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后期的宰相中，郑余庆可称得上一位品行端正的人。他以国事为重，勤勉自砺，处处维护大唐帝国制度法令的尊严，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并能凭自己的学识与才能对国家制度典章进行力所能及的调整。但是，郑余庆在仕途中处处碰壁，两遭罢相。他的遭遇体现出大唐帝国已经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一

郑余庆，字居业，郑州荥阳(今属河南)人。祖父郑长裕，官至国子司业，终颍川太守，从祖父郑少微，官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兄弟二人皆是当时名士。其父郑慈，官至太子舍人。

官宦子弟出身的郑余庆，自幼勤奋读书，善于作文赋章。大历十二年(777)中进士第，但最初未能解褐入仕。唐建中(780—783)末年，得山南西道节度使(今陕西汉中)严震辟署，为其从事。从其幕僚得累阶进殿中侍御史，后因父亲郑慈去世，回家守丧。贞元(785—805)初，还朝任左司、兵部员外郎、库部郎中。贞元八年(792)被选为翰林学士，在德宗朝这是十分宠贵的内职。贞元十三年(797)时又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到贞元十四年(798)七月，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一次入相。

郑余庆因精通《六经》，入相以来，每朝廷奏对，常以古义上言，言辞深奥难测。贞元十六年(800)，因闹旱灾，造成百姓饥馑。唐德宗曾召集宰相商议先对禁卫诸军战士加以赈济，以稳定京师与关中。事情还未讨论出结果，被中书省的胥吏泄漏出去，郑余庆难辞责下不严之咎。此前，他所亲善的度支使于颈犯法被贬，两事合举，郑余庆被贬为郴州(今属湖南)司马。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即位，郑余庆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当年，顺宗暴死，宪宗即位，八月间，即以本官(左丞)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他第二次入相。这年底，郑余庆的从父(叔父)郑絪也被任命为宰相。他们郑家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居于昭国坊内，郑絪住在南面，郑余庆住在北面，故当时人分别把郑絪与郑余庆称为“南郑相”、“北郑相”，既为区别，又为荣羡。

郑余庆再次入相时，政事堂有位主书滑涣已不可等闲视之。虽说滑涣是位流外出身的下级官吏(中书主书，从七品上阶)， 但他久掌中枢机关的档案文件， 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更重要的是，滑涣与内枢密使(四贵之一)、宦官刘光琦相勾结，关系不同寻常。向来宰相们议事被刘光琦作梗而不得落实时，请滑涣出面疏通，往往能达到目的。所以，各地来京走门路的人都常找滑涣，四方赀货，充集其门，其弟滑泳竟官至州刺史。宰相杜佑、郑絪对他更是加以姑息。据当时人说，杜佑私下常称他“滑八”而不称其名。唐朝风俗，称呼人的行第辈份是表示关系密切的意思。但是，郑余庆对滑涣并不另眼相看。

有一次，郑余庆与众相议事，滑涣又一如既往，在宰相面前指陈是非、比比划划，郑余庆见状，认为滑涣事属越职僭权，为了维护大唐制度的尊严，不能容许一个小小的下层官吏在宰相议事时乱发议论，遂将滑涣怒叱而去。事过数日，郑余庆就被解除了宰相职务。时在元和元年(806)五月(《新唐书·宰相表中》说在十一月，误)。这年八月，滑涣贪赃事败露，先贬雷州(今广东海康)，后赐死。宪宗听说郑余庆曾叱责滑涣一事，对郑余庆极为重视，遂以太子宾客的闲职授为国子监祭酒，十一月时，即任命郑余庆为河南府尹，前往东都洛阳。元和三年(808)，又兼任东都留守，元和六年(811)四月，征入朝廷，拜为兵部尚书之职。

二

郑余庆一生中，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他学识渊博，谙悉朝廷礼仪与规章制度，出于维护大唐体制与典章尊严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心，对不符合制度的人和事，总是敢于发表意见，直抒己见，而且还对朝廷典章进行了认真的修订与规范。

