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毓朗，字月华，号余痴，是敏亲王之后，是清末著名的王公贵胄之一。
毓朗生于咸丰四年(1854)。幼年的毓朗体弱多病，一直到20岁之前，基本上是足不出户。在清寂、森严的深宅大院里，这位小王爷倒没怎么觉得寂寞。他有一嗜好，就是读书，一天到晚手不释卷，确实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当时，旗人重武轻文，王公子弟多以马步弓刀相标榜，毓朗嗜书如命，很不同于一般。他的父亲定慎郡王溥煦也很成全他，把家中几代攒下来的藏书都交给了他，任他翻阅。
毓朗不喜欢武事，但也免不了要习武射箭，这是清朝入关以来就给旗人定下的规矩。毓朗开始练习骑马时，已有17岁。当时他的兄妹都嘲笑他，说他甭说是马，连蛤蟆也是不敢骑的。毓朗蹩了一口气，翻身上马，疾驰而出。练马场路径崎岖，怪石嶙峋，毓朗脸上毫无惧色。等毓朗安然无恙地回来，兄妹都大吃一惊，深服他的勇气。
光绪五年(1878)，毓朗24岁。这一年他参加武举考试中举，受封为镇国将军。与毓朗同时中举的还有善耆。善耆后来和毓朗同为清末重臣，对毓朗影响甚大。
毓朗中举，却没有被委以公务，他整天还是深居家中，以读书赋诗为乐。
这时候，已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国家多难，旗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就连毓朗这样的王公之家也开始典卖古玩字画维持生计。但毓朗对这些似乎浑然不觉，他依然沉浸在他的书卷中，倒也悠然自得。后来，父亲溥煦为他谋到了神机营的小差事，毓朗推脱不过，开始上任。
神机营是皇室的禁卫军，虽然刚建立不到30年，但早已露出腐败之色。毓朗空有一身学识才情，在这里却得不到施展，他每天落落寡欢，很少和人打交道。当时，神机营的总办是岳柱臣，岳柱臣对毓朗没有什么好感，但知道他是贵族子弟，也不敢怎样怠慢。只是每次保荐人才，都没有毓朗的份。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了，神机营有一委员余仁建议编练龟蛋阵以御敌兵。按余仁的设计，是让士兵背负藤甲，匍匐至敌人身侧，然后以石灰迷住敌人的眼睛将之杀掉。余仁说，如果采纳他的建议，清军可稳操胜券。余仁提出这一建议时，很多人都为之心动，但毓朗鄙夷而嘲弄之，余仁非常狼狈。这里，我们应该交代的是，毓朗虽生于豪门深院之中，但他却接受了那个时代全新的思想，他所读之书多是西方器艺之书，和愚昧守旧的顽固分子大不相同。余仁本是市井无赖，因贩卖鸦片发迹，谋得了神机营的差事。他这时提出龟蛋阵这一不伦不类的“计策”，其实是为了谋得晋身之阶而已，见毓朗当众驳斥他，心中恼怒，发恨要报复。后来，毓朗见在神机营的确没什么出路，而余仁一类小人又百般为难，于是辞去职务回家去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0)，义和团运动兴起。五月，团民进入北京城，毓朗因素习声火电化等西方学术被指为“二毛子”，险遭杀身之祸。于是一家老小离京逃往郊区，躲避战乱。在京郊一个名叫三家村的山庄里，毓朗父子纠集了当地地主武装镇压义和团，打杀团民无数。
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当时毓朗一家离京尚不太远，远远地看见北京方向火光冲天，大骇。在三家村，有人建议购置旧炮，以镇慑敌兵，溥煦很是动心，就喊来子女商议，毓朗坚决反对，下面这段对话颇能说明他的心机，也很能说明他的见识：
“购炮的意思，是为了向团民示威，可团民都知道那是废弃不用的旧炮，只能是白白示弱罢了; 现在八国联军已占领京城，他们听说有一个王爷固守一山，置炮八座，聚兵若干，是会发兵来打，这不是自惹事端吗?”
