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绍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生。少年时代的林绍年走的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经过十数年的苦读，科场上几番奋斗后，同治十三年(1873)，林绍年终于在会试中蟾宫折桂，金榜题名。接着馆选庶吉士，入翰林，授编修，亦可谓春风得意。但从此以后，由于林绍年性格耿直，不擅长巴结权贵，所以升转滞缓，直至光绪十四年，才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御史的头衔，而上任伊始，林绍年便遇上了麻烦，碰了一鼻子的灰。
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初一日，清廷正式宣布开工兴修颐和园，以为庆贺“老佛爷”(即慈禧太后)的“万寿大典”之备，并作为“老佛爷”归政后的“颐养之地”。而在此之前，自光绪十一年(1885)起，出于同一目的“三海工程”便已动工兴建，两项工程规模之大，耗资之巨，动用人力之众，令人咋舌。而当时清政府在刚刚经过中法战争(1884—1885)的一番折腾后，远没有恢复元气，偏偏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仍要大兴土木，入不敷出的国库如何担负得起?但这难不住手握清廷实权的慈禧太后，她把一双贪婪的手伸向了清政府的各个部门，其中海军衙门的经费是她早就盯准了的猎物。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讨好慈禧太后，自然也是百般奉迎，煞费苦心，以“挪拨”、“拨划”、“挪垫”等名目占用不计其数的海军经费，供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的“急需”。这还不算，为了筹措工程所需款项，光绪十四年冬，奕譞、李鸿章炮制了一出“万寿山(颐和园的代名词，万寿山是这一工程的主体部分)集款”的丑剧。奕譞、李鸿章与南方各省督抚函商，在“专备海军不时之需”的名义下，由各省捐款“进献”以助工。这种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意穷奢极侈的做法，当然也引起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和异议。不过，他们知道这是“老佛爷”的意思，争也白搭，与其自讨无趣，倒不如索性装聋作哑。新任御史林绍年却“不识时务”地上疏极谏说： “生民疲敝，国库亏空，当以提倡节俭，教化天下，使督抚廉政爱民，请朝廷下诏停止‘进献’，并归还所有进奉。”结果可想而知，停止督抚“进献”的上谕没有下达，林绍年倒是被一道谕旨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恰在这时，林母病逝的噩耗传来，林绍年于是离职南归，为母服丧守制。
服丧期满后，林绍年补缺山西监察御史。面对当时深受慈禧太后宠幸的李莲英等一帮内监卖官鬻爵，广植私党，干预朝政，而朝野趋炎附势之徒亦趋之若鹜的局面，林绍年愤愤不平，上疏恳请严禁内监干涉朝政。光绪十九年(1893)陕西一名叫作丁维噙的考官，通过贿赂巴结内监，获得了一个大有油水可捞的试差。林绍年得悉内情后，忍不住再次上疏重提严禁内监干政之议。林绍年的“请议”换来了朝野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一片溢美之辞，却也得罪了朝中权贵及后宫的内监，他们当然不会便宜了他这个碍手碍脚的小人物。没多久，林绍年便被一脚踢出朝廷，外放为云南昭通府(今云南昭通)知府。
二
昭通府地处西南边疆地处，偏远闭塞，穷山恶水，且由于气候温热，瘴雨蛮烟，疟疾肆虐，前几任守官都因染上瘴病而命归黄泉，向来被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僚士大夫视为“死地”。林绍年被外放到这样一个地方，无疑是朝中权贵对他怀恨在心，欲置他于死地。对此，林绍年淡然处之，慨然赴任。
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自雍、乾时期便已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直接由朝廷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土著的豪族大户仍保留有巨大的势力，傑傲不驯，对抗官府，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重重困难。林绍年针对这一情形，决定狠狠整他们一下，压压他们的嚣张气焰。有一个名叫禄尔泰的土豪平日里贪残横暴，恃强凌弱，以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当地居民恨之入骨，却又恐其报复施害，敢怒而不敢言。林绍年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杀一儆百。他派人将禄尔泰抓捕归案，公布其种种恶行后就地正法，当地居民莫不拍手称快，其他土豪望而生畏，战战兢兢，昔日的淫威扫地殆尽。接着，林绍年又对吏治进行了一番整顿，上任不到一年，便弹劾罢免了5名文武官吏。既而，林绍年调署云南府知府。受任之际，正值属州安宁州(今云南安宁)地方上匪盗横行，图财害命、拦路抢劫的事连连不断，州里虽多次派兵清剿，屡告失败，云贵总督松蕃为此大为恼火，责令该州限期捕获盗匪。安宁州的官兵无计可施之余，竟胡乱抓了20多个无辜平民，冒充盗匪，向总督松蕃复命，而松蕃也信以为真。但林绍年却不肯听信官兵的一面之辞，经过调查很快掌握了事实的真相。随后，他一面谒见松蕃，揭穿骗局，据实力争，一面派兵将正犯缉捕归案，使真相大白。总督松蕃大为愧服，密折上书朝廷，建议重用林氏。不久，林绍年被擢升为迤南道，尚未赴任，又升任贵州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林绍年调任云南布政使。当年，英、法、日、德、意、奥、俄、美等八国联军为镇压中国国内如火如荼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悍然入侵中国。清政府始而装模作样稍事抵抗，继而与八国联军勾结，将义和团运动镇压在了血泊之中。次年，清政府又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列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把中国最终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了继续维护其统治地位，消弭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活动的影响，清廷打出了变法的招牌，宣布实施“新政”。
