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 是明清时代供奉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的地方，历史上能够配享文庙的人屈指可数。清朝道光六年(1826)，根据道光皇帝上谕指示， 唐朝大臣陆贽被列入文庙东庑，届时祭奠，成为历史上少数获此殊荣者之一。陆贽究竟是凭藉什么资格能够在他死后千余年尚有如此的影响呢?
一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县(今属浙江)人。父亲陆侃官至溧阳(属今江苏)县令，不幸早死，陆贽很小就成了孤儿。陆贽的少年时代，正值安史之乱的混乱时期，他的家乡虽然没有燃及战乱之火，但形势对小小的陆贽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时候的陆贽，自强不息，几乎不与外人来往，更不用说游闲戏耍、虚掷光阴了。
陆贽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面。他读的书主要是儒家经典，同时还训练诗文写作。由于形势的影响，陆贽大概对兵书也十分留意，从后来他论及兵戎之事往往合乎孙武兵法来看，嗜好读书的陆贽一定在这方面下过苦功。
多年的苦读果然没有白费。
大历八年(773)，年仅18岁的陆贽便以出众的才华得中进士。这年所试诗为《禁中春松诗》，陆贽这样写道：阴阴清禁里，苍翠满青松。
雨露恩偏近，阳和色更浓。
高枝分晓日，灵韵杂宵钟。
岚助炉烟远，形疑盖影重。
愿符千载寿，不羡五株封。
傥得回天眷，全胜老碧峰。
同时试答的《东郊朝日赋》也是字字珠玑，借物喻代，对皇恩浩荡心怀虔求，诗文中透出一股勃勃生机。
不久，陆贽以制科博学宏辞科登入仕途，补为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从此，陆贽满腹经纶得以充分施展。
大约在大历十二年(777)前后，陆贽任期已满，回嘉兴原籍探望老母。在途经寿州(今安徽寿县)时，陆贽特意去拜访了寿州刺史张镒。张镒在德宗时官拜宰相，事母孝顺，为当时知名的儒学方家。起初，张镒对这位青年后生的来访并未在意，哪知与陆贽畅谈三日，使他对陆贽刮目相看，张镒对陆贽的博学和非凡的才识既感到惊奇，又深觉佩服，赞赏之下，张镒便同陆贽结成了“忘年之交”。
当陆贽辞行上路时，张镒诚心诚意地奉送他钱达百万，并说： “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奉太夫人左右，供她一餐饭钱。”但陆贽分文不纳，只接受了张镒送他的一包新采的茶叶。
陆贽省亲归来，又以书判“拔萃”(唐制，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授官)，选为渭南县(今属陕西)主簿。大历十四年(779)，代宗死，唐德宗即位。为了考核各地官吏及风土人情，曾派11名观风俗黜陟使到全国各地。陆贽身为渭南县主簿，却为黜陟使出使提出了极好的建议。这就是，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俊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所谓五术，即是“听谣颂审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取舍”; 八计就是通过考察“户口增减、垦田赢缩、赋役轻重、籍帐烦简、狱囚多少、奸盗有无、选举众寡、学校兴废”等情况，来认定官吏任职期间对劝课农桑、掌教风化、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的课绩; 三科就是“茂异、贤良、幹蛊”三等; 四赋就是指“根据庄稼收成来定税，估算资产多少而收税，统计丁口而定庸(人头税)，合理征商而均利”; 六德是指“敬老、慈幼、救灾、恤孤、赈贫穷，任(周济、负担)失业”; 五要就是“废冗食之兵，除桡人之法，省不急之官，去无用之物，罢非要之事”。
这番建策，陆贽得到了当时众人的普遍赞誉，也反映了青年时代的陆贽所具有的满腔的政治热忱与他的政治才干。
不久，陆贽因其才高志远，被征入朝，担任了监察御史。