溥煦很不以为然： “你实在是太多虑了。”
毓朗接着说： “我们山中财货缺乏，以这有限的经费花在百天一用的大炮上，实在是划不来呀。”
溥煦还是听从了毓朗的意见。后来，其他村寨购置大炮，果然为侵略军所灭，溥煦深服毓朗的眼光。
究其一生，毓朗也算得上是精明强干，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却一错再错。他镇压义和团，是其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他在民族战争中畏首畏尾，不战而逃，只能说明他所出身的阶级正在坠落。
光绪二十八年(1901)，清政府见大势已去，派庆亲王奕劻与侵略军议和，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日条约》后，北京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毓朗一家迁回北京。
经过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北京城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定慎王府在战争中被法军占据，作了法军的指挥部。毓朗一家不能回府，于是租东成安伯胡同住下，聊以度日。
毓朗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小胡同里，他的一生发生了重大转机。
二
在毓朗的后半生中，肃亲王善耆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就在毓朗一家在安伯胡同住下后不几天，另一位年轻的王公也搬了进来，这个人就是善耆。善耆是铁帽子王豪格之后，小有才气而不拘形迹，在当时颇负维新之名。22年前，善耆和毓朗一起中举，同投镇国将军，也算有着同门之谊。现在战乱初定，两个旧日相识聚到一起，自然是欣喜万分，以此谈诗论文，倒也颇有些情趣。
一天夜里，毓朗正在读书，忽然有家人慌慌张张跑来，说后院有人拆毁院墙，制止不听。毓朗连忙跑去观看，却看见善耆大笑着，正从墙那边跑过来。毓朗一问才知，原来是善耆觉得隔巷不便，毁墙为门以利往来。毓朗苦笑不得。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慈禧逃往西安，善耆也曾跟随同往。现在他回到京城，其实是有命在身，慈禧授以他崇文门监督职，令他掌理税务。但在当时，北京正被列强占领，善耆根本无从任事。到第二年一月七日，慈禧回京，“中外合好”的局面已经形成，善耆这才走马上任。
善耆没有忘掉老朋友，他就任税务监督，也把毓朗带到了税署，后来善耆忙于他事，便索性将全部事物交于毓朗，让他总理其事。
以前毓朗或居闲职，或在家索居，从来没有管理过实际事务，现在他接受税务，不仅业务生疏，而且时逢中国新政，战乱初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能胜任吗?家人都为他担心，但毓朗回答得很干脆： “我这一生，有什么事是作不来的吗?”很快赴职。
确实，按毓朗的性格，不务事则已，一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从此他早出晚归，一心扑在税署里。有一次善耆前来视事，看着毓朗瘦弱的身影跑来跑去，心中不忍，于是相劝： “署里事务繁杂，你能吃得消吗?”毓朗回答： “我既然接手任事，自然要尽心尽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善耆深为感动。
崇文门税务在嘉庆年间就交给胥吏掌管，一百多年来百弊丛生。现在毓朗等人接手，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税务管理办法治理，却又赶上大乱初定，一切都得另起炉灶。当时，和毓朗一同任职的还有陆宗舆(就是那个在五四运动中被罢免的三个卖国贼之一)等人，这些人因为善耆素负维新之名，投靠在了他的门下。他们在当时都很年轻，血气方刚又学有专长，正是精忠务事的年纪。崇文门税务在他们管理下，没出多久已是初具规模。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的政策发生逆转，慈禧太后由镇压维新变法的刽子手一转脸变成了新政的“领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革运动。崇文门税务还是这一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起步早，而且卓有成效，很受慈禧的重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时至清末，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清贵族早已腐朽没落，他们文不能提笔为文，武不能领军作战，已成社会寄生虫的代名词。毓朗等人能在这种背景上脱颖而出，无疑给江河日下的满清统治注入了一线生机，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少壮派贵族”的美称。
当然了，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环境中，税务管理也自有它的难题，尤其是在西方势力已深入内地，清政府又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新败的情况下。有一德国商人祁罗弗打着供应使馆的幌子，公然抗税，以前的税署对他只好听之任之。毓朗入署后，果断地决定扣留祁罗弗的货物，祁罗弗大怒，抬出使馆相讹诈，毓朗淡淡一笑，置之不理。祁罗弗果然从使馆拿来照会，他威胁毓朗说： 如果不为他的货物放行，将有重起战争的危险。当时正是外强气焰嚣张之时，没有人敢开罪于洋人，但毓朗自知公理在胸，对大使馆同样不买账。他不但不为祁罗弗放行，而且以扰乱公务，加倍征罚金。这下祁罗弗没了办法，乖乖地纳税了事。
正当毓朗在税署干得津津有味之际，善耆已考虑为他另谋差事。在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北京的警务，由侵略分子川岛浪速总理其事。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战后警权由清政府收回，但在当时，警务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新事物，而且现在警权操在日本人手中，接手这一差事困难很大。清政府考虑再三，决定由善耆组建工巡局，负责接收警务。当时正赶上川岛浪速回国述职，善耆于是派毓朗与他同行，到日本考察警察制度。
从鸦片战争以来，清统治者就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或鄙夷或畏惧，或实有其据或荒诞诡秘的想象，到这时，终于有一位王公贵胄能走出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了，这无论如何，都可称得上是一大进步。
三
毓朗起程前往日本，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五月十一日，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他除了考察日本警务外，最值得一论的就是他同日本总理大臣桂太郎的相见了，这次相见对毓朗此后影响颇大。
八月初三日，毓朗等会见总理大臣桂太郎，他是毓朗在日本见到的第一个政界要人。
桂太郎一见毓朗，出语惊人： “将军知道我就是当年的义和团吗?”
