而不答，让侍从取出两年来街卒记录杜牧行踪的报帖，杜牧非常惭愧，更非常感激。自此以后，杜牧终生不忘僧孺之恩。
文宗开成元年(836)前后，李党人物韦瓘托名牛僧孺编作了《周秦行纪》一文(今存于《太平广记》卷四八九)以陷害牛僧孺。该文假托牛僧孺自叙其于贞元年间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途中，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薄太后庙，与汉文帝之母薄太后、高祖戚夫人、元帝王嫱(昭君)、唐玄宗杨贵妃、齐东昏侯潘妃、石崇绿珠等帝王后妃冥遇，并由王嫱侍寝。该文还借后妃之口戏称唐德宗为“沈婆儿”，呼其母为“沈婆”。显然，编造此文的目的即旨在诬陷牛僧孺有僭逆不臣之心。当时御史台曾追查过此事，幸赖文宗明察，一笑置之，说： “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于是牛僧孺才幸而未被罗织成罪。僧孺虽受了一场虚惊，但他恐怕自己镇守淮南这样的重镇，会招来人们的疑忌，因而他便上表求罢剧镇以明志。起初，文宗不准其所请，后于开成二年(837)五月准其罢淮南节度使任，改任东都留守。
牛僧孺此次卸任时，曾与其继任者李德裕闹过一场经济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当牛僧孺得知朝廷已任命与自己关系不协的李德裕前来接任淮南节度使后，他便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让张鹭与李德裕交接，他自己赶在李德裕到镇之前离开扬州前往东都叙职以避免双方相见时感到尴尬。僧孺离镇时，军府库存钱帛达80万贯匹，可是李德裕到镇后却隐没40万贯匹，并妄奏为僧孺副使张鹭支用。面对李德裕的栽赃诬陷，一贯“不以细故介怀”的牛僧孺为了自己的清白不得不向文宗上书，说明事实真象。文宗便诏命德裕重新清查，果然与牛僧孺所奏相符。李德裕弄巧成拙，既诬陷不成，又无法抵赖，便只好诡称自己“初到镇疾病，为吏欺隐”，并请处罚。当时补阙王绩、魏暮及拾遗令狐綯、韦楚老等人曾连章弹劾李德裕“妄奏钱帛以倾僧孺”。可是文宗却对李德裕免予处罚。
牛僧孺留守东都时，白居易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刘禹锡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均在洛阳任职，三个老朋友、三个已届暮年的闲官难得聚到了一起。牛僧孺在东都归仁里的私邸和在南郊的别墅就成为三个老朋友诗酒流连的福地，在这里，三位老朋友都写下了大量的唱酬诗篇。这段生活可能是牛僧孺一生最安逸、最轻松、最舒心的时期。
开成三年(838)，牛党人物杨嗣复、李珏和李党人物郑覃、陈夷行同在朝中任宰相，双方经常因争权夺利而闹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文宗于本年八月派遣左军副使王元直携带告身赴东都征召品格正直的牛僧孺入朝任左仆射，意欲委以重任。可是此时年近花甲的牛僧孺似乎已厌倦了争权夺利的官场生活，“无复进取之怀”，他入朝拜谢过文宗后即闭门不出，称疾不朝。甚至为了避嫌而不与跟自己有僚旧之谊的现任宰相李珏、杨嗣复来往。由此可见他力图逃避党争漩涡的良苦用心。
鉴于牛僧孺不愿在朝中任职，文宗便于次年八月让他以使相身份出镇襄州(山南东道)。当时襄州连年水旱为灾，僧孺至镇后即据地造籍，减免贫弱赋税均于豪强之家，使人民生活粗获安定。
牛僧孺镇襄州时，把被宦官切齿痛恨的正直之士刘蕡辟为幕府从事，这是一件很能体现其胆量和政治品格的举措。先是，进士刘蕡于大和二年(828)三月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在对策中他公开反对宦官专权、极言宦官之祸，因而触怒宦官。当时的考策官冯宿、贾誎等人虽然非常赞赏刘蕡的对策，但终于迫于宦官的威逼而不敢录取他。于是刘蕡便被挤出京师，不得仕于朝中。牛僧孺出镇襄州后即不顾宦官的淫威，聘请刘蕡到襄州幕府任幕僚，待如师友。由此足见其正直、骨鲠的政治品格。
三
开成五年(840)，文宗驾崩，宦官仇士良等矫诏奉武宗即位，并杀陈王成美、安王溶。杨嗣复、李珏因曾支持过陈王和安王而被罢相贬出京师，李德裕由淮南节镇入朝拜相。自此以后，厄运就接二连三地降临到牛僧孺身上。
会昌元年(841)秋，襄州发生特大水灾，汉水冲决河堤，灌入襄州城，大量民居被淹。此时为宰相当权的李德裕便借机以渎职罪罢免僧孺节度使之职，左迁其为太子少师。唐代并无因水灾而罢免地方官的规定和先例，如： 长庆四年(824)六月，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 “浙西水，坏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庐舍”。大和五年(831)七月，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当地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水灾。而发生这两次水灾时，牛僧孺都在朝中任宰相，牛僧孺不曾因此将李德裕降职，李德裕也未尝因水灾自劾。可见牛僧孺此次罢镇左迁，完全是出于李德裕挟嫌报复。
牛僧孺于会昌元年(841)闰九月贬官入朝后，在京城呆了一年多，又于会昌二年(842)冬至洛阳出任东都留守。
