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鸿禨，字子玖，一作子九，号止盦，晚号西岩老人，湖南善化(今湖南长沙)人。
瞿鸿禨于道光三十五年(1850)六月十五日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父瞿岱，为人忠信，知识鸿博，尤擅长绘画，人称鲁青先生。瞿岱的绘画颇有功底，人物画惟妙惟肖，山水画意境深远，左宗棠见了其画，连声赞叹，称五十年内绝无人可与之媲美。后来，瞿鸿禨做京官的时候，曾把祖父的两幅画进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幅是《自济图》，一幅是《分镫课子图》，深得太后喜爱，光绪帝亲自为这两幅画题诗。这对于臣子来说，可算是莫大的荣幸。瞿鸿禨的父亲瞿元霖，咸丰元年(1851)举人，官至刑部主事。
据传，在瞿鸿禨出生的那天夜里，瞿岱梦见他的妻子汤氏手抱一婴儿，往他怀里轻轻一放，说： “我把他给你送来了。”瞿岱从梦中忽然醒来，惊魂未定，耳畔却真切地传来一阵婴儿响亮的哭啼。原来，瞿元霖之妻殷氏顺利地分娩出一个男婴。这个孩子就是瞿鸿禨。
少年瞿鸿禨聪颖异常，勤奋好学，过目不忘，加之其父母督导严厉，所以十岁左右，瞿鸿禨就已经将经史子集中的名篇背得滚瓜烂熟，他写的文章也常常是引经据典，文法流畅，文字优美，颇有功底。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学究见了他的文章也大为叹服，直夸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这种文字功夫为他以后在朝中立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治六年(1867)，年仅17岁的瞿鸿禨补府学生员，恰逢当时著名的学者何绍基、郭嵩焘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对学问求之若渴的瞿鸿禨又跟从他们学习。当时正值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后，外侵内扰，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清王朝的衰落之势已经明朗。面对这种局面，优秀的封建知识分子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疾呼变革，于是经世致用之学遂成为近代士林主流。何绍基、郭嵩焘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思想也给了瞿鸿禨深深地影响。在这里，瞿鸿禨不仅学到了振兴国家的知识，更学到了忧国忧民的思想。这两者的结合促成了他在学业上的巨大进步。经过何、郭两位先生的指点，瞿鸿禨的文字水平大大提高，在城南书院的诸学生中一直名列前茅。在后来的回忆中，瞿鸿禨也自称在此时的收获最大。
同治九年(1870)，瞿鸿禨乡试中举，年仅20岁。第二年又考中进士，授庶吉士。正所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地方督抚大员张树声都十分看重瞿鸿禨，认为他是朝廷不可多得的人才，并写奏章向清廷力荐。同治十三年(1874)，瞿鸿禨散馆授编修。次年，青年同治帝撒手人寰，年幼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慈安两宫太后亲政。这一年四月正逢大考，瞿鸿禨又不负众望，名列一等第二名，特授为侍讲学士。按照惯例，新授官员要向两宫太后及皇上谢恩，瞿鸿禨进见时，两宫太后询问了他的家世，然后谈起国家正处时艰，而同治帝壮年病逝，光绪帝年纪幼小，很为清王朝的命运担心。谈到这里，两宫不觉潸然泪下，勉励瞿鸿禨尽心报国，瞿鸿禨诚惶诚恐，备感受朝廷恩遇，心中益发坚定了报效朝廷的决心。同年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
二
光绪元年(1875)七月，瞿鸿禨出任河南正考官，次年，又充河南学政。