毓朗一惊，忙问其故，桂太郎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痛恨西方势力的东来。有一次我持刀潜上一艘美国舰艇，准备手刃一二美军，但我失败了，被美军抓住差点送命。从此我开始醒悟，靠蛮拼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潜心向学，遍游欧美。后来明治维新，我就依靠这所得新知，得以为国效力。”
一席话，说得毓朗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桂太郎接着谈到中国的情况： “日本派员出洋，其时是在中国之后，就像我这样愚笨之人，朝廷都能信用倍加，中国为什么就任学成归国之留学生投置闲散，不用他们为国效力呢?”
毓朗的回答不无诚意，却也不无为清廷掩丑之嫌。他说：“我们国家地大人众，按比例算，人才尚不足贵国十分之一，所以收效较迟些。现在国家推行新政，风气大开，我们将广招诚实务实之士，非以前可比也。”
桂太郎淡淡一笑，说： “将军知道吗? 现在地球正在缩小，各国间休戚相关，现在着手改革，已有为时过晚之嫌，将军请自勉之。”
毓朗深服桂太郎的识见阅历， 再三感谢后，才离开总理府。
日本在19世纪中叶时，本来和中国一样都是处于没落王朝的统治下，都是非常落后的封建国家，但日本在1868年以后，在全国推行了一场资本主义改革运动，从而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和西方外强不相上下，清政府有感于日本的巨变，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开始效法日本，这便是毓朗这次日本之行的背景。
毓朗东来之初，便抱定了虚心向学的想法，以求变法之道。事实上，他在日本确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尤其是在参观考察中，他已基本上形成了他一整套的警务计划，这将对他回国后的工作带来直接的效果。
七月二十二日，毓朗回到中国。一上岸他便得知，善耆已保荐他为五品候补京堂职，让他出任警务总监。
毓朗日本之行，为他多了一番经历，也增加了一段新的资历，这在一个以改革相标榜的社会中，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四
现在人们一提警察，一般认为是始于1905年的巡警部，其实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从工巡局建立时就开始了，时间应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
在警察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毓朗功莫大焉。
毓朗从日本归来，即入工巡局担任总监。当时，警权是掌握在“顾问”川岛浪速手中，虽然有《辛丑条约》的规定，他还是死死抓住不放。现在毓朗到任，他是不会容许权力操在日本人之手的。于是便有了下面一段颇富戏剧性的夺权斗争。
毓朗首先按现代警察制度对工巡局进行整顿，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提高专业警事人员待遇，实行高薪金制，拉开和非警校毕业人员的差距; 提高警员地位，改变旧衙门中的恶习，待之以礼。
这两项规定渐次实行，就堵住了川岛浪速拒不交权的口实。然后，毓朗前往川岛浪速府邸，面商这事。
两人在过去混得相当熟，所以这次见面非常随便。
毓朗开门见山： “川岛君是一君子也，以后警务学堂之事，你操持就是，品德教育事关大事，地方行政之权，就由我管，这样可以统一事权，有事也便于指挥。消防队是从众人中选拔组建的，品格学问都好，就由你我共同管理。”
这时的毓朗正30多岁，言语自信而洒脱，且颇含机锋。
川岛浪速说： “将军所言很是，但中国官场多腐败，警署如不注重公务，那将作如何处理?”
毓朗笑道： “以前工巡局是别人任事，我们不好说什么，以后有我承担，或功或罪都义不容辞，日本之行，我们相处日久，阁下不信任我吗?”
