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皇七年(587)八月，隋文帝杨坚征召后梁君主萧琮到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作为附庸的后主萧琮不敢不从命。到了长安，萧琮被扣留，隋文帝则诏命大将崔弘度以帮助防守的名义开进了后梁的国都江陵(今属湖北)，后梁太傅萧岩等率十余万人奔陈。消息传到长安，隋文帝下诏废掉后梁，萧琮得封上柱国、莒国公，后梁政权至此灭亡。后梁的遗老遗少们成了隋朝的臣子百姓，皇室后裔、年仅17岁的萧瑀也不例外。
萧瑀(574—647)，字时文。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其高祖就是梁武帝萧衍。其曾祖父即梁昭明太子萧统; 祖父萧詧，是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个儿子，因自幼好学，善于文辞，尤其长于佛经义理而得到武帝萧衍的赏识，历任地方，555年正月称帝于江陵，却是北朝西魏政权的附庸，故称后梁，萧詧即后梁宣帝; 他的父亲萧岿，字仁远，是宣帝的第三子，于大定八年(562)正月宣帝病死后，根据北周大冢宰宇文护的意旨继位，即后梁孝明帝，是后梁三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长达23年。
北周建德三年(574)，萧瑀降生; 此时的后梁政权已是北周的附庸，江南诸郡几乎全部丧失，仅剩江陵一隅之地，处境十分艰难; 而北周正是周武帝宇文邕统治时期，国力日益强盛，因要集中力量灭北齐，使后梁得以苟延残喘。
杨坚代周称帝前后，萧岿未作任何反对之举，使杨坚十分高兴。开皇二年(582)，杨坚为其次子晋王杨广到江陵选妃，特别选中萧岿之女，萧岿政权因此回光返照，又多存在了五六年。
萧瑀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9岁时，即开皇三年(583)，得封为新安郡王; 13岁时，即开皇七年(587)八月，萧琮被扣留长安，后梁灭亡，萧瑀随入长安。
也许是历史环境的变化，也许是家庭教育的原因，萧瑀自幼就显得格外成熟，以孝行闻名于时; 崇信佛教，且精通经学，擅长作文，颇具文才，性情耿直，尤其鄙视那些浮华不实的人。《旧唐书》称其“聚学属文，端正鲠亮。”
南朝萧梁时著名学者、无神论思想家刘峻(字孝标)著有《辨命论》，在当时颇具影响。耽于佛学的萧瑀则认为，刘孝标的大作诡异悖谬，荒诞不经，有伤先王之教，便撰写了《非辨命论》予以驳斥。文中大意，一言以蔽之，即“人禀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祸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极力主张“人禀天地而生谓之命，至吉凶祸福则系诸人”。晋王府名儒柳顾言、诸葛颖等人读了萧瑀的文章后，赞叹不已，说： “自从刘孝标《辨命论》问世以来，已有数十年，但谈论性命之理的学者、大师们，没有谁超过或能批驳刘孝标的理论的; 现在，萧君的观点与透彻的说理，足以针砭刘孝标文章的谬论了。”
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的长子、原皇太子杨勇遭陷，被废为庶人，且拘囚于晋王杨广的管制之下，杨广被立为皇太子，萧瑀得授太子右千牛。仁寿四年(604)七月，身为太子的杨广以杀父弑兄的残酷手段，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隋炀帝，萧妃被立为皇后，成为国舅、年届30岁的萧瑀也日渐隆耀，由原来的太子右千牛迁为尚衣奉御，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成为萧氏家族的希望所在。
真可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某日，萧瑀正准备外出，突然中风，便卧床不起了。萧瑀这一病不要紧，不仅搞得家里人紧张不安，求医问药，前后忙乱，同时也让萧皇后担心不已。萧瑀看到大家匆匆忙忙，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便要家里人不要再请医生治疗了，并慨叹道： “若天假余年，因此望为栖遁之资耳!”萧皇后听说后，认为萧瑀不免过于消沉，便劝诲道： “以家兄的才华，完全可以为我们萧氏家族显亲扬名，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践踏自己的身体，不找医生诊治疾病，却又突发奇思异想，企图隐逸山林呢?若皇上知道了这件事，并因此怪罪下来，那么你的罪责可不会小啊!”一阵苦口婆心，萧瑀终于回心转意，抓紧时间医治，很快就痊愈。不久，萧瑀加银青光禄大夫，拜内史侍郎。此后，萧皇后、萧瑀之间的感情日趋密切，凡军国要务，萧瑀均得以参预，成为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官场上的萧瑀秉性不改，耿直依旧，数次评论时政，违逆了隋炀帝的旨意，不久即受到了隋炀帝的猜忌和冷落，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再似从前，逐渐疏远起来。