这一年正逢河南、山西大旱，庄稼近乎绝产，饥馑遍野。一些外国的慈善机构在各地设置了救济站，以救济灾民。瞿鸿禨认为，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搞这些活动，越国邀名，意在收买人心，于中国不利。他考察了地方行政机构的一些情况，然后向朝廷上奏道： “民众是国家的精神元气，州县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机构，是联系朝廷与民众的肌筋和血脉。国家正是依靠州县来号召、发挥民众的作用以及管理民众。可现在的州、县对民众不是细加抚恤和爱护，而是不问不闻，甚至横加迫害，民众则往往对地方官府充满怨恨。这样就会留下很大的隐患，于国家的统治极其不利。为了加强民众的向心力，必须力加整顿吏治。”以后又多次就改革吏治方面的事上疏，力陈厉害，言辞甚是恳切。
另外，瞿鸿禨还就黄河的管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清一代，为保证运河畅通、保障漕运顺利，设置河道总督，即总河，掌管黄河、运河和永定河的堤防疏浚等事。雍正时分设南河、东河、北河三督，江南一人，驻清江浦(今江苏江阴)，山东、河南一人，驻济宁，直隶一人驻天津。河工经费充裕，任职者多视为肥缺，因而积弊很深。乾隆十四年(1749)，裁撤直隶河道总督。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大清河入海。自此南河下游无工可修，南河总督亦裁撤。仅剩的东河河道总督自黄河改道后，已归山东巡抚管辖，这样就减少了机构重叠，耗废资金的矛盾。瞿鸿禨认为这种做法很好，就向朝廷建议把驻开封的河道总督亦如法炮制，归并河南巡抚，这样每年就可为国家省下60万的开支，得到朝廷的批准。
光绪五年(1879)，瞿鸿禨的母亲殷氏去世，他辞官回家守丧。三年以后，起复原官。不料，第二年，其父瞿元霖去世。后服阙还朝，仍补原官。时值中法战争，瞿鸿禨时刻关注着战争的进展，并在奏疏中表达了要了解天下大势以振朝纲的意向。
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瞿鸿禨任浙江学政。在浙江的归安，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的皕宋楼闻名遐迩。瞿鸿禨到任后，多次拜访陆心源，参观其藏书。后经过协商，将其中世人罕见的宋元精椠版本150种合2433卷及其它300卷书购出，送交国子监。这种行为一直为仕林传诵。光绪十六年(1890)，充教习庶吉士。次年，充福建正考官，五月由京循驿道入闽，试事未竣，复奉督学四川之命; 九月自福建经海至沪，乘兵舰溯江到武昌，携眷入川。光绪二十年(1894)，任满。
同年夏，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瞿鸿禨凭着对时事的敏感，对战争进行了详细分析，上疏认为： “日本人极其狡猾阴毒，此番蓄意挑起战争，不只是为了并吞朝鲜，而且还要谋图辽沈、台湾及澎湖列岛。综观战局，臣以为此时朝廷应另派精锐之师，兵分三路： 一路由上海逼长崎，一路从温州攻萨摩，一路自厦门直捣冲绳。这三路军队互成犄角，同时进攻，并且和辽东战场相呼应。这样一来，日方后院起火，救顾不暇，且日本国力微弱，来回征调必然疲惫不堪。乘此时机，我海军及辽东之师大举反攻，必会以席卷之势收复朝鲜。恳请朝廷当机立断，而且要坚持到底，不要再像中法战争那样，仓猝议和，以致功败垂成，遗祸至今。”
不久，中日议和，签订了《马关条约》。瞿鸿禨刚从四川还京，认为和约虽然签订，但是列强虎狼之心难测，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京畿危险。于是又上书请于地形险要的西安建立陪都，并提出了详细的规划。而此时的清政府则由于和约的订立，认为从此可以平安无事了，对此根本不予理睬。然而历史又是如此的巧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攻陷北京，慈禧被迫携光绪出逃的目的地正是西安。瞿鸿禨在西安迎驾，再次提出了于西安建陪都的建议。众大臣莫不暗自赞叹瞿鸿禨的先见之明，而作为臣子的瞿鸿禨只能悔恨不幸而言中。此时的慈禧也应该想起了瞿鸿禨以前的奏稿，又不知该作何感叹?