川岛浪速无奈，只好应允。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有一次川岛浪速有事同毓朗相商，谈话中忽然话题一转，说： “我与将军相处日久，对将军颇为相信，只是把警权交与了你，人们都说是我受了愚弄，将军如何看法?”
毓朗大笑， “人言是不可信的， 阁下你觉得我能骗你吗?”
川岛浪速沉吟良久，说： “将军没有骗我，是我多虑了。”
川岛浪速能交出警权，其实这里是深有背景的。首先，国内反帝斗争虽经义和团运动的挫折，但这时却以新的形式，更加炽热地发展起来。而且，《辛丑条约》已规定了交接事宜，川岛浪速违约不交，不仅引起国人愤慨，列强对日本也开始不满。日本这时正在中国的东北同俄国激烈争夺，它不敢再在北京惹起事端，所以乖乖地交出了警权。
毓朗上任伊始，便根据他在日本考察所得以及早年居家时掌握的知识，拟定出庞大的警务治理计划。当时，有人拿来上海的租界管理章程，建议毓朗采用租界警事法，毓朗不准。又有人建议毓朗将警权范围扩大，推广到北京城区，毓朗还是不同意。在这两件事上，毓朗的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租界章程管理租界则可，如果移到北京，物是人非，断不会有什么效果。现在北京内城警务刚刚建立起来，虽然已初具现代规模，但离巩固成形还相距甚远，如果推广到外城，和外城陈旧混乱的制度搅在一起，不仅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内城中刚刚取得的成果也有断送的危险。
毓朗处事稳健，眼光又远，这里可见一斑。
毓朗上任后的第一仗，便是对民愤最大的赌风大开杀戒。
他封闭赌局若干，其中也包括宗室贵族的赌局。崇子后自恃皇亲，开起了赌局，和毓朗唱对台戏。毓朗知道这事，亲自带人前去查处，崇子后大惊之下，找到善耆疏通。毓朗对善耆也不买账，到底是将崇子后缉拿归案。
处理了崇子后，不仅为新建警务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毓朗也因此名声大噪。
毓朗管理工巡局，可谓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虽然以后他还有升迁，甚至位列军机，但那时他已处于宫廷斗争的漩涡中，是明显的力不从心了。
在清王朝最后的10年中，颇有一些年轻的贵族忧时愤世，试图挽救这个正在走向毁灭的王朝。他们也曾努力过，也曾在自己的范围内干得有声有色，但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他们又实在是太微弱了。一个王朝在迅速地崩溃，单靠几个人的支撑已是根本无济于事了。
就在毓朗大力整肃赌风之际，各王府的赌局照常营业，其中以大公主府最为招摇，毓朗也只好听之任之。
光绪二十九年(1903)，毓朗处理高尚仁聚赌案得罪了权臣奕劻，这一事件更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他从此失势，而且再也没有振作过。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商人高尚仁聚众赌博，毓朗派人前去缉捕，在缉捕过程中，高尚仁将巡捕殴伤，毓朗于是将他带到了工巡局。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但在当天夜里，突然有庆王府人持文书来见毓朗，毓朗打开一看，原来是奕劻的一封信，说高尚仁和他素有交往，要毓朗放人。当时的毓朗年轻气盛，他不便直斥来人，就把一团怒气都发泄在了高尚仁身上，他告诉来人： “这是奸徒冒名之惯用伎俩，根本瞒不了我。”命人将尚仁带至公堂，掷文书于地： “你殴打巡警之事，明日讯明再说，今天就为这份文书惩治你。”命杖高尚仁40棍。送信之人在旁看着，无计可施。
毓朗痛责高尚仁，怒气渐平，但他很快又感到了后怕; 当时的奕劻权倾朝野，他能饶过我吗?