二
唐德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就已听到陆贽的大名。即位后，便对陆贽破格擢升。不久，陆贽被召为翰林学士，转祠部员外郎。
翰林学士，号称内职，为天子私臣，本身并无官品，为临时差遣。在唐玄宗时称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专与皇帝酬和唱答，以供词赋文章之事。唐德宗时，翰林学士地位越来越重要，往往超越南衙职司，代天子拟题诏旨。得列翰林学士者，自然会得到朝廷同僚的羡慕。陆贽怀忠效之心，得天子宠重，十分感动，故想报知遇之恩，施其“治平”之策，每逢他感到朝政有阙失，不论大小巨细，必定详加陈论，因其恪尽职守，更加得到即位之初尚怀发愤之志的唐德宗的恩宠。
在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河北、河南的藩镇连兵，发动叛乱，唐王朝为了平叛，不得不从京西北地区抽调兵马到关东，因此造成巨大的军费开支，并使关中地区空虚，无兵力应急，十分危险。陆贽建议把神策军即刻追还保卫关中，并将为筹措军费而实施的税间架、除陌、榷酒、征商等扰民活动立即停止。但是，因河北、河南诸藩叛乱没有消弥，唐德宗难以接受陆贽的建议，并于建中四年(783)继续抽调泾原兵马东征，结果，朱泚在长安突发兵变。因关中防务空虚，唐德宗只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时，他大概会后悔没有听从陆贽的建议。
不过，陆贽自从入翰林之后，唐德宗对他是相当宠重的。且不说每日朝夕陪驾出游、赋诗歌咏以相戏耍，平日里唐德宗常呼陆贽为“陆九”，就足以说明此时陆贽是多么得宠了。不然，按唐代风俗，唐德宗是不会不称他的名字而直呼其行第的。当到了奉天(今陕西乾县)，陆贽与皇上更是朝夕相处，随时进见，以至德宗曾脱下自己的御袍给陆贽披在身上。
当此之时，刚刚30岁出头的陆贽更是感恩报效，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他挥毫草诏，思如泉涌。诏书勒定，无不曲尽事理，逻辑严密，又通俗易懂，令人折服。凡经陆贽所起草的诏书，即使是赳赳武夫、粗野悍卒也都能理喻其宗旨，并为之感激挥涕。后来，在前线平叛的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就曾向唐德宗讲： “陛下避乱期间所颁下的诏赦到山东，战士们闻听后无不感泣思奋，英勇向前，臣当时就知道叛军一定会失败的。”可见陆贽职掌文翰对平定当时局势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陆贽还对局势常常发表意见，对很多事情往往居中参裁谋决，故有人称其为“内相”。
应该说，在唐德宗离京出逃到返京的一个时期，陆贽的地位是异乎寻常地重要，并超越了宰相的某些权力的。对军机大事、朝廷政治等，陆贽都有清醒而合理的谋划。
唐德宗初到奉天时，因行色匆匆，诸事仓促，军粮供储十分紧张。后来奉天之围解除后，形势有所缓解，各地贡奉的财物源源不断地运来，并在奉天行在的庑廊下存储。在存放贡物的场所，唐德宗又仿开元时成例题名为“琼林”、“大盈”二库，以示天子可以自专，陆贽认为不妥，他明确指出： 当今兵革不息，将士衣食至关重大，所得财赋，应归有司统筹安排，天子不应嗜物自专以失人心。唐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将二库题署的匾额撤去。
建中四年(783)底，流亡中的朝廷计划在新年到来时改元，并为唐德宗再上尊号，企图凭借这种手段为大唐王朝带来鸿运。当唐德宗向陆贽征求意见时，他直言这种做法很不妥当，并纵论古今贤王皆无尊号。他说： “古代人君，仅称一字，只是到秦朝方有皇帝二字，但人主轻重，不在自称，关键要看实际，如今事态危机，要顺俯时运，有所变更，与其虚增美号而失人心，不如善自贬损而承天地，人既好谦，天亦助顺。请陛下三思。”唐德宗在陆贽的劝导下，仅将新年年号改为兴元，并同时发布了《兴元罪己诏》，以皇帝的名义公开向天下臣民道歉，并对造成的混乱局势引咎自责。这一道诏书，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心、动员百姓的巨大作用。
