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名有字，名生来可取，而字则另有说道： 通常男子在20岁行冠礼的时候、女子许嫁以后才能择字。一般说来，人物传记普遍称名，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才以字代名。唐宪宗时期的宰相韦贯之就是这样一个特例。他名叫韦纯，字贯之，后来为了避唐宪宗李纯之讳，只好主动停用本名单称韦贯之。

论出身，韦贯之可谓名门豪族。八代祖韦夐在北周时担任过柱国大将军，号称逍遥公。父亲韦肇在代宗朝先后当过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高官。韦贯之降生于肃宗上元元年(760)，是韦家的二公子。他自幼聪明好学，刚刚20出头便高中进士，被授为校书郎，这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考验性和锻炼性的官职，期满后迁任渭南(今属陕西)县尉和长安(今属陕西)县丞等职。他沉默寡言，性情稳重，为政清廉，从不搞溜须拍马之类的勾当，在地方上赢得了老百姓的普遍赞誉，可是官位迟迟得不到提升。直到顺宗上台后，他才好不容易升任监察御史。按理说他的性格正适合干这个角色，但是面对各级官吏纷纷营私舞弊的事实，他觉得无从下手，自己不适合干这份差事，遂向朝廷推荐由其四弟韦癑接替此任。如果换作别人，这类事情最容易引起非议，不过对韦贯之人们并不以为他是在循私情，因而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由监察御史转为右补缺。

补缺之职是武则天时期开始设置的，左补缺隶属门下省，右补缺隶属中书省，是朝廷专门设置的谏官。韦贯之就任后不畏权贵，直言敢谏。元和元年(806)，宰相杜佑的公子杜从郁担任左补缺的宫职，他和崔群上书反对，朝廷遂改杜从郁为左拾遗。韦贯之再次上书说： “补缺和拾遗都是谏官，只是品位不同罢了，父亲做宰相，儿子当谏官，是让儿子给父亲挑毛病，既不合情理，又不利于工作，依小臣之见还需更改。”唐宪宗按照他的意见改杜从郁为秘书丞。这期间，韦贯之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在唐宪宗面前很得信用，他和中书舍人张弘靖一道主持了一次科举考试，录取的18位考生个个文才出众，他本人也因此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新罗人金忠义是位能工巧匠，有多种技术专长，在大唐帝国担当了少府监的官职，其子也要受萌进入宏文馆或崇文馆。当时金忠义颇受唐宪宗的赏识，周围的人大都顺情说好话，韦贯之则不顾这些，反复上奏，直到把金忠义本人的官位免除之后才肯罢休。唐宪宗正是看准了这股倔劲，诏令他转任吏部员外郎。元和三年(808)，朝廷按常规制举贤良之士，宪宗皇帝下令让他与户部侍郎杨于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共同担任时政科的主考官。由他拍板定夺录用的前三名，都大胆地指责朝政，甚至触及到了皇帝的荣誉，言辞极为肯切。宪宗皇帝对此深表不满，贬他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刺史。他虽然感到有些委屈，但还是轻松地接受圣旨前去就任，不料，途中又被改派到更艰苦的巴州(今四川巴中)担任刺史。

韦贯之离京以后，唐宪宗有所醒悟，总觉得对他的处理有点儿欠妥，于是立即征召他进京担任都官郎中，并特许他参与为皇帝起草诏书。一年后，他升任中书舍人。宰相裴垍曾连续三次向皇帝提建议都没有得到采纳，韦贯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裴垍以罢相要挟皇帝，果然奏效，乐得裴垍连连称赞他是宰相之材。不久，韦贯之又改迁礼部侍郎，通过主持科举考试等形式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良之士。他曾经一本正经地对唐宪宗说： “礼部侍郎这个官比宰相还重要。”宪宗深表不解地问： “通常宰相免职以后才做侍郎，爱卿的话该如何解释?”韦贯之立即答道： “为陛下选择宰相不是比宰相本身更重要吗?”宪宗非常赏识他的辩才，任命他为尚书右丞，不久加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当了大唐帝国的宰相，这是元和九年(814)十二月的事情。

韦贯之当宰相的时候应该说唐王朝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但是削藩的重任并没有告终。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吴元济叛乱之后，朝廷不遗余力地派兵攻打，结果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王承宗乘虚作乱，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砍伤了御史中丞裴度，唐宪宗又下诏攻打镇州。韦贯之不同意这样做，引用德宗朝的史事劝谏皇上集中精力讨伐吴元济，不必急于攻打镇州。宪宗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只因为诏书已经下达而不能收回。后来淮西被平定之后王承宗果然举手投降，验证了韦贯之的正确推断。元和十年(815)，他被改封为中书侍郎，仍位居宰相。唐宪宗打算任命段文昌和张仲素为翰林学士，被他劝止。他始终坚守着这样一个信条——身为朝廷要员只要发现不合时宜之处就该大胆地发表见解。当时朝廷有位名叫张宿的官员能言善辩，口才出众，是宪宗眼里的红人，并跃居左补缺的官位。宪宗派他镇守淄青镇(今山东青州)，宰相裴度想为其请求荣誉官衔，被韦贯之阻拦。从此，张宿对他怀恨在心，多次在宪宗面前诬告他结交朋党，图谋不轨。宪宗半信半疑，恰巧那回他又与裴度一起在皇上面前讨论用兵之事，且与皇上的意见背道而驰，这更加重了宪宗的疑心，于是罢免了他的相位，改任吏部侍郎。几天后出任湖南(今湖南长沙)观察使，其弟韦癑也被贬到边远地区，其他那些亲朋好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牵连。

在地方，韦贯之的品格并没有改变。为了百姓的利益，他敢于抗拒来自朝廷的压力。由于多年对藩镇用兵，国家的军费供应十分紧缺，宪宗命盐铁副使程异外出催征财赋，所到之处无不竞献讨好，唯独韦贯之进献较少，他不忍心在两税之外残酷搜刮百姓，只是把辖区六州的留州钱凑集起来交给程异应付差事。程异非常不满，进京后禀报皇上，唐宪宗满心不快，改迁韦贯之为太子詹事，分管东都洛阳(今属河南)的有关事务，基本上没有什么实权。穆宗继位后，他被改任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尹，随后又任命为工部尚书，可惜还未来得及就任便于长庆元年(821)病死于东都洛阳，享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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