隋炀帝生性好动，不贪恋京城，广游天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形势危急，萧瑀趁机献策，说： “臣听说始毕可汗此次是假称打猎统军来到这里的，始毕可汗背逆隋朝，义成公主最初并不知道。根据突厥人的风俗，可贺敦(可汗的正妻)可以参预国家兵马之事; 当年西汉高祖平城之围，就是借助于匈奴阏氏的力量来解围; 如今，义成公主是以大隋王朝皇帝女儿的身份嫁给始毕可汗为妻的，她在突厥的地位，必定要以堂堂大国——隋王朝为后援! 如果我们派一位使者北使突厥，向义成公主说明事情经过，雁门之围可以不战而解，即便不成功，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害。臣又听人们私下里议论，说陛下平定了突厥以后，还要发兵东讨高丽——这是人们所忧虑的，如此穷兵黩武，连年征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休止; 正因如此，我们人心不齐，尤其前线将士，作战缺乏战斗力，终致战败乃至今日的雁门之围。臣恳请陛下立即颁诏，向军队将士申明，不再进军高丽，全力讨伐突厥，这样民心可以稳定，将士能够同仇敌忾，合力杀围，何愁解不了围呢?”隋炀帝听了萧瑀的计谋后，认为是可行的，并立刻颁诏实施; 同时，又派人去见义成公主，晓以利害，让她从中帮助解决。于是，义成公主巧使计略，派人向始毕可汗告急，谎称突厥北方边境地区告急，请求军事增援; 无奈，始毕可汗权衡再三，不得不撤兵，雁门之围遂解。
隋炀帝一心想征服高丽，即使是被围困在雁门也未曾忘怀。所以，雁门之围刚解，隋炀帝即蠢蠢欲动，企图再次讨伐高丽。然而，每每想起萧瑀的劝阻，心中不免酸楚与恼怒，遂对群臣说： “突厥不过一时得势猖獗，事实上他们并不能把我大隋王朝如何。因为我们人少，才遭到了突厥的包围，萧瑀却借机恐吓朕，扰乱民心，情不可恕。”于是，一纸诏令将萧瑀贬出京师，出任河池郡郡守。
河池郡地区流寇横行，社会秩序混乱，曾有一支数万人的流冠队伍为害乡里，民愤甚大。萧瑀到任后，经过查访，决意清除，便秘密召募勇敢之士，组成精锐队伍，巧设埋伏，大败流寇，并受降了这支队伍; 同时，萧瑀又下令将所获财物、牲畜，全部分赏给作战中有功的将士，并因此获得了河池郡地区的民心。后来，萧瑀又统帅河池郡民众、将士，齐心协力，大败薛举部将数万人，终于使河池郡地区安定下来，再也没有敢轻易进犯的了。
二
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的军队攻入长安，不久即颁诏招抚萧瑀。萧瑀眼见隋朝统治大势已去，便率河池郡军民归顺了李渊，萧瑀因此被授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
待京城长安局势稍事稳定后，李渊便想进一步图谋东都洛阳。武德元年(618)正月，唐高祖诏命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督统诸军十余万人，徇地东都洛阳; 萧瑀出任秦王府司马，随秦王东征。
六月，萧瑀迁任内史令，成为唐初最高统治集团中核心人物之一，参与了当时国家制度的草创、统一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都与他有关。因为萧瑀是独孤皇后的女婿，与唐高祖李渊存在着一定的亲戚或血缘关系，故而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唐高祖每每临轩听政，必定特别恩赐萧瑀，让他至御榻就坐或交谈，并亲热地称他为“萧郎”。萧瑀也颇为自觉，为政孜孜自勉，从不敢懈怠，尤其是唐高祖委以的国典朝义大事，更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凡有过失，必举而纠之; 凡有违法背逆行为，决不留情，必绳之以法，朝中诸官民莫不惮惧。萧瑀还经常秉笔直书，直言上奏上谏，且每每数条并奏，绝大部分建议被唐高祖采纳。为此，唐高祖曾特地颁诏，称“得公之言，社稷所赖; 运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 纳谏者之言，以金宝酬其德。今日朕特赐予卿黄金一函，以示对智者的回报，希望卿不要推辞。”后来，秦王李世民为雍州(今陕西西安)牧，萧瑀则任雍州都督。