毓朗的想法不是杞人忧天，在那封建王朝中，开罪于权臣，确实也该掂量掂量了。
五
当我们回首百年前那场天翻地覆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我们容易简单地归因于革命者的经营和发动。当然，孙中山等人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反动阵营内部的斗争以至分裂，这是革命的背景，也是它成功的条件之一。
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从很早就开始了，到最后10年间，已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这两派针锋相对，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而毓朗就卷入了这两派的争斗，并成为其中一派的主要骨干。
这两派中，一派以庆亲王奕劻为代表，外结袁世凯，内受慈禧太后的器重，是实力最大的一派。另一派以载沣兄弟为首，起初是因反对奕劻大权独揽而聚集到一起，后来由于善耆、良弼等少壮贵族的加入而具有了某种革新倾向。这一派中，虽然载沣也曾入值军机处，但势力相对要弱小，是正在发展中的一派。
从个人观念来看，毓朗倾向于载沣。现在毓朗和奕劻发生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派别斗争的结果。
1903年工巡局的变动是巨大的，正巧这一年善耆因丁母忧辞职，奕劻奏明慈禧，把大学士那桐安在了总监位上。
那桐是满洲人，依附于奕劻，两个狼狈为奸，以贪财好利颇得骂名，时人称他们为： “庆那公司”。那桐的到来也带来了他的一批私人，工巡局发审处等重要机构都被他们占据。
那桐等人属于旧派官僚，同按现代观念建立起来的工巡局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到来使工巡局重新回到原来腐败、混乱的境地里，尤其是发审处，以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为能事，已成为恐怖、罪恶的代称。
毓朗虽然留在了工巡局，但处处受到那桐等人的压制、打击，郁郁不得志。同时，他又眼见着自己多年经营的成果被这些人糟蹋殆尽，实在是很痛心，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离开工巡局，转而向其他方面以求发展。
正巧，当时学部尚书张百熙正筹划新学堂，“教育救国”的呼声也早已出笼，教育界似乎还有所作为，毓朗于是去找张百熙。以前，毓朗东游日本，张百熙曾托他物色理化专长的人才，毓朗推荐了佐伯信太郎，很得张百熙满意。现在毓朗以一个王公贵族想筹办教育，张百熙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两人决定，由毓朗负责筹建觉罗中学堂一所、小学堂四所，立即开始准备。从纠纷中刚刚脱身出来的毓朗又充满了激情，他开始为建校事宜四处奔波。然而，这次毓朗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空有雄心，现实的条件却一个也跟不上。由于经费的缺短，世俗的讥评，也由于毓朗实在缺乏教育方面的才识与经验，建学堂的计划流产了，毓朗也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教育部。
光绪三十年(1904)初，毓朗到鸿胪寺任少卿。第二年的三月，再升为光禄寺卿，很快又升为内阁学士。毓朗的这几次升迁，都是得力于载沣一派的提拔。这时的慈禧太后已感到奕劻等人的权势过大，特意擢升载沣一派以相互牵制，毓朗的升迁就是慈禧这一想法的一个直接结果。然而，到这时，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新政的倡议几经强调，但慈禧本来就三心二意，言不由衷，而且，一个没落的王朝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结果便是雷声大、雨点小，新政措施见效甚微。能够有所起色的部门，如毓朗之工巡局，也因各种原因而夭折。在这种败落萧条的情况下，本来就拟裁撤的鸿胪寺、光禄寺变得更为冷清，毓朗在职其间也就无所事事，除和善耆等闲聊外，毓朗又重新拾起书卷，以期度过这萧条的岁月。
六
光绪三十一年(1905)，毓朗以内阁学士授巡警部左侍郎。以前那桐总监工巡局，局务一片混乱，终于酿出革命党人吴樾炸出洋五大臣的事来。清政府为自身安全计，决定组建专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和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加强警政。
巡警部初建时，有人建议以武职划分官阶，毓朗坚决反对。用他的话说： “武弁已经久为社会所轻侮，武职官阶也早已流于卑鄙龌龊，一旦以武职命名，组建警部的原意顿失，已经风气大开的警政也就因此断送了。”毓朗的见解很有见地，后来巡警部建立，设立文官职，果然同以前面貌不同。
在巡警部，虽然徐世昌对他很尊重，也很信任，但毓朗却一直是愤愤难平。这气愤倒不是来自个人成见，而是源于那根深蒂固的满汉观念。在满汉观念上，毓朗属于死硬派。以前管理工巡局，他曾几次拒绝招汉人入局，他认为，工巡局之设是为了给落魄的旗人谋条生路，汉人是没有资格染指的。而现在，汉人不但进入了警察系统，而且徐世昌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自然是怨气冲天。而且，也还不仅是观念上的问题，徐世昌是袁世凯的亲信，这在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综观天下，军事大权已基本上掌握在了袁世凯手中，现在他又插手警务，这无疑是逼着清王朝向死亡再走一步，他能不忧虑，不愤慨吗?