针对《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继续增兵辽东，清朝内外兵力单薄的现实，瞿鸿禨认为，应该让宋庆部及其他湘淮各部分驻各战略要地，不能专用淮军。同时奏请皇上派刘坤一、王文韶积极练兵，以防后患。另外，瞿鸿禨对清朝军队的军纪十分忧虑。恰巧，刘坤一奏山西统将贺星明私自吞饷一事，请求将其革职。瞿鸿禨借机上言说： “现在军队的防务败坏到了极点，将领和部属们只想贪取财利，不好好练兵，以致军纪涣散，作战能力下降，使国家大受其辱。对这样的事如果不严加惩处，以后就更难以治军了。”对于在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的叶志超等更主张处以极刑。虽然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用，但是对于那些玩忽职守、苟且偷安的将领们来说，也算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同年，瞿鸿禨充教习庶吉士，旋即转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任詹事府詹事，署刑部左侍郎。不久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命督学江苏。此时，正值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鼓吹的变法运动高涨的时候，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瞿鸿禨当然非常希望国家能够富强，因而对于维新派给予了大力支持。他曾上书向皇上推荐康有为，夸赞康有为的才能，他还向光绪帝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如废除武科举考试，改设武备学堂; 把江苏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并把书院里的一片荒地改为农场，试办农学等等。由此他享有了关心时务，筹划精详的美誉，受到许多人士的赞赏。光绪二十五年(1899)，还在江苏督学的瞿鸿禨又被授予礼部右侍郎，赏戴花翎。次年七月，即将任满，因偶感风疾，病体难支，请求提前交差。朝廷准其假，让其回老家就医。
至此，瞿鸿禨督学河南、浙江、福建、四川、江苏五省，每至一省，他都认真选拔考核人才，甚得仕人与朝廷称赞。这一切和瞿鸿禨的治学宗旨与选才标准是分不开的。瞿鸿禨认为，在治学上，学识首先必须博通，文体必崇雅正。无论中学、西学，必须求实，不要空谈。这样就能在贯通经史的基础上认真考察时务，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从个人修养上来说，应该心术端正，不染习气，方能竭诚报国，共济时艰。为了鼓舞更多的士人忠心报国，瞿鸿禨做了许多实在的工作。如在四川督学时，请光绪为锦江尊经两书院御赐匾额; 在浙江督学时，奏请授予宿儒吴超等人京职，等等。可以说，瞿鸿禨为清王朝尽了自己的一片忠心。
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为了镇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和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发动了侵华战争。同年八月，攻陷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和她的亲信臣仆，仓惶逃往西安。此举震动华夏，身为朝廷大臣的瞿鸿禨更感到悲愤交加，担心皇上的安全，连夜上疏请安。此时慈禧及光绪一行行至太原，见瞿鸿禨的请安折甚感欣慰，又赏给他两个月假期，于九月补瞿鸿禨为左都御史，旋即又升为工部尚书。
慈禧等人经过这次逃难，认为不变法改革无以维系人心、巩固统治，于是还在逃难西安时清廷就颁布了实行新政的谕旨。瞿鸿禨应召上书，认为当今朝廷感时势之危，愤而变法，以图富强，实在是臣民的造化，但是现在国家的情形如同在大病之中，形神尽丧，大动干戈已不能承受，所以变法应该分缓重轻急，逐步实行。为此，瞿鸿禨提出了现在应该急办的四项要务，一是整顿吏治，二是造就人才，三是变通军制，四是开浚财源。同时，针对教案是引发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瞿鸿禨还提出了保护教堂、预防教案的办法，即把地方州县的教民专门登记造册，由各省统一编为教籍。把这些教民与平常百姓一样对待，也准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同时他们也应该缴纳捐税。这样就能逐渐消除教、民之间的隔阂，使平民不再仇视洋人洋教，教民也不能恃教为非作歹，平生惹出许多事端。而从整个国家来讲，目前应该保持已有的权利，遵守已订立的和约。瞿鸿禨的这些主张令慈禧很赞赏。