当然，藩镇连兵的形势并没能因一纸诏书而归平息。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在解救了奉天之围后，因为遭奸相卢杞的压制，心怀二心。李晟密奏此情，唐德宗深为忧虑，便在兴元元年(784)二月派陆贽亲往宣慰，并观察其动态。陆贽出使归来，如实向德宗皇帝做了汇报。唐德宗起初还幻想李怀光能出兵进讨朱泚，听陆贽说到他的情况，知道大势已去。为防被李怀光吞并，德宗准许与李怀光同驻西渭桥(陕西咸阳南)的李晟率神策军移屯东渭桥(陕西西安北)。同时在咸阳(今属陕西)附近驻扎的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仍待命出击。陆贽又分析了形势，向唐德宗建议立即下令让他们也向东渭桥一带转移，而且要十分神速，以防不测。唐德宗此刻十分犹豫，他虽然认为陆贽所言极是，但觉得调走李晟，已使李怀光心存警惕，若是再将二军东调，岂不令李怀光找到借口，向朝廷示威吗?所以要稍稍等些日子，以观时变。另外，唐德宗大概也担心二军东调会使李晟羽翼丰满，不易控制，陆贽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层。陆贽见德宗不允，也是无奈。没成想，十几天后，李怀光果然将两支兵马兼并了，杨惠元中途被杀，李建徽单人独骑逃脱，幸免于难。
消息传到奉天，引起唐德宗君臣的极大恐慌。李怀光的反水，使已处危机的唐朝廷再次蒙遭劫难。为了躲避李怀光的气焰，唐德宗又率同一批大臣向山南西道的治所梁州(今陕西汉中)转移。一路上的艰难险阻自不必多说，陆贽竟在途中掉队。唐德宗见不到他，心中焦急，命人寻找，并传谕三军：“找回陆贽者，赏钱千金!”又过了一天，陆贽才急匆匆赶上，唐德宗见了，如释重负，喜形于色。
路上，陆贽向德宗进言： “陛下应兼天下之智，对臣下要推诚以待。”他劝说唐德宗要充分信任李晟，命令他全力讨伐朱泚，收复京师。因此，神策军节度使李晟在兴元元年(784)三月时又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观察使，被委以重任。
这年三月间，唐德宗一行到达梁州。
去年时，凤翔(属陕西)军将李楚琳杀死节度使张镒迎合京师叛军朱泚，并窃得节度使之位。此时，李楚琳因地理之便，居然又向唐德宗供奉贡物。如此朝秦暮楚之辈，唐德宗深感难容，对其来使，一律不予召见，并打算派行在都知兵马使浑瑊取而代之。陆贽对李楚琳杀死他忘年之交的好友张镒，心中自是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不为私忿所左右，而是冷静地向唐德宗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说： “当前首要任务在于收复京师，关中京畿附近的勤王之师，理应随时得到朝廷的消息和指令。但是现在我们与京师有秦岭阻隔，骆谷(位今陕西周至西南，骆谷为汉中通往关中的要道，谷北设有关口)关口又被叛军扼守，唯有凤翔境内的褒斜道(即褒水、斜谷水两河道，斜谷关位今陕西眉县西南)可通达王命。李楚琳确是罪大恶极，但若不加慰抚，一旦南阻塞此要冲，东与朱泚合军，关中勤王之师如同天悬，那将使我们被卡住咽喉而面临分崩离析。既然李楚琳愿纳忠款，不如暂通此要道，以济大业。”唐德宗听他分析，恍然大悟，急忙召见了李楚琳的来使，大加慰劳，确保了凤翔局势的相对稳定，使唐朝廷在收复京师的过程中与平叛官军保持着密切联系，加速了收复长安的进程。
随着前线平叛斗争的捷报频频传来，唐德宗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于是他想对追随他逃亡者的朝廷文臣、内廷宦官授“功臣”之号，并以追随扈从的早晚分为“奉天定难功臣”和“元从功臣”。陆贽不得不再次向唐德宗提出规谏： “破贼定难，要靠武将们拚杀，至于近侍廷臣，只是从行奔劳而已，说有苦劳还可以，要说功劳怎么能与前线将士相提并论，如今若定要给他们也加功臣之号，恐怕武臣会有所不平。”结果，此事被迫中止。
兴元元年(784)五月，京师胜利收复。
唐德宗要陆贽起草一份诏书，命浑瑊到奉天寻找离京时走散的宫人。陆贽再次直言劝谏道： “大难刚过，翦除元恶，深遭涂炭的百姓、重伤残废的将士，都盼望德音，而今重要的是祭享宗庙社稷，然后吊恤死义、慰犒有功、安辑黎民、褒奖忠直之士，恢复统治秩序，至于散失的宫人，当放其次。唐德宗不好再降诏，只是派了使者前往查访。