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上表请为留后，武宗不许，诏令刘稹护丧归东都，刘稹拒不奉诏。于是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决定武力解决，征调各路藩镇出兵讨伐刘稹。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围攻，昭义军内部发生叛变，刘稹部将郭谊等人于会昌四年(844)八月谋杀刘稹及其宗族，降归朝廷。讨伐昭义之役终于以胜利而告终，主持此役的李德裕便有了雄厚的政治资本。于是他便挟战胜之威，对政敌牛僧孺、李宗闵肆意进行诬陷、迫害。他先是派人去潞州(昭义镇治所)查找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往来信件，可是一无所获。无奈便唆使孔目官郑庆诬奏： “刘从谏每得牛僧孺、李宗闵书信，全都当即烧掉了。”此外，一直为牛僧孺所厌恶的河南少尹吕述此时也落井下石，给李德裕写信打小报告，诬告牛僧孺听到刘稹败灭的消息后“出声叹恨”。于是李德裕经苦心罗织，终于把交结叛镇的罪名强加到牛僧孺、李宗闵头上，于会昌四年(844)十月将牛僧孺由东都留守贬为太子少保分司，将李宗闵由湖州刺史贬为漳州刺史。不久后，再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贬宗闵为漳州长史。本年十一月，复贬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东北)长史，长流宗闵于封州(今广东封开东南)。
从此，牛僧孺以65岁的垂暮之年开始了其遥遥无期的贬所生活，似乎要终老南疆异域了。幸而会昌六年(846)武宗病卒，宣宗即位，李德裕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风烛残年的牛僧孺才有了生还北国、埋骨桑梓的希望。本年八月，68岁的牛僧孺与武宗朝被贬逐的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等4位旧相同时遇赦，奉命北迁。惟李宗闵未及离开贬所而卒。牛僧孺先由循州贬所量移衡州长史，后又于次年春夏之际奉诏北移为汝州长史。
牛僧孺在汝州时与李德裕之间的一段交往，成为牛李党争中一段颇具戏剧性的插曲。大中元年(847)十二月，宣宗及其宰相白敏中以擅改《宪宗实录》和参与制造吴湘冤案等罪名把李德裕由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贬为潮州司马。次年正月，62岁的李德裕由洛阳动身南下，赴潮州贬所。他途经汝州时，正在汝州任长史的牛僧孺捐弃前嫌，亲自前往驿站客舍看望、款待落难的政敌冤家李德裕，以尽地主之谊。会见时，多少尴尬、多少感慨、多少酸楚，尽可以想见。多少话既一言难尽，又难以启齿。刚从南疆贬所归来的牛僧孺只向即将贬谪潮州的李德裕介绍南疆的风土人情，并加以劝勉安慰，而绝口不提他们以前的龃龉、是非和恩怨。通过此事也可反映出牛僧孺难能可贵的宽厚品格。
汝州相会是牛僧孺与李德裕两位老政治对手的最后一次会面。此时，他们两位政治老人均已届垂暮之年，围绕他们二人所展开的长达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也已接近尾声。
汝州一别之后，牛僧孺于本年夏秋之际由汝州长史迁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当年冬病卒于东都城南之别墅，终年69岁。李德裕于当年五月到达潮州贬所，九月再贬崖州司户参军，次年病卒于崖州贬所，终年63岁。至此，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结下的恩恩怨怨不了了之，但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却尚待后人评说。
四
在哲学思想上，牛僧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天人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倍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牛僧孺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坚持“天道远”、“人道迩”的天道观。他在《讼忠》一文中批评了“帝王不务为政而务称天命，下不务竭忠而务别兴衰”的思想和行为，并旗帜鲜明地提出： “假天道以助人伦，犹虑论诬于失也。况舍人事，征天道，弃迩求远，无裨于教者也。……以道承天，则天无坏者。以乱承天，则天无支者。故支、坏非天也，兴、衰由人也。”可见在天、人关系上，牛僧孺是重人事而轻天道的。而且他的天道观是与他的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识到社会的兴衰治乱完全是人为的结果，与天道没有什么关系。显然，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达到了很高的认识水平，是一种积极、进步的天道观。
牛僧孺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而且在文学领域也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他少年时即颇负文名，贞元末进士登科前，一代文豪韩愈即对他的文章大加称赏。入仕后，他交游广泛，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杜牧等众多著名文学家多有诗歌唱酬、文书赠答。他的文学活动几乎和他的政治活动相终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惜其诗文现在已大都散失，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3l篇，诗歌4首和一些零散诗句。
牛僧孺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创作了大量的传奇小说，并结集为《玄怪录》一书。此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思想认识价值，是唐人传奇集中的佼佼者。本传奇集内容奇幻诡谲，主题丰富多样。在志怪述异的同时，对现实的人情世态也有充分而形象的反映，既从多方面对社会现实进行含蓄、深刻的批判，也寄托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和愿望。在表现艺术上，具有幻想奇特，情节曲折，语言雅洁的特色。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