之后，不待假满，瞿鸿禨就在冷风大雪中登程，前往西安迎驾。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1901年3月5日)到达西安，次日觐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四月，命瞿鸿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派充政务处大臣。提起瞿鸿禨的入值军机，还有一段小插曲： 当时到达西安迎驾的众大臣中，还有瞿鸿禨的同乡、湖南长沙人张百熙。二人同为前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为官多年，论资历均有入军机的可能，但是这时的军机处除荣禄、王文韶两个元老外，已先新入一人即鹿传麟，这样只需再入一人即可。面对这种情况，慈禧与光绪都无所适从，只好询问当时位在军机之首的荣禄。荣禄认为，既然朝廷已经颁布了实行新政的谕令，不如就让二人各陈己见，从中选优。慈禧同意了。结果呈上来一看，张百熙的文章力陈旧制的腐败及新政的好处，并历举西欧各国治乱强弱的原因，洋洋洒洒，不止万言。而瞿鸿禨的文章却不求文辞华丽，简单明了，切中时弊。慈禧相中了瞿鸿禨行文的平易近情，于是瞿鸿禨入了军机。
随之，瞿鸿禨上书请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请求开设经济特科，整饬翰林院，裁汰内外各衙门书吏差役，废除一切陋规。这些意见在朝廷内外传播开来，令人耳目一新，感到振奋。不久，瞿鸿禨又充国史馆副总裁。六月，清廷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交部，班列六部之上，任瞿鸿禨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
瞿鸿禨上任后，首先熟悉工作。他把西安行在的所有关于外交的案牍细细检阅以后，认为必须让当时的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之后，主动向俄国公使提出东三省撤兵问题，并声明中国愿意与俄国另订条约。但是这首先要平息李鸿章心中的怨气。原来，当《辛丑条约》尚未签订之时，清政府命令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政府交涉俄国侵入东北三省的军队的撤出问题。这些军队是1900年7月沙俄以镇压东北义和团、保护中东铁路为名侵入中国东北的，目的则是要使中国东北沦为俄国的殖民地。现在既然清政府已经与列强举行谈判，那么沙俄的军队也应该退出中国。可是到嘴的肥肉哪有再吐出之理?俄国虽然理亏，但它还是强硬地提出了严酷的条件： 一是限制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数量，二是扩大俄国在东北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对此种无理要求，尚在西安的那拉氏及军机处各大臣，都不赞成。于是，清政府一方面打电报给杨儒，暂缓签字，一面打电报给在北京议和的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及张之洞、刘坤一，征求意见。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地方督抚大员对俄国所提的条件表示激烈反对，而李鸿章则强硬主张借助俄国，抵御其他列强，力劝那拉氏排除众议，迅速命令杨儒签字。他在电报中，对张、刘两位总督加以攻击，认为他们身处局外，不负责任。结果，清廷接受了刘、张的建议。对此李鸿章大为不满，在以后的电报及奏折中，字里行间都露出忿忿不平的痕迹。那拉氏当然看出来了，而刘、张两人对李鸿章亦表示不满，幸好当时由于俄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交收东三省的谈判暂停，等清政府稳定后再继续进行，才没有发生更大的争执。而现在《辛丑条约》已经签订，中俄谈判应再度开始，这又非李鸿章不可。于是瞿鸿禨就这个问题向慈禧请示。慈禧与众军机一商量，就让瞿鸿禨写一道廷寄，以示劝解。廷寄很快就拟好了，大意是此时朝廷正处衰微之时，李、张、刘同为朝廷重臣，自应尽力报效，不应自相水火，措辞委婉得体，慈禧看了非常满意，说： “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学问真好，无怪乎荣禄、王文韶两人都竭力保你，从前李鸿藻也说你好。”随后，瞿鸿禨还专门以军机的名义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外交意见，他认为各国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彼此斗争和勾结，并不是为了中国，所以不应采取一边倒的策略，此时最重要的是应该保持平衡，力争保全中国的利益。李鸿章接到廷寄之后，心平气和，引以自咎，并且遵照电谕，开始与俄国公使交涉，奠定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撤兵条约的基础。这其中当然有瞿鸿禨的功劳。
八月，赏穿黄马褂，随驾回銮。行至开封，慈禧认为危局已经结束，开始对诸大臣论功行赏，瞿鸿禨被赏加太子太保衔。瞿鸿禨认为： “现在虽然危局粗定，但时势艰难，百废待兴，所以封赏应该讲求名实相符，如果妄加宠幸，对国家不利。臣迎驾迟缓，无任何功劳可言，不应该受此重赏，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圣旨既出，岂有收回之理。慈禧被瞿鸿禨的忠正所感动，益发要赏赐他。瞿鸿禨只好接受。十一月，回銮车驾抵京师，再次封赏，瞿鸿禨被赏穿带素貂褂。十二月，充路矿会办大臣，补授军机大臣，充经筵讲官。光绪二十八年(1902)充祗谒东陵随扈大臣，兼署左都御史。