唐朝立国之初，百业待举，唐高祖求治心切，经常埋怨中书省在接到诏书敕令时不能及时传达下去，使其诏令难以立即实行。对此，萧瑀解释道： “往昔臣在隋朝大业年间，亲眼目睹内史省宣布诏敕，行为草率，有一些内容前后相矛盾或相悖逆，令各执行部门无所适从。正所谓易必在前，难必在后; 为臣在中书省任事已非一朝一日，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如今大唐王朝基业刚刚奠立，凡事都会涉及到国家的安危，来不得半点马虎。所以，每下一道诏书，为臣必定前后详细推敲核查，使其同以前的诏敕在内容上没有矛盾，前后一致，方敢颁行下去。中书省所以经常滞留诏敕，原因就在于此，请陛下明察。”唐高祖听后十分高兴，说道： “爱卿能如此用心，我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
在统一战争中，尤其是在对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中，萧瑀曾随秦王李世民出征，立有大功。武德六年(623)四月，萧瑀因功加封邑2000户，拜尚书右仆射，掌管内外考绩之事，权重位显; 但他“见事有时偏驳，而持法稍深，颇为时议所少。”次年，因所谓火星犯主，萧瑀欲辞去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不被唐高祖允准。
三
对诛杀功臣刘文静一案，唐高祖李渊、裴寂与秦王李世民、萧瑀之间的意见多有分歧。萧瑀曾奉命调查所谓刘文静谋反案，并据理力争，一再证明刘文静无罪; 但唐高祖宁信馋言，也不听调查事实与劝告，终于诛杀了开国功勋刘文静。自从刘文静被诛杀后，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争斗逐渐由暗争暗斗到明争暗斗，乃至公开化。
早在李世民攻占东都洛阳之后，便委派亲信广泛地“树私惠”，一方面令房玄龄接收隋朝图籍制诏，罗致人才; 另一方面，又命令萧瑀封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土，竭力扩大秦王集团的队伍。
武德六年(624)以后，即统一战争结束后，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矛盾公开化，但唐高祖始终站在嫡长子的立场上，妄图使太子、秦王和齐王各谋其位，相安无事，其结果只能加剧儿子们的矛盾。所以，萧瑀和陈叔达曾提出劝谏，劝诫唐高祖说：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事情的结局果如萧瑀、陈叔达所预料。
六月四日，玄武门政变发生了; 残杀临近尾声，尉迟敬德一身戎衣，擐甲持矛，来到太极殿向唐高祖报告。李渊一看便知道已经出了大乱子，便征询身边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近臣怎么办?萧瑀、陈叔达则趁机进言： “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嫉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以国事，无复事矣。”唐高祖李渊本无更立太子的想法，但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萧瑀、陈叔达的建议，并写了“手敕”，命令所有的军队都听从秦王的处置。次日，便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
秦王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对萧瑀给予自己的支持不能忘怀。某日，君臣相坐论政，唐太宗对房玄龄说： “在隋朝大业后期，萧瑀曾上谏隋炀帝，却因此被贬出京城，出任河池郡守。应遭到剖心之祸，翻见太平之日，北叟失马，事亦难常。”听到这里，萧瑀顿首拜谢。唐太宗又说： “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却始终动摇不定，在那些日子里，朕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指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并特地赋诗赠送，其中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赞语。但唐太宗又批评萧瑀说： “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萧瑀闻言，再次拜谢，并奏明： “臣特蒙陛下诫训，至死铭记; 又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四