兴元元年(784)十二月，陆贽由谏议大夫改任中书侍郎，仍任翰林学士。
贞元三年(787)，陆贽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解职东归洛阳，在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丰乐寺寓居。各地藩镇给陆贽送来了许多钱帛财物，但陆贽一无所取，统统婉拒，只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送来的东西，因与他是布衣之交(陆贽母亲也姓韦)，有多年的交情，才勉强收下，但仍然是先向唐德宗奏明后奉诏而收。这是陆贽为免招致勾结藩镇的罪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当时，陆贽有意将已死多年的父亲与母亲合葬，唐德宗又慨然命令中使前往江南原籍，将其父灵柩护送到洛阳，以满足陆贽的心愿。
贞元六年(790)，三年丧满后，陆贽被起复为兵部侍郎，仍入翰林院为学士。归朝中谢恩的这天，陆贽因感于居丧期间皇上的恩典，俯伏金殿之上，泣不成声，唐德宗也为之改容叙慰。
应该说，这一时期陆贽与唐德宗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陆贽恩遇既隆，不免遭到宰相窦参的忌恨。窦参指使窦申联合朝中吴通玄、吴通微兄弟及嗣虢王李则之共同谗陷陆贽，攻击他掌贡举时举人不实，招纳贿赂。结果，窦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贞元八年(792)四月，被罢免相职，同一天，陆贽被拜相，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陆贽得居相职，朝野上下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
三
陆贽入相后，仍以天下事为己任，悉心报国，对朝政多有匡辅。
自贞元以来，唐德宗因朝廷上朋党林立，各相倾轧，对大臣产生了深深的猜疑，为了保持朝廷的安谧，唐德宗在大臣中间搞平衡术，以使相互制约。陆贽入相，就经过了与窦参的较量，尔后，赵憬等人为相，又从中掣肘陆贽。但陆贽一如既往，毫无顾忌地发表对朝廷政治的看法。有时候，朋友们劝陆贽，不要这样直言无隐，但陆贽却说： “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平生所学，唯其如此，乃可心安，何必再顾及别的事!”
陆贽担任宰相后所上奏疏、所论政事，往往触动唐德宗的短处或者撩拨唐德宗最敏感的神经。所以，在这些年中，陆贽奏事常常不被采纳，或者要打折扣地采纳。同时，陆贽身居高位，难免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陷于派系斗争的漩涡。应该说，陆贽作宰相后的生活同当年追随唐德宗逃亡时相比，是不太相同的。这当然也影响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
肃宗以来，因兵荒马乱，吏部选人由一年一选改为三年一选，造成了候选人数量增多、真假难辨等种种弊端。陆贽居相位，奏请吏部将内外官员分为三部分，计阙集人，每年置选，使选司弊端革除十分之七八。另外，因为同居政事堂的几位宰相贾耽、赵憬、卢迈等遇事互相推诿，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陆贽又奏请恢复了宰相每旬由一人秉笔决事、轮流宿直的旧制，凡遇日常庶务、百司申覆请示工作等，都由秉笔宰相署判。这对于贞元时期的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陆贽针对唐德宗自贞元以来对宰相之下庶官任命干预太多、有碍为君之道提出劝谏，并建议由台省长官(御史台、三省)自荐属官，若发现有不称职者，则对举荐者处罚。唐德宗对此虽表示欣赏，但并不付诸实施。