也许瞿鸿禨的官运太顺了，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再加上瞿鸿禨生性耿直，温和方正，不好结纳，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弹劾他的奏章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的手里。为避人嫌，瞿鸿禨上书请求辞去一切重要官职。慈禧素知瞿鸿禨的为人，知道他是受人诬陷，所以非但不答应他的辞职请求，还亲自降谕为他辟谣： “该尚书办事认真，不辞劳苦，为国家急需之才，平素亦以忠心报效国家为大志。其他人等不可再妄加诽议，挫伤忠良。”随后，她又亲自召见瞿鸿禨，说：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为国操劳，国家正需人才，你怎么忍心离去呢?”这种笼络人心的手段使得瞿鸿禨感激涕零，再不提辞官之事，以后也更加卖力地为清廷效忠。
四
清朝宣布实行新政以后，各种变法措施杂如牛毛。慈禧太后只管极力抓住自己的权力不放，对于那些让她感到头疼的变法措施的实施，都是先交给督办政务处议论。议论的结果奏到宫廷，照例交军机处拟定办法，再由慈禧太后决定。在军机处拟稿的时候，荣禄、王文韶照例交给瞿鸿禨动笔。瞿鸿禨有时候也和鹿传霖商量，但是鹿传霖虽然历任中外，思想并不开明，对新政很少参加意见。所以瞿鸿禨在军机处，对于新政方面，握有大权; 对于用人方面，不重要的官职，他也酌情推荐，但决没有植党营私的痕迹，所以他在朝廷中的地位相当稳固。
光绪二十九年(1903)，瞿鸿禨充祗谒西陵随扈大臣，考试试差阅卷大臣、阅经济特科试卷大臣。由于经济特科考试于国计民生及国家振兴有很大干系，因而瞿鸿禨更是严格把关，综查名实，力争把优秀人才推荐给朝廷。同年九月，清廷于户部之下设财政处，命瞿鸿禨充会办财政大臣。面对当时清廷财政混乱的局面，瞿鸿禨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试由清政府发行统一的一两银元，以消除各省乱制造货币的弊端。张之洞对此也深有同感，进而又提出了实行与世界一致的货币体制，结果没有被批准。针对当时地方官吏借新政之机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的情况，瞿鸿禨上书请求把学堂、工艺及地方公益事业全部交给绅民自行筹办，官吏只是起引导作用。而对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私种鸦片甚多，日益泛滥全国的情形，瞿鸿禨根据铁良的建议，让户部会同南方八省督抚商讨，设立鸦片统捐局于宜昌，对贩卖鸦片者严加惩处，而把没收来的钱款专门充作练兵经费。这些主张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也受到了各地商人、百姓的响应。
瞿鸿禨一心一意投入在新政的推行上，尽自己所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逐渐采纳，他非常高兴，但是，他在不自觉中开始逐步步入自设的陷阱。接着上边的建议，瞿鸿禨又乘机奏请将户部的所有款项专用来发展地方的各项事业，而皇宫内的一切费用由内务府商定，量入为出，不再由户部拨款，同时奏请裁汰归并内务府人员以节省经费开支。这种建议得罪了不少官僚贵族，就是慈禧本人也非常恼火。原来，慈禧的五十、六十寿辰庆典，因碰上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而大为扫兴，如今好容易盼来一个平安的70寿典，正要好好热闹一番。虽说《辛丑条约》墨迹未干，巨额赔款还勒在脖子上，财政困难，但慈禧却不发愁，她晓得她的那些忠顺的奴才们该怎样讨她的欢心，维修颐和园和兴建佛照楼的工程不是已经动工了吗?可是偏偏现在冒出个这么不知趣的瞿鸿禨，来了这么一番宏论，而且还打着为朝廷效力，为国家着想的旗号，慈禧虽说心里隐隐作痛，口头上还得夸上几句，至于实行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六日，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而爆发的。根据1902年四月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出。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企图夺取满洲，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根本没有履行条约、真正撤军的打算，相反，却一再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且派重兵重新占据沈阳。沙俄的这种狂妄计划和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从1903年8月起，日、俄两国为宰割我国东北举行了多次谈判，未能达成分赃协议。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六日，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生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清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五日，双方在精疲力竭之中，接受美国的调停，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其中规定： 两国除铁路警备队外，同时撤退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军队; 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所以说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俄国战败，而日本把在甲午战争后因三国干涉而失去的辽东半岛终于又揽入了自己的怀抱。