李世民亲自执政以后，自然不能完全依靠武德时期的原班人马，必须调整最高决策集团。首先，贬流了裴寂; 随后又罢免了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等人的宰相职位。尽管这三个人曾是武德时期支持李世民集团的宰相，但他们三位都出身于梁朝皇族、陈朝皇族和北周宗室，思想上比较守旧，缺乏进取精神，所以李世民逐步将他们从宰相的职位上调换下来，并作了妥善的安排。
武德时期，萧瑀曾向唐高祖举荐封伦，唐高祖命封伦为中书令，与萧瑀等人同期任宰相之职。武德九年(626)七月，皇太子李世民罢免了隋朝宗室的中书令杨恭仁，由宇文士及接替。同时，又任命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封伦为尚书右仆射。封伦为人险恶，工于心计，曾数次与萧瑀谈论天下大势，并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商定联合奏明; 可是，到了廷上奏疏之时，封伦却又全部改变了观点，甚至当场批驳，指责萧瑀的政论有失偏颇或错误，令萧瑀十分尴尬与不满。二人因此产生了矛盾。
接着，萧瑀又与陈叔达在殿廷上当着唐太宗的面争吵，而且声色俱厉，令李世民十分不满。结果，两人皆坐不敬，免官。
李世民刚被立为皇太子时，杜如晦、房玄龄就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与重用，分别任左、右庶子，成为太子决策机构中的重要成员，并多次奏劾萧瑀，萧瑀心中不平，便上封事论之，而辞旨寥落。但李世民以房玄龄等人功高予以回拒，萧瑀由此见罪，被废于家。不久，拜特进、太子少师，又恢复了尚书左仆射之职，特赐实封六百户，以示慰藉。
贞观元年(627)六月，封伦去逝，萧瑀以太子少师身份任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右仆射。十二月，萧瑀因坐事再次被罢免。后来，唐太宗又特下诏，授萧瑀左光禄大夫，兼领御史大夫。但是，此时的萧瑀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辨，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但不用其言，萧瑀越发怏怏不快。玄龄、魏征、温彦博尝有微过，萧瑀弹劾之，而罪竟不闻，因此自失。于是，萧瑀被罢去了御史大夫，而为太子少傅，不再参预朝政。
萧瑀的“自失”，固然是由于他的保守，他的落伍，但是，他的心胸狭窄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贞观十七年(633)，萧瑀忍不住所受的冷落，忌恨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倍受重用，便上疏唐太宗，称房玄龄等朝中宰臣，“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并多次劝告唐太宗： “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唐太宗在信任重用贤才方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萧瑀所说的“推心待士”，“洞然不疑”。所以，对于萧瑀的谗毁，唐太宗未预听信，反而对萧瑀申明大义，说： “作为人君，驱驾英才，推心待士，萧公所言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呢?”又说： “知臣莫若君，人无完人，不可求全责备，应当舍其短而用其长。朕虽然称不得上明君圣主，可这个道理还是明白的。”
唐太宗虽然罢免了萧瑀的相职，并不断罢解他参议朝政的权力，却未因其屡屡谗毁房玄龄等名臣贤才而踢开他，仍旧把萧瑀当作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礼待之，多方照顾。贞观六年(632)，颁诏授予萧瑀特进，行太常卿。贞观八年(624)，为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635)，拜特进，再次参预政事。唐太宗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盛赞萧瑀“守道耿介”。贞观十七年(633)，萧瑀与长孙无忌等24人一起被图形于凌烟阁。