然而，早已罗掘亏空的国库根本无力承担巨额的对外赔款以及“新政”所需的各项巨大开支，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一时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本来就已痛苦不堪的农民更挣扎在死亡线上。清政府这种剜肉补疮，竭泽而渔的做法，引起了农民的激烈反抗，各地抗捐抗税风潮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尤其是在会党林立，活动频繁的广西境内更是如火如荼。在那里，19世纪末年爆发的陆川、武鸣会党起义，至1902年，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广西、云南交界地区。恰恰这个时候，林绍年升任云南巡抚，并兼署云贵总督。面对云南和广西交界地带的农民起义烽火，林绍年一面施行坚壁清野，断绝起义军后援，一面调集大批兵力进行围剿，扑灭了那里的起义烽火。接着，林绍年全力以赴支援广西的清军，企图一举围歼广西境内迅速发展的起义军队伍。云南境内蒙自(今云南蒙自)地方的农民乘云南清军兵力空虚之机揭竿而起，接连攻克临安、石屏。林绍年闻报大惊，急忙从广西移师，并会同广西的清军对蒙自起义军形成前后夹攻之势，起义军浴血奋战两月余，最后失败。此后，林绍年又配合其他各路清军不断对各地起义军发动清剿，但始终未能将斗争的火焰完全扑灭。在对起义军用兵清剿的同时，林绍年还注意采取了一些社会改良措施。他针对云南地处边远，土陋民穷的现状，千方百计兴办诸学，鼓励百姓因地制宜，广植桑桐，对发展当地工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督抚同城”本来是清廷为驾御地方，谨防封疆大吏尾大不掉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清廷在某些省份既设总督，又设巡抚，二者同驻一地，互相牵制，皆不得专擅政令。但由于督、抚权限不清，往往因争权夺势而成水火之势，以致互相掣肘，政令不一，给地方政务带来诸多不便。当时，云南巡抚与云贵总督同驻云南，在云南巡抚任上的林绍年深感督抚同城有百害而无一利，光绪三十年(1904)他上书清廷力陈其弊，请求自裁。清廷接受了林绍年的建议，下令裁撤云南巡抚，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既而，湖北、广东两省巡抚也相继被裁，督抚同城的历史遂告结束。
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的当年，在中国的东北，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战争的原因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立宪的日本在战争中节节胜利。日俄战争给清末政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要求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审时度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显赫人物如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也纷纷以立宪为言，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林绍年便是这部分人中的一员。就在他调任贵州巡抚当年的九月间，林绍年向清廷上了《速定政体以救颠危折》，陈言非立宪不足以救亡图存，非仿行宪政不足以维系人心，这使他成了中国近代最早主张立宪的极负名望的官僚之一。清廷看到立宪已是大势所趋，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布“预备仿行立宪”。
在贵州巡抚任上时，林绍年还推行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破除社会上的一些陈规陋习，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与此同时，林绍年还竭力维持社会的稳定。当时印江(今属贵州)的团练武装首领吕志礼、杨鑫之间勾心斗角，积怨十数年，流血冲突时有发生，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林绍年先是欲强迫他们解散部众，但吕、杨抗命不遵，依旧拥众不散，林绍年毫不留情地将吕、杨二人逮捕正法，为地方除一大害。
光绪三十一年(1905)林绍年又奉命迁任广西巡抚。这时的广西已历经多年的战乱，农民起义虽然已被镇压下去，但零星的抗暴斗争仍接连不断。针对这一形势，林绍年着手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性措施，致力于救恤贫困、招集流亡、经营屯垦。同时，对工商业实行减税优惠政策，鼓励民间开矿办厂。
林绍年久在地方任官，深知下层民众的疾苦，能够措施得当，屡见成效，而他本人也因此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声名鹊起，政声日著。