就在郑余庆由东都还朝之际，发生了京兆尹元义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请列门戟之事。按唐朝法令，元、卢二人以勋官至三品当立门戟，但天宝以来，立门戟者一般要有银青大夫的散阶，元义方只据勋官请戟，有关主管部门竟不加详核便予同意，引起众人争议。郑余庆据现行制度指出，此举大非妥当，结果，御史台对礼部提出质问，左司郎中陆则、礼部员外郎崔备等主管官员被罚俸，元、卢门戟被撤削。不久，医工(流外伎术官，流外三品阶)出身的崔环由淮南镇小将擢升黄州(今湖北新洲)司马，敕令到兵部时，郑余庆执之封还，不予颁下。他认为诸道散将无功授五品正员，是开徼幸之门，言辞之间毫不客气，使宰相们十分难堪，结果被改授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寺卿事。郑余庆掌太常寺事务，又将太常集乐时用大鼓的旧制予以恢复。而自贞元以来，因李怀光的叛乱、吐蕃内侵，京畿常因战鼓之声惊忧，故将太常集乐时应用的大鼓也撤去了。

元和九年(814)，郑余庆以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三年任满，归朝后请求告老致仕，但未得批准。

这一时期，郑余庆被委托对品服过滥的状况进行整顿。德宗以来，因屡降恩赦，官多得叙阶，且天子每逢行郊庙大礼往往普施恩典，执事者至有超授三品五品者，诸节镇幕僚与各衙门的宾客，因军功先借赐命服(多为检校官之类)而后入朝授正员者数量极大，而且丞郎近臣中谢、郎官出使，也多赐章服，以示加恩，导致品服过滥，每逢朝会，衣朱紫者满廷而衣绿者反倒极少。官员遂不再以衣服朱紫为荣，皇帝对此也甚觉不妥，便令郑余庆依据格令，重定制度，条奏上闻。

元和十三年(818)，郑余庆以名臣宿儒得任尚书左仆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郑余庆是德宗以来最为称职的一位尚书仆射。当然，唐宪宗对郑余庆也要委以重任。唐宪宗皇帝深知郑余庆自代宗以来入仕为官，阅历丰富，对国家礼仪典章十分熟悉、谙练，所以，特命郑余庆为详定使，对朝廷现行礼乐制度有乖旧制者加以参裁订正，进行修订。郑余庆欣然领旨，并奏请刑部侍郎韩愈、礼部侍郎李程为详定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珮、刑部员外郎杨嗣复、礼部员外郎唐敬休等充任详定使判官，共同负责此事。经过近一年紧张、扎实的工作，郑余庆主持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等典章重加考订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补充。据史书记载说， “凡损增仪矩，号称详衷。”郑余庆的工作实绩十分显著。

元和十四年(819)，郑余庆以太子少师、检校司空的名义兼判国子祭酒事，并加封为荥阳郡公。在此之前，郑余庆曾被委任为凤翔府尹、凤翔节度使，在凤翔(今属陕西)数月之间，戎事可观。自从回朝负责国子监事务后，又针对太学荒废日久，生徒散离的状况，提出从文官官俸中抽取百分之一用以资助修葺国子监，并得到皇帝的批准。这种从官俸中强行集资以兴修国子监的作法，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了不起的。郑余庆的本意是要振兴儒学，以敦风化。每有后生晚辈拜谒过府，郑余庆都要谆谆教诲，要他们认真研习经义，以期日后在儒学修养上有大的成就。

元和十五年(820)十一月，75岁高龄的郑余庆结束了他忙碌的一生。他一生为官清俭持家，始终不渝。他出将入相，前后达50年，俸禄所得，多分给亲属或周济外人，自己所留无几，故其家庭颇类寒素。郑余庆生前常对人说： “俸禄所得若不用于亲朋好友，只专供老婆孩子挥霍，我实在是看不惯!”郑余庆对其亲朋故旧，自然十分关照。

对他的贫寒家境，唐宪宗心里都十分清楚。自至德(756—758)以后，凡节度使获朝廷任命，必要派中使(宦官)将旌节奉往其家中宣赐。每到这时，那些被任命为节度使的人都要照例送给中使丰厚的金银绢帛，有些为了讨好宦官，竟有一下子送纳数百万者。郑余庆前后几次被任命为节度使时，唐宪宗都要告诫前往宣赐旌节的中使说： “郑余庆家贫，不得妄有求取!你们要当心!”

他死后，刚刚即位的唐穆宗也知道他家境清贫，恐无力操办丧事。特令追加一个月的俸料作为赙赠，以示褒荣。唐穆宗还因郑余庆曾官任太子师傅，故有师生之旧，对他甚加优礼。郑余庆死后，穆宗皇帝特降旨对这位师傅进行了一番赞誉，并赠为太保。后加谥号曰贞。

唐朝时，郑余庆有文集、表疏、碑志、诗赋等共50卷行于世，其文辞优雅，结构精深，在当时很有影响。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renwu/202211182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