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静——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出谋划策，招兵买马，南征北战，东击西讨，立有赫赫战功，又颇具为政方略，助修律令，草创制度，官至宰辅，显贵一时，却因醉言嫉功，反遭谗谄，屈蒙杀身之祸，成为李唐政权立国之初最大的一起诛杀功臣案的牺牲品。那么，其缘由何在?它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启示呢?
一
刘文静(566—619)，字肇仁。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不知其哪一代先祖迁徙到了京兆武功(今属陕西)，因此有的史籍记其为武功人。其祖父刘懿，北周时官至石州刺史; 父亲刘韶，隋朝时战死在疆场上，追赠上仪同三司。
隋朝末年，刘文静出任晋阳县令，与晋阳宫副监裴寂相识，因志趣相投，二人十分相得，结为挚友。某日夜晚，刘文静与裴寂同宿一室，畅谈未来，忽然裴寂立起，踱至窗前，远望城上烽火，感慨万分，仰天长叹道： “我辈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当以何取济?”刘文静笑道：“世道若此，时事可知; 我们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足见二人情谊之挚。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7)底，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又大败“历山飞”农民起义军，巩固了李渊在太原地区的统治地位。身为晋阳县县令的刘文静审时度势，认为李氏势力是动荡时期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尤其是年轻有为的二郎李世民更是当今豪杰。他曾对好友裴寂说： “李家二郎实乃非常之人，不仅有汉高祖的大度，还有曹操的神武，虽然年纪轻轻，却当是天降之人。”不久，因为李密与刘文静有联姻关系，刘文静也遭到了隋炀帝的疑忌，并被逮捕关押在太原郡的监狱中。
李世民听说后，认为刘文静是一位应该笼络重用的人才，便想尽计谋到监狱中探望，这大概是刘文静与李世民的首次会面。因为刘文静久已仰慕李氏势力，尤其敬佩这位少帅，所以，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二人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大势，甚是投机。刘文静说： “如今天下大乱，如果没有商汤、周武及汉代高祖、光武帝式的人物出现，天下就不可能得到安定啊!”李世民答道： “刘公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物呢?只不过是常人不能辨识罢了。今天我费尽心机到狱中来探望刘公，决不是因为儿女情长; 当今天下形势如此，刘公的分析是十分恰当的，所以我来与刘公共商举事大计，希望刘公能善待其事。”刘文静见李世民说明了来意，便明确提出了“举天下”的具体策略。他说： “现在，李密较长时间地围攻洛阳，迫使隋炀帝流落淮南难返; 其他地区也是盗匪群起，大者连州带郡，小者也占据山泽，横行一方，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一位真正的神明君主驱驾而一统天下。如果这个大人物真正能顺天应人，举旗大呼，那么，天下很快就会安定下来。如今太原周围地区的庶民百姓们为了躲避战乱，远离盗匪，纷纷由四周乡村涌入太原城。我刘文静任职县令已有几年了，非常了解这些人，如果这些人响应，可以立即召集成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尊公(指李渊)已经拥有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若能举旗号召，谁敢、谁又能不听从?然后挥师南下，乘虚入关，号令天下，最多不过半年的时间，帝业便可成就!”李世民听后非常高兴，笑道： “君言正合吾意!”于是，李世民与刘文静联手，积极支持李渊的密谋起兵行动。同时，刘文静见其挚友裴寂深得李渊的厚待，心中暗喜，特地将裴寂引荐给李世民，共同谋议，“潜图起义”。
隋大业十三年(617)初，当李渊获悉隋炀帝因为抵御突厥战事不利而要执杀李渊等人的态度稍有改变后，李氏父子及其决策集团更加紧了起兵的步伐。刘文静根据李渊的旨意，假造了隋炀帝的征兵诏令，将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地凡年龄在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丁，全部召募为兵，并声称年底要到涿郡集中，准备讨伐高丽。于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在这种形势下，刘文静还想方设法敦促李渊早日举事，以免坐失良机，遗患无穷; 曾对其挚友、李渊的亲信、晋阳宫副监裴寂说道： “裴兄难道没有听说过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道理吗?裴兄宜敦促唐公抓住时机，早日起事。”同时威胁道： “裴兄身为晋阳宫监，而以宫人待客，你死了倒是没有什么，为什么要耽误唐公的大事、让唐公也身遭不测呢?”裴寂也是太原起兵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刘文静的劝说自然明白，起兵举事只是时机问题。
隋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今山西朔县)人刘武周起兵，杀死了该郡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国号定阳，拥兵割据。到了三月，刘武周又联合北部少数民族突厥的军队，准备进攻太原。形势的变化，为李氏父子的行动提供了有利时机;李世民再三催促李渊快快起兵，并说： “若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李渊接受了李世民等人的建议，以讨伐叛贼刘武周为借口，召集各路将佐共商对策，提出了自行募兵的主张; 迫于非常形势，诸将佐一致同意。与此同时，李世民又让刘文静、裴寂矫制隋炀帝的诏书，将晋阳宫仓库中的财物悉数拿出，以供留守资用。在李渊的安排下，李世民及其亲信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四处活动，广泛地收揽人才，招兵买马。由于李氏势力以维护隋朝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面目出现，所以，太原周围地区的地主武装力量纷纷归附，即所谓“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这支队伍是李氏父子私自控制与直接指挥的亲信军队，是太原起兵的主力军。
李氏父子紧锣密鼓的军事部署，引起了忠于隋炀帝的太原副留守王威与高君雅的怀疑，王威、高君雅便秘密策划晋祠祈雨大会，企图趁机将李氏父子及其亲信一网打尽。恰好与高君雅相处极好的晋阳乡长刘世龙偶然探得这件事，便立即报告了李渊父子。李渊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磋商之后，决定先发制人，除掉王威、高君雅，完完全全地在太原地区立住脚根。五月癸亥夜，李渊令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领新召募的士兵500人，与李世民的军队埋伏于晋阳宫城东门旁边，严密封锁。次日清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在晋阳宫同坐视事; 不一会儿，晋阳县令刘文静将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引到留守视事庭中，禀报道： “司马刘政会有密状，知人欲反。”李渊故作镇静，示意王威先看，刘政会却不给，说： “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李渊假装大吃一惊，问道： “难道真有这种事吗?”接过告状一看，原来是控告王威、高君雅等暗中勾结突厥入侵，便厉声问道： “这个人是告发你们二人的，这是怎么回事?”高君雅脸色突变，大声骂道： “这是想造反的人要杀我呀!”正待申辩，刘文静一声令下，埋伏在门后的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众伏兵一跃而出，将王威、高君雅等人捆捕起来。数日后，恰逢突厥骑兵数万人入侵太原，众百姓、百官皆以为王威、高君雅确实与突厥相勾结，罪不可恕; 于是，李渊趁机下令，名正言顺地杀掉了王威、高君雅，此即著名的晋阳宫事变，它标志着李氏父子公开起兵了。
二
太原起兵之后，李渊便决定南下进军关中，直取长安，以号令天下，图谋定国安邦大业。但是，刚刚从太原撤