但是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俄国的这一转让还必须得到中国的承认，日本随后又与清廷举行谈判，商讨交接事宜。清廷派的全权代表为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北洋大臣袁世凯，日本代表为小村奉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在谈判之前，瞿鸿禨草拟了保全中国主权十一条，大意为中国在东北享有自治全权，一切商埠由中国自行开办，收回营口，收回俄国在东北的特权; 中国派兵驻扎东北各地，列强强行占据的中国产业应予以收回; 日俄关于东北铁路的章程应征得中国的同意; 铁路沿线驻兵由中国自行派驻; 外国人不得因路干预民事，不能私自占有铁路沿线地段。愿望虽好，却不能如意。争执了数月以后，双方于十二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除承认日本继承沙俄从中国所摄取的长春以南的全部利权外，还同意增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16处为商埠，在营口、安东、沈阳等地划定日本租界，日本享有改建和经营安奉铁路、采伐鸭绿江右岸森林等权益。瞿鸿禨从谈判中感受到了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情形下的悲惨地位。此时，全国上下又以中日战争为契机，呼吁清廷进行政治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在国内革命形势迅猛高涨的震憾下，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显赫人物如驻外使臣、督抚、尚书、侍郎等，也要求制订新的策略以挽救朝不保夕的清朝统治，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瞿鸿禨亦有同感，认为如果不变革，就无法在列强之中立足。同年底，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前往欧美各国考察政治。瞿鸿禨也上书请求前往，清廷没有批准。
原来，此时的瞿鸿禨已成为清廷办理新政的中坚，尤其是他的笔法严谨，在草拟奏章方面，朝中更无人可替代者。自入军机以来，在荣禄的亲手栽培下，瞿鸿禨刻心钻研，所起草的奏章，措辞达意，恰到好处，深得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赞赏。是故，每逢朝廷大政诏旨、廷议、条款约章，均无一不是出自瞿鸿禨之手，至于其他碑文、题识，更是数不胜数。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又认为目前各种制度不完备，而且民智未开，所以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巡警，作为立宪的预备。此诏就是由瞿鸿禨起草的。
同年，瞿鸿禨以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与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充总司核定官制大臣，着手进行官制改革。他又积极地提出了许多建议，如核定官制应从东北三省开始，作一试验，然后根据经验推及全国; 奏请诏令各地消除彼此隔阂，力清旧日积习，积极了解民情、启发民智，以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 让御史参照明朝及清初的办法，责成各部院大臣把京官实缺中书以上、外官实缺州县以上以及京官候补郎中、外官候补道员统计出来，择优推荐……然而，瞿鸿禨未曾料到，一股早已存在的、威胁他的政治地位的势力正悄悄地逼近。
五
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首席军机大臣荣禄病逝，庆亲王奕劻入值军机。这奕劻乃是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孙，为人贪鄙庸劣，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奉旨议和，结好洋人，同时也为慈禧所看重，所以入值军机以后随即升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他的儿子载振也做了工部尚书，父子同朝，显赫一时，令王公大臣们瞠目。其实这奕劻也是庸碌之辈，只要给钱连祖宗也可以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很容易地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为慈禧立了大功，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几年间由直隶按察使逐次升迁为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务部尚书。他还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新军之机，采取种种手段，几乎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袁世凯的野心很大，但他毕竟是一名汉族官员，拥有如此多的实权容易引起别人的猜疑，于是他就在朝中买通了奕劻当靠山，以替他打幌子，掩人耳目。
