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光绪年间，北京士大夫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北京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指的是荣庆; 小那、端老四指的是那桐和端方。他们都是旗人，且都能舞文弄墨，吟诗作唱，颇具文名，遂落了个“旗人三才子”的时誉。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祖姓鄂卓尔氏。荣庆的家庭原本是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曾一度官至四川提督，父亲也在军中任职。然而，就在荣庆7岁时，祸从天降，其父奉命赴重庆公干时身染重疾，不治而亡。祸不单行，第二年夏天，其祖父也抱病而终，家道遂告中落，生计随之也日趋窘迫。荣庆的少年时代便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度过的。

荣庆自幼受到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此时正值欧风美雨挟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势加紧冲击东方这个大帝国之际。然而，欧风美雨的冲击，却没有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多大的改观，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依旧埋头于“四书五经”，奔命于科场应试，渴望有朝一日能中进士，点翰林，加官晋爵，光宗耀祖。荣庆的生母傅氏对自己的儿子寄予厚望。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硬是为儿子聘请了塾师。为了让塾师尽心尽力地教授儿子学业，她自己常年粗茶淡饭，而塾师的饭桌上却隔三差五地添置鸡鸭鱼肉。塾师自然明了傅氏的一番良苦用心，教授格外卖力。而幼小的荣庆也颇有心机，在塾师的指导下，致力于熟读儒家经典，研习八股文章，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考，都名列前茅。正在这时，傅氏由于操劳过度，一病不起，旋即撒手人寰。这对已经中落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刚刚16岁的荣庆更是对母亲的去世痛不欲生。此后不久，在其庶祖母的提议下，荣庆举家决定由成都迁往北京。光绪二年(1876)冬，荣庆含悲忍痛与家人取道重庆，解缆东下。

在北京，荣庆继续潜心于四书五经、科考应试。光绪九年(1883)荣庆会试中第，只差一步未能跨过进士的门槛。三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荣庆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接着入翰林，授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此后10余年，荣庆辗转担任侍读学士、蒙古学士。熬到内阁学士份上，荣庆于仕林中的出头之日似乎已为期不远，只要经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便可一步登天。殊不料，内阁学士补缺却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不易迁转，荣庆只好忍着性子原地踏步走。

就在荣庆仕途郁郁不得志时，中国社会又经历到了一次巨大的震荡。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国输给了向来为清廷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赔巨款，割台湾，大丢大清帝国的脸面; 其他列强趁火打劫，中国瓜分豆剖之势迫在眉捷。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志士痛心扼腕，挺身而出，依靠年轻的光绪皇帝掀起了一次著名的维新救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九月间达到了高潮。百余日内，各种新政上谕联翩而下，史称“百日维新”。

就在“百日维新”前不久，在蒙古学士位上已苦苦等了三年的荣庆，终于以清点翰林院藏书过丰，被擢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可是，好景不长，荣庆到署刚及百日，八月三十日诏裁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的上谕就给了他迎头一棒。荣庆原本就对变法不抱好感，虽然他并没有像顽固派那样视变法为洪水猛兽，斥康梁等为逆子贰臣，此时更因奉旨裁缺而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这把荣庆推到了守旧顽固派的一边，极端仇视这场政治改革。

戊戌变法运动最终难敌强大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百日维新昙花一现，换来的却是光绪帝被囚瀛台，康、梁仓皇奔命海外，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悲惨结局。荣庆对政变的发生拍手叫好。就在戊戌政变后不久，荣庆见到了湖南举人曾廉于七月二十七所递请杀康、梁的条陈，遂大有自愧弗如的感慨。