毓朗时刻想着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然而，他失败了。徐世昌何许人也?单看他在民国时期无一兵一卒却能操纵各派军阀于股掌之上，就可见其心机权谋，毓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背后还有袁世凯，还有那个只管贪财自肥，不问清政府生死存亡的奕劻?毓朗即使再急，也是无计可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定慎郡王溥煦去世，毓朗袭贝勒。按清朝定制; 贝勒不能兼二品以下职，于是毓朗辞巡警部左侍郎，朝廷以御前行走开其缺，其实是将他再度升迁。
毓朗离开巡警局了，其实也是他自认在同徐世昌斗争中的失败。这时的他只能眼见着清王朝这驾战车迅速地坠落下去，他也束手无策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毓朗被任命为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职权和巡警部基本相似，掌管守护京师和缉查事务。不过，这一职务非亲信是不能担任了，载沣把毓朗安在这一位置上用意还是很明显的，他希望毓朗能在这里重起炉灶，与徐世昌抗衡。
毓朗走马上任了，但时隔不久，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变动、大改组，整个的统治局面也为之一新。
慈禧是在1908年的11月辞世的，临死前，她选载沣的儿子溥仪入继大统。载沣父以子贵，受封为摄政王，势力大增。
载沣一上台，立即发动强大攻势，向奕劻、袁世凯等人发动了进攻。这一系列的行动以将袁世凯黜退回籍开其端，继而任用他的弟弟载涛编练禁卫军1200人，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掌理海军，自己则出任海陆军大元帅。
形势的变化也为毓朗带来了利益，载沣命他到编练处任大臣，和贵族中对军事颇有心得的铁良、良弼等负责编练禁卫军，以强化同袁世凯抗衡的资本。
然而，虽然机会有了，但毓朗的身体条件却坏了下来。他早年即体弱多病，这时已是50多岁，体力已渐有不支之感。在编练处，他也只能看着铁良、良弼这两个年轻人忙里忙外，自己已是力不从心了。
宣统三年(1911)，毓朗身体有所好转，正巧，这时清政府改军咨处为军咨府，作为陆军的参谋机关，毓朗和载涛被任命为军咨府大臣。
在这一系列升迁中，表面上看毓朗是飞黄腾达，大权在握了，其实不然，他在频繁的升迁后，依然是郁郁不得志。这不得志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他同党中更为年轻的那批人。
或许是我们对政治斗争中感情因素的作用太忽视了，我们在理解这段分歧、不和时，感到了些许的困难。在禁卫军编练处，为什么勇于任事的良弼会对同样以作风凌厉著称的毓朗越来越不满?在军咨政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是载沣的弟弟，一个是载沣的宠人，载涛和毓朗也是矛盾重重，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毓朗老了，迟钝了，甚至有点愚蠢了?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性格的差异罢了，从能得到的资料看，毓朗是孤僻的、阴郁、葸缩而又拘泥刻板，一句话，他不是那种受社会欢迎的性格，即使是今天也是如此。
在清政府灭亡前的这段时间里，毓朗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唯一值得一记的是，他曾奏请建立了贵胄政法学堂，并出任总监。他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 为清廷培养现代行政人才。但时间已不允许他，政法学堂建立还不到一年，清政府就被革命的洪流推翻了。他的这一“政绩”也只能随之流逝。
七
毓朗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军机大臣，时间是在宣统二年(1910)七月。
对毓朗的这一任命充满了荒诞气氛。
毓朗接受任命后的第二天上朝当值，正碰上政敌奕劻和那桐，二人脸上颇有异色。毓朗似乎感到要有什么事发生了。中午时候，隆裕太后召摄政王载沣晋见，载沣进去后，却好久不见出来，庆、那二人脸上颇有得意之色，又过了一会，一章京出来报告说载沣已回府，奕劻忙问是否有太后谕旨下，章京回答说没有。奕劻就很不解： “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
其实，毓朗能入军机处都是载沣之功，庆、那二人非常不满; 甚至隆裕太后也被二人说动，颇有罢黜之意。那天中午，载沣晋见就是为的毓朗的去留问题。当隆裕太后提出罢免时，载沣知道是庆、那二人所为，很生气。他要求过几天再讨论这事，想以此敷衍过去。但隆裕太后不依不饶，载沣被逼得没办法，以后宫不能干预朝中大事为由，隆裕太后才不说什么。
毓朗的军机大臣一职是保住了，但他从此便被排除在军国大事以外，根本不能参与决策。以后，军机处四人每次上朝，都是点个卯即刻退下，然后奕劻、那桐、载沣三人再被召回，这才开始讨论朝政。
九月间，资政院成立了。资产阶级立宪派集聚其间，向清政府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资政院第一次会议时，曾邀请奕劻到命答辞，奕劻不肯。后来邀请再三，于是四大臣公推毓朗前往。毓朗自知这是奕劻等人排挤他，但守着那个处境尴尬的军机大臣一职也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答应了。
在资政院，面对群情激奋，唇剑舌枪的议员，毓朗倒显得镇定、机警。下面就是答辩词：
有议员问： “朝廷对于速开国会是否赞成?”