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砋的举荐，林绍年被清廷内诏，以候补侍郎衔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军机处是清廷的军政枢府要地。时庆亲王奕劻为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他和直隶总督袁世凯互相勾结，直欲总揽朝政。这一企图遇到了来自另一位军机大臣瞿鸿砋的巨大阻力。瞿鸿禨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与庆、袁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为了孤立排挤瞿氏，庆、袁势力先后将荣庆、徐世昌、铁良拉入军机。瞿鸿禨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先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开始的官制改革中挫败了庆、袁阴谋揽权的企图，并将荣庆、铁良、徐世昌等庆、袁党羽挤出军机处，同时他还极力收买和拉拢党羽，内而结交“清流”，控制舆论; 外而联络云贵总督岑春煊，争取外援; 举荐广西巡抚林绍年以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因此，林绍年一入军机处，便置身在激烈的党争之中。
庆、袁势力继官制改革遭到失败后，对瞿鸿禨更是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设法打击、削弱瞿氏势力。林绍年是瞿鸿禨一手提拔上来的，当然也就成了庆、袁的排挤打击对象。就在林绍年入值军机重地不久，奕劻便面奏慈禧太后以林绍年为度支部右侍郎。依新官制明定，除外务部以外，其余各部大臣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林绍年既以候补侍郎补了实缺，便不得不奏请开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要差，奕劻明为引荐，阴为排挤的用心昭然若揭。瞿鸿禨岂肯袖手旁观，他上书力争，才使得林绍年得以继续留在军机处。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清廷宣布东北改设行省(旧制为将军驻防制)，任命徐世昌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同时任命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段芝贵是袁世凯手下的一个亲信党羽，当时以候补道任天津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林绍年对这一任命很不以为然。他知道，按常规，别说一个候补道，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而现在段芝贵却以一候补道一跃而成了巡抚，令人顿生疑窦! 于是，他具本上奏言段芝贵人微望轻，不足以担当边帅重任，建议朝廷另择胜任之人。此后不久，社会上盛传段芝贵获此殊遇是他以天津名伶杨翠喜赠农工商部尚书、贝子载振(奕劻之子)并重贿奕劻的结果。瞿鸿禨认为这正是一个打击庆、袁势力的天赐良机。他指使御史赵启霖专折参奏此事，呈请彻底查明真相，字里行间，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奕劻、袁世凯。清廷派载沣等会查，但实际负责查办的却是奕劻的心腹，会查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御史赵启霖因此获得了一个侮蔑亲贵的罪名，受到了即行革职的处分。这种颠倒黑白的勾当使舆论大哗，林绍年再次上书为赵启霖求请，陈言赵启霖身为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即便所言有误，亦不应因此获罪。都察院全体御史更是群情激愤，声言要联合会奏。不得已，清廷只好免去了段芝贵的巡抚之职，让载振开去一切差使，以谢众怒。
杨翠喜一案不仅使奕劻父子大失脸面，地位一度岌岌可危，也使庆、袁势力深有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之感，认为只有彻底打倒瞿氏，他们才能高枕无忧并进而实现揽权的目标，他们于是开始全面出击。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他们买通了一个名叫恽毓鼎的侍读学士密折参奏瞿鸿禨结交康(有为)、梁(启超)之党， “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阿结外援，分布党羽”。康梁之党戊戌维新期间曾密谋废黜慈禧太后，使归政光绪皇帝，政变后流亡国外，仍继续鼓吹保皇(光绪帝)复辟。因此，慈禧平生最恨之人莫过于康梁，恽毓鼎的密奏正好触到了她的这根神经，结果瞿鸿禨失宠，开缺回籍。接着瞿氏的盟友岑春煊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反庆、袁势力的阵营全线崩溃。瞿鸿禨的倒台，使林绍年失去了依托。很快地，他便被挤出了军机处，外放为河南巡抚。从他被内召，到再次被外放，林绍年仅仅做了九个月的军机大臣。
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前后相隔一天，先后死去，年仅3岁的溥仪入继大统，是为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当年，林绍年被召回朝廷，任仓场侍郎，宣统元年(1909)转民政部侍郎，宣统二年(1910)再转经筵讲官、署理学部侍郎。
此间，革命党人的排满革命宣传日益深入人心，有组织的武装起义旋扑旋灭。立宪党人立宪之声甚嚣尘上，清朝的专制统治已成强弩之末，朝不保夕。为了保住清王朝的统治，执掌朝政的载沣诏令加紧筹备立宪，用以维系人心，至宣统三年(1911)四月，推出了所谓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同时成立弼德院顾问国务，由特简顾问大臣32人组成，林绍年列名其中。
清廷的垂死挣扎未能阻止其走向灭亡的厄运，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成功，随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12年2月12日，穷途末路的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最终降下了帷幕。
林绍年作为清王朝的遗老，在清王朝灭亡后的第四个年头，即1916年9月，怀着对清王朝的深深的眷恋和痛惜，抑郁而死，时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