政变发生后，原议裁并的衙门仍继续保留，但荣庆并未回到鸿胪寺正卿的本位，而是转任通政副使，很快地又外放山东学政。在那里，他开始结识了靠出卖维新志士而升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两人政见相同，情投意合，彼此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给他以后的仕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这时，荣庆嫡母病故，袁世凯闻知，对荣庆百般照料抚慰; 袁世凯又特派队担负护送灵柩之责。另外，袁氏还指示自己在天津的部下、武卫右军稽察全军参谋营务处刘永庆，在荣庆一行途经天津时，给予特殊的照顾。对此殊遇，荣庆受宠若惊，感激万分。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荣庆在北京守制生活的平静。慈禧太后因“己亥建储”事(慈禧欲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由于洋人干涉，未果)对列强怀恨在心，欲借义和团排外以泄私愤，这使义和团运动开展得更加如火如荼。他们散发揭贴，武装示威游行，攻打教堂。面对这场势如燎原的农民运动和急剧动荡的朝局，荣庆心急如焚，忧心忡忡，深恐义和团的反帝活动会招致列强武装干涉的厄运，极力主张遣散拳民，保护使馆。果如荣庆所料，列强纠集在华侵略军，对义和团大兴“问罪之师”。慈禧闻报后，连续四次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关键时刻，前方又传来廊坊已开战的消息，局势危迫，闻讯的荣庆急向军机大臣荣禄直递条陈，力言尽快解散拳民，取得列强谅解。否则，与各国一齐开衅，后果不堪设想。但深悉慈禧内心的荣禄怎肯自讨没趣，他巧妙地回答荣庆： “你所陈言，正合我意，只是若再固执己见，恐将被视为逆类了。”荣庆当然也知道其中利害，只好望“战”兴叹。

随着八国联军长驱直入，京师失陷，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狼狈西逃，事后被迫再订城下之盟，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在中华民族的这场大浩劫中，荣庆既没有以身殉国，战死疆场，也没有逃离故园，而是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他因为籍隶满蒙，故深为奕劻所倚重，又因为深得远在西安行在稳执权柄的荣禄的垂青，因此很快被升擢为署理仓场侍郎。受任伊始，荣庆锐意整顿仓务，除弊兴利，短短的时间内，废驳船改用火车迳运，并仓廒，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撤稽查仓务御史，成效卓著，荣庆的干练赢得了当权者的赏识。

辛丑条约签订后，荣庆奉命办理善后事宜，兼充政务处提调，颇有劳绩。光绪二十八年(1902)，荣庆升任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翌年正月，荣庆又奉命充管大臣。

慈禧太后弄巧成拙，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后，不得已，重又打出了曾被她打翻在地的“变法”招牌，宣布实施新政。兴学育才便是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清廷任命户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妥订学堂章程。张百熙深悉中国旧的教育体制百弊丛生，非改弦更张无以励人，才振国威。他倾心于西方的一套资本主义教育体制，受任以后，锐意兴革，参照西法，多所更改，他一手拟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公布，又称“壬寅学制”。张百熙的这些举措引起了以满蒙贵族为核心的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感，一时间，蛮语盛传，阻力纷起，使得慈禧对此亦心生疑忌。因荣庆旧学根底颇深，赋性保守，且又籍隶满蒙，正好用来牵制、制约张百熙，遂又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之谕，这也使得荣庆与清末学务结下了不解之缘，谈及清末学务，必须提及荣庆。

荣庆本来就深不以张百熙的标新立异为然，此时既然奉旨插手兴学事宜，自然是处处与张百熙背道而行，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什么“《御制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性理精义》、《上谕八旗》诸书，为居官立身之大本”，“读经以存圣教，……戒用外国名词以端士风”云云。恰在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召进京，荣庆素知张氏乃鼓吹“中体西用”最得力之人，对学制的拟定偏于保守，实于自己同道，便奏请张之洞参与改订学堂章程。果然，张之洞入觐之后，得旨“会商学务”。此后，在拟定新的学堂章程过程中，张之洞一手遮天，不仅张百熙拱手让之，荣庆亦不得置喙。对此，荣庆虽心下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新的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年)公布，又称“癸卯学制”。与“壬寅学制”相比，它通篇充斥着更多的封建腐朽气息。

此后，荣庆又先后充任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接着，又调任礼部尚书，再转户部尚书。由于当时奕劻、瞿鸿禨、那桐已奉旨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执掌，户部一切实际事务俱由他们裁定，荣庆虽身为堂官，却仅管及例行公事而已。不过荣庆在户部尚书任上没呆多久，光绪三十年(1904)，得庆亲王奕劻的举荐，拜为军机大臣。此时，清朝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以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首的一方，与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为首的一方之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慈禧太后故伎重演，君临其上，利用二者的龙争虎斗，从中驾御。斗争双方亦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势力，党同伐异，不择手段。军机处作为清廷的权力中枢，理所当然地成了双方你争我抢，施智斗法的敏感地，荣庆之被援入军机，无非是庆、袁势力为排挤、孤立政敌瞿鸿禨。