贞观中朝，皇太子的废立之争成为矛盾的焦点; 萧瑀曾受命参预了其中的活动。
贞观十七年(633)二月，齐王李祐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但朝廷在审理此案时，纥干承基供出了皇太子李承乾密谋政变的情节，令唐太宗十分恼怒。唐太宗下令立案审理，诏命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孙伏伽等重臣组成专门法庭进行审讯，结果汉王李元昌赐死，侯君集以下皆斩，李承乾减死为流，废为庶人。
四月，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以后，唐太宗选用了一批元老重臣，组成了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 其中，萧瑀为太子太保，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五
萧瑀自幼深受佛教影响，入隋后，身为隋官的萧氏家族在崇佛的气氛中，自然不会摆脱隋朝佛教的影响; 到归附李唐王朝以后，萧瑀的崇佛观念自是根深蒂固的了。
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渊改变了尊佛的倾向，转向崇道，于晋州立老子庙，追尊老子为皇祖。七年(624)始，逐渐排佛崇道。是年，好老庄、尊儒学、早有意于辟佛的太史令傅奕连上排佛十一疏，揭露佛法祸害，说理透彻，谴辞雄辩，在朝廷中引发了数次大辩论。唐高祖特别重视傅奕“除去释文”的上疏，太仆卿张道源十分赞同傅奕观点; 但多数朝臣持有异议，其中萧瑀反对最为激烈，他指责傅奕“非圣”、“无法”，奏请唐高祖以“严刑”处置。然而，唐高祖却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傅奕——十月份，驾临终南山，拜谒老子庙; 又亲临国子监，宣布道一、儒二、佛三，使佛道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傅奕的除佛思想是进步的，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唐初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唐太宗李世民注重治世，自然要对自南北朝以来日趋膨胀的佛教势力予以抑制，乃至反对。但是，因政局未稳，唐太宗抑佛是比较策略的，即因势利导，尤其是对哪些元老重臣们。例如，唐太宗深知萧瑀崇好佛教，曾赐给他绣佛像一躯，而且在佛像一侧绣有萧瑀的肖像，让他供奉于家中。后来，唐太宗还将王褒新书的《大品般若经》送给了萧瑀，并赐予一套袈裟，以备讲佛诵经时穿用。
但是，作为封建皇帝的唐太宗，毕竟是位封建政治家，对佛教的宽容只是暂时的、有限度的。到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唐太宗颁布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表明唐太宗开始以法令的方式抑佛了，即使崇信佛教的朝廷命官也不放过。唐太宗经常在朝廷上非难哪些包括萧瑀在内的崇佛官员，令这些官员十分难堪; 于是，萧瑀上疏请求出家，这是唐太宗求之不得的，所以唐太宗批复道： “朕甚知萧公素爱桑门，朕不能违背或阻挠公的意愿。”完全同意萧瑀出家。然而不久，萧瑀又上疏说： “臣思量再三，窃以为不能出家”。萧瑀的出尔反尔，令唐太宗十分不满。贞观二十年(645)十月，唐太宗特下手诏，表达了自己抑佛的见解，斥责萧瑀佞佛行为。
贞观二十一年(646)，被解除封爵、意志消沉的萧瑀再次奉诏，征授为金紫光禄大夫，恢复了宋国公的封号，并侍从唐太宗巡幸玉华宫; 但不久即生病，在宫所去逝，终年74岁。
临终时，萧瑀留下遗书： “生而必死，这是自然规律。我死了以后，可穿单衣，敛葬要简单，棺材内只放一张单席即可，不要放置任何器物，只求尸体尽速腐朽。也不要找人占卦，寻求什么吉日，只希望尽快办理丧事。”
唐太宗听说萧瑀去逝后，立刻停止了正在享用的午膳;皇太子李治为之举哀，并派人前往吊唁。唐太宗特下诏册赠萧瑀为司空、荆州都督，改谥号为贞褊公，赐予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