毓朗答： “朝廷已有旨，很快即会召开御前会议，此事将取决于公意。”
有议员问： “军机大臣所负责任如何!”
毓朗答： “关于此事，已接到贵院质问书，日内即有复文到院，这时我不便口头答复。”
有议员问： “军机大臣是否赞成速开国会?”
毓朗答： “庆王等人是否赞成，非我所知; 如果非让我回答，我敢肯定地说，现在已决无反对之人。”
有议员再问： “贵大臣是否赞成，抑或反对?”
毓朗答： “国会是否宜于速开，本大臣自然已熟虑于心，只是不日即有御前会议召开，我这时不便先说什么，以免嫌疑。”
……
如此唇剑舌枪，相持二时许。
议员所提问题，无一不事关当前政治中的热点问题，但毓朗还是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回避过去了。第二天的《国民公报》报道此事说： “昨天朗大军机到院，举止安详，神情镇定，胸中似了了者。然出言滑脱，按之殊无实际。”——确是入木三分。
宣统三年(1911)三月，清政府抵挡不住立宪派的压力和革命派日益高涨的呼声，宣布取消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由奕劻任总理，那桐和徐世昌副之。本来，清政府设新内阁的原意在于作作表面文章，以消弥革命，而事实上，新内阁却操纵在皇族手中，成为皇族集权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便无疑是给这个早已空气紧张，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的火药桶投下了一点火星。
8月，传来北洋将领张绍曾在滦州发动兵谏的消息，要清政府交出政权，否则将发兵北京;
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怒火迅速传向四方，清政府已走上穷途末路;
同月，清政府万般无奈之下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国内局势顿时变得奇诡莫测;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后，进京面宫，虽然有善耆等王公反对，清政府灭亡的命运已不可避免，隆裕太后挥泪签署让位诏书，统治中国200多年的王朝结束了。
……
当这一切发生时，毓朗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军机处取消后，他也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军机大臣的位子，回家赋闲去了。12月13日，即让位诏书签署的第二天，他才得知巨变的消息，悲愤之下去找川岛浪速商议，但终因得不到皇室的音信而放弃。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之开始，无论愿意与否，毓朗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八
辛亥革命后，毓朗在北京作起了寓公。
离开政坛了，他重新回到他的书斋。在他的一生中，书是太重要了。书曾给他教益、眼界，现在则又给了他失意后的寄托，给了他晚年的安乐。
1915年，正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紧锣密鼓的时候，毓朗因形势的恶化，决定东渡日本，然而日本使馆的领事却劝阻了他。领事认为，如果他东渡，袁世凯一定怀疑是王室或前清大臣的阴谋，那将对王族非常不利，毓朗考察再三，放弃了这一想法。
这时的毓朗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突然之间患上了脑病，虽经德国名医施密得的精心治理，但也没有怎么明显的效果。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任总统，下令在全国进行议会选举。这时的毓朗病情稍有好转，于是他上书部院，为满族争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满族作为清王朝的统治民族被推翻了，但它毕竟是民国所宣布的“五族”之一，冯国璋不能不接受毓朗的建议。后来选举结果揭晓，毓朗和庄王溥绪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清朝倒台后，毓朗的那些故交挚友，如善耆、铁良之类，大多走上了反对民国的道路，为清王朝的复辟奔走呼号。毓朗能到民国任职，可谓一大进步。
毓朗任议员后，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任内基本上没什么作为。1902年，直皖战争爆发，参议两院因涉嫌支持内战受到指责，毓朗索性离职，回家养病去了。
民国初年的政坛错综复杂，风云变幻，但毓朗已不可能参与了。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毓朗为之服务的清王朝灭亡了，他自己也在这历史的起伏中，被淹灭、被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