奕劻初入军机的时候，由于瞿鸿禨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所以奕劻起不了多大作用。袁世凯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在买通奕劻的同时，也向瞿鸿禨放出了试探性气球，可是试了两次都碰了钉子。袁世凯认为瞿鸿禨必然成为其道路上的障碍，从此就和奕劻联手，开始逐步排挤瞿鸿禨。两个人经过商量以后，首先乘王文韶有退休之意，把荣庆拉入了军机。1905年，王文韶因年老开去军机大臣之缺，铁良、徐世昌两人同时进入军机。这时军机处已有六人： 奕劻、瞿鸿禨、鹿传霖、荣庆、铁良、徐世昌，瞿鸿禨明显地处于孤立状态。虽然如此，慈禧对于重要政务，尤其是关于新政之事，仍要特别向瞿鸿禨询问意见。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着手进行官制改革。袁世凯亦被列入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袁世凯本来对于新政就特别关心，此刻对于改革官制他尤为热心和关注。他想利用改革官制的机会，把军机处裁撤，按照君主立宪国的责任内阁制由首相组织内阁。然后拥护庆亲王奕劻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至于各部的大臣，则由首相推荐，称为中央政府，等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讨论改革各省官制。这样一来，一切用人大权，都握在了庆亲王奕劻之手，而实际上就是操在他袁世凯自己的手中。身为总司核定官制大臣的瞿鸿禨在草拟官制改革过程中虽每次都参加会议，却并不急于表态，因为他知道他有单独向慈禧上奏意见的机会。因此，袁世凯所主张的建议竟然通过了，其大意如下： 在国会没成立之前，先在北京设立资政院，以代替立法机关; 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将来在各省陆续设立法院以后，一切民事诉讼，皆归法院处理，行政官不得干涉; 设立责任内阁，其首领称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设尚书一人，皆为国务大臣，重要行政，须经国务会议通过，各部日常事务，由尚书负责处理; 裁撤现在的军机处及内阁。
草稿上奏以后不久，慈禧的谕旨就下来了，完全否定了设立责任内阁及裁撤军机处和内阁的建议，其余照办。同时，慈禧还另下了三道谕旨： (1)把鹿传霖、荣庆、铁良、徐世昌四人除去军机大臣之职，命他们专管各部事务。这样军机大臣只剩下奕劻与瞿鸿禨两人。因为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后，其尚书必须兼任军机大臣，这时庆亲王奕劻有专管外务部的职衔，瞿鸿禨则是协办大学士兼外务部尚书，所以只留下他二人仍在军机处。(2)命大学士世续为军机大臣;(3)把广西巡抚林绍年调入京师，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一下彻底打破了袁世凯借官制改革独揽大权的梦想，弄得他十分狼狈，他明白这其中瞿鸿禨一定做了手脚，于是就加快了排挤瞿鸿禨的进程。瞿鸿禨亦清楚自己所处的境地不容掉以轻心，他也开始逐步采取措施，一方面向慈禧请旨把北洋的第三、五、六镇陆军归陆军部直辖，以削弱袁世凯的实力，增加袁世凯与铁良的摩擦，另一方面则寻找外援，这就是与岑春煊联手。
岑春煊是因庚子勤王而一跃成为慈禧和光绪眼中的重臣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当时为甘肃藩台的岑春煊率2000人星夜赶来，迎驾于怀来，颇令慈禧感动。随之就让他负责整顿军纪，沿路护驾。岑春煊也颇为卖力，自此西行一路平安无事。后来，岑春煊因护驾有功，升陕西巡抚，次年三月，调任山西巡抚。以后历任四川、两广总督，成为清末中颇有实力的地方大员。岑春煊嫉恶如仇，因此常常参劾属员。清朝明文规定，督抚新任，满三月须将全省在任及候补各官作一次考察，奏请奖励或罢免，名为“到任甄别”。岑春煊则借此机会大参其属员。例如他在四川到任之初，预备参劾300人，后经其幕僚苦劝，还是参了40多人。为此岑春煊不知让多少官吏胆颤心惊，也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但瞿鸿禨却认为，国家有此刚正之人是国家的造化。所以瞿鸿禨在寻找外援的时候，自然想到了这位在慈禧眼中有一定地位且忠直的地方大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岑春煊未经请旨急行入京，面见慈禧时请求留任京师。慈禧念往日之功，任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如此一来，瞿鸿禨这边势力大增，对奕劻与袁世凯进行了一连串的反击。