安史之乱后，因吐蕃的强盛，唐朝河西、陇右地区大半沦陷，为保关辅及京师的安全，唐朝每年要从河南、江淮诸镇调兵防御，称为“防秋”。陆贽注意到，诸镇兵马往西北防秋，更番往来，疲于奔劳，而且诸镇兵来自内地，不习边情，防秋者又多为本镇的弱兵惰卒，战斗力极差，常吃败仗，防秋兵布置分散，缺乏统一指挥，诸镇兵、河东戍卒与神策军镇兵待遇不同，常有内部磨擦，边将又无主动权，遇有军机往往要听皇帝居中遥控。凡此种种弊端，陆贽在《论缘边守备军宜状》中，都一一列举，并建议罢除诸道镇兵轮戍防秋之制，省其经费，加以统筹，资助移民戍边，并选文武能臣任陇右、朔方、河东元帅，三帅负责京西、京北、京东北方面的防务，统制管内兵马及民众，以行耕战，作长远打算。唐德宗接到奏状，仍是置之案左，不予考虑。他当然不会同意设三个握有军政大权的元帅，藩镇跋扈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另外，陆贽还就当时漕运、和籴等问题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并就粮、盐价格与蠲赋、赦免囚徒等事发表意见，有些只能是纸上谈兵，实在难以兑现。但这都说明陆贽确实是心系国计民生的，他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的著名奏状，更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六条”从两税法实施以来国家税制的种种弊端，纵论国家财政及百姓疾苦，并提出了拯弊之策。“六条”言简意赅，感情充沛，有的放矢，切中时弊，反映出陆贽的远见卓识。
陆贽的直言，逐渐地引起了唐德宗的不快。后来，唐德宗重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使，陆贽坚决反对，使唐德宗愈加不满。因为陆贽数番陈奏裴延龄奸佞躁妄，不可重用，最终惹恼了唐德宗，再加上裴延龄添油加醋，日日进谗，陆贽终于在贞元十年(794)十二月，以太子宾客，被罢知政事。
免相之后，陆贽除了例行的朝谒天子外，平日居家，从不与人往来，宾客故旧一概不相过从，显得十分的谨慎。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贞元十一年(795)春，天下旱情严重，已得唐德宗厚待的裴延龄捏造事实，说陆贽与朝廷上被罢职的京兆尹李充等对外宣称： 因为旱灾，度支欠缺诸军粮草; 此举已激怒群情，摇动军心。唐德宗闻奏大怒，要对陆贽处以极刑，多亏谏议大夫阳城等人劝谏，才幸免于死，被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裴延龄仍不罢休，他捉来李充的心腹幕僚张忠，对他严刑逼供，强迫张忠污陷李充贪污官府钱粮，并说李充的妻子常将金宝缯帛装于犊车中送给陆贽的妻子。张忠不胜楚毒，屈打成招。要不是张忠的妻子和母亲到光顺门投匦向御史台诉冤，陆贽不知又要被处以怎样的惩罚呢! ?
陆贽被贬忠州达10年。这些年中，他经常闭门独居，静处自养，很少有人在外面见到他。为防再授人以柄，精通儒学的陆贽也不著书立说。只是因为忠州地方瘴疠流行，人多患病，他便撮抄书籍得各种偏方，以《陆氏今古集验方》50卷行世，以解乡人疾病之苦。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几次上表，请朝廷命陆贽代领剑南，唐德宗都未答应。先前在陆贽作宰相期间，曾将驾部员外郎李吉甫外贬，陆贽在忠州时，李吉甫又任忠州刺史，家里人都为陆贽捏把汗，但李吉甫虽为上司，却捐弃前嫌，丝毫不计较，反而以宰相的规格对陆贽善加礼遇。为了使他心安，李吉甫经常与他一起狎戏，陆贽起初还有所惭惧，后来反倒成了深交。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下诏将陆贽征召入朝。可惜的是，陆贽还没有收到诏书时，就与世长辞了，终年52岁。陆贽死后，被追赠兵部尚书，谥号为宣，故历史上习惯称他为陆宣公。
他生前的奏疏与奏议及起草的制诰等，被辑为《陆宣公翰苑集》(一题《陆宣公奏议》)传世，今存22卷，影响极大。北宋元祐八年(1093)时，苏轼(东坡)曾上《进呈唐陆贽议札子》，请求朝廷进讲其奏议。也难怪到清朝道光时将他列入文庙东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