荣庆自结纳荣禄、奕劻、袁世凯以后，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步步高升。随着地位的变迁，荣庆一改昔日的谨小慎微，变得日趋骄矜，目空一切。早在刑部尚书任内时，荣庆曾以无礼之语，当堂斥辱司员，招来众愤，至当年秋审之时，十数司员同日告假辞差，使荣庆好不难堪，后经刑部侍郎沈家本从中斡旋，代为谢过，事情才告了结。荣庆奉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后一个多月，就有御史上书弹劾，谓： “荣庆外表气宇轩昂，貌似有才，胸中实毫无经纬。……本无学识，而自满自足，凌厉同官，无不怨愤。”此番对荣庆的批评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虽不无过当之词，但却基本属实。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六月归国后密折陈奏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建议诏定国是，仿行宪政，慈禧太后被说得心动，谕令召集御前会议讨论。会上，庆亲王奕劻、户部尚书张百熙等力主从速宣布立宪，而户部尚书铁良、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等则以民智未开，程度未逮，不可骤行立宪为言。一向赋性保守的荣庆偏向于后者，他一面说非不知立宪政体之美，一面却又说当务之急乃是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这样经数年后，方可徐议立宪事宜。根据御前会议的讨论结果，在慈禧的授意下，清廷于七月十三日正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首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因荣庆素有“旗人才子”的时誉，此项懿旨即是清廷交由荣庆拟定的。时隔一天，清廷又下诏派定改订官制的编纂大臣14人，以镇国公载泽为首，袁世凯，荣庆等部院大臣列名其中，而以奕劻、瞿鸿禨、孙家鼐为总司核定官制大臣。

随着官制改革的展开，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战渐入高潮，无论是奕劻、袁世凯，还是瞿鸿禨都希望通过此次权力再分配，达到排斥异己，壮大自身的目的，彼此各怀鬼胎，心照不宣，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奕劻，袁世凯倾心于责任内阁制，力主裁撤军机处，创设责任内阁，然后由他们出任正副国务总理大臣，籍以总揽朝纲。瞿鸿禨对庆、袁的如意算盘洞若观火，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表面上对庆、袁主张不提异议，暗地里承旨独对时却在慈禧太后面前煽风点火，攻击庆、袁直欲架空皇太后。慈禧本来就已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心存防范，此时当然更不放心。结果可想而知，庆、袁的官制改革草案的核心内容(即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遭到无情否定，不仅军机处原封不动，且根据新官制中“内阁各大臣，除外务部以外，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的原则，荣庆、鹿传霖、徐世昌、铁良均被开去军机大臣的职务，专理部务，庆、袁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荣庆以权力斗争之需被拉入军机，而今又以权力斗争之果被挤出军机，亦可谓祸福相因。

宣统元年(1909)，荣庆调任礼部尚书。此时，迫于形势，清廷加紧筹备立宪事宜，籍以消弭革命，维系人心，至宣统三年(1911)三月，推出了所谓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同时还成立了国务顾问机构“弼德院”，荣庆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再转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其后不久，八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神州大地，荣庆眼睁睁看着清王朝大势已去，心中万分焦急， “每逢人处都无语，惟有心中百感煎”。为了支持清王朝的垂死挣扎，荣庆慷慨解囊，让儿子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补军饷之不足。

1912年2月12日，众叛亲离的清廷在一片四面楚歌声中被迫宣布让出政权，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寿终正寝。清帝退位后，清宗室、显贵作鸟兽散，荣庆作为清朝遗老，深感国体不存，万念俱焚，心如枯井。“几回梦旧成泡影，惟有随缘是上乘”，“茫茫身世何以说，万感都灭感不胜”。这是民国元年，荣庆避居天津后，在日记中留下的诗句，流露了他对旧王朝的垮台无限悼惜之情。1915年，当荣庆的昔日密友，窃国大盗袁世凯策动的洪宪帝制的丑剧上演时，荣庆无动于衷，不屑一顾，在一帮封建余孽颂圣劝进的奉应声中，竟不见荣庆的一言一辞。当年岁末除夕，荣庆在日记中又写下了“骨肉一家真幸事，图书半榻足余生”的诗句，足见其晚年借读书作诗打发时光，洁身自好的心境。1917年，荣庆因病死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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