岑春煊一出场就显示了他的锋芒。邮传部尚书的任命刚下来，他还没到任，就参倒了奕劻保荐的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随后，瞿鸿禨的门生、御史赵启霖又弹劾现任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购买歌妓杨翠喜赠与载振，并用十万两白银贿赂奕劻，从而以候补道越级升任巡抚之事。奏上，慈禧太后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报，载振闻讯将杨翠喜匿退。载沣、孙家鼐为顾全皇室体面，以查无实据复命，赵启霖反以“奏劾不实”革职，这就是著名的“杨翠喜案”。一时间各大报纸争相载传，丑声四播，同时借机攻击奕劻、载振。后来清廷撤免了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载振也辞去农工商部大臣之职。
载振的辞职，确实可以暂缓奕劻所面临的危机，但仍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救。袁世凯及其心腹为了保住奕劻这个靠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把瞿鸿禨、岑春煊扳倒。他们先是借广东匪乱，非岑春煊不足以镇压为理由，把岑春煊调离京师，断了瞿鸿禨的臂膀。随后，袁世凯、奕劻等人利用慈禧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之心，大造瞿鸿禨暗通私党的舆论。别看慈禧主张实行的新政与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主张基本一致，但她从不承认这一点，对康、梁等人依旧深恶痛绝。而瞿鸿禨也恰在这点上栽了跟头，因为瞿鸿禨与汪康年来往很密切，而汪康年与梁启超是最早在上海合办报馆之人，因此瞿鸿禨与康、梁的是否有关系就值得怀疑，而袁世凯、奕劻等人竟真的从宫廷档案中找到了瞿鸿禨保荐康、梁的奏折。接着，他们又收买、指使御史恽毓鼎弹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这就犯了密谋归政的嫌疑，果然大大触怒了慈禧，但她还不至于忘了瞿鸿禨往日的忠心，因此只是将其开缺回籍。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八(1907年6月18日)“瞿鸿禨罢相”的特大标题同时出现在上海、天津的各大报纸上。
六
瞿鸿禨因罢官回到故里以后，筑“超览”楼，从此闭门谢客。地方督抚大员羡他忠正，特来拜访，亦一律被挡驾。后与王闿运等结社，时常登楼远眺峻秀的岳麓山和清碧的湘江，以饮酒赋诗为乐，不问外事。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去世，瞿鸿禨有感于以前的知遇之恩，痛苦流涕，彻夜不眠。自是情绪一落千丈，身体也是每况愈下，60岁生日时竟连酒杯也端不起来了。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后与武昌仅百里之隔的长沙也宣布独立。瞿鸿禨身为大清忠臣，自然不赞成革命，但面对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他又无能为力，只有避走山中，不久全家迁往上海。
1912年2月12日，清末代皇帝溥仪奉隆裕皇后懿旨，下诏退位，当初与瞿鸿禨在政治上争权夺利的袁世凯也带着他的野心，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5月，袁世凯设立了代行立法职权的参政院。为笼络人心，为其进一步称帝做准备，袁世凯把许多清朝遗老搜罗进去，这其中就有瞿鸿禨。第二年四月，瞿鸿禨辞去参政之职。同年，回长沙扫墓，旋归上海。这一年，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愈来愈嚣张，以“二十一条”作诱饵来换取对袁称帝支持，心怀叵测的日本人却在筹划着另一套阴谋。他们名义上与青岛、上海的清室遗老们商讨欲拥立溥仪称帝，在东北三省建立“大清国”，实际上是想借溥仪的旗号把东北三省全部归于日本统治之下。当时的清皇室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都表示赞同，瞿鸿禨却认为这无异于把溥仪置于水火之中，极力反对，沈曾植、李瑞清、陈三立等人也都表示反对，使日本的这个计划一度搁浅。
1917年夏，瞿鸿禨偕夫人游西湖。同年7月，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又授瞿鸿禨为大学士，旋即复辟失败。次年春，再游西湖。
1918年4月25日， 瞿鸿禨病逝于上海寓所， 终年68岁。谥文慎。
瞿鸿禨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 《使豫日记》、《使闽日记》、《汴眗日记》、《浙眗日记》、《圣德纪略》、《儤直纪略》、《恩遇纪略》、《旧闻纪略》、《止盦年谱》、《汉书笺释》、《自编年谱》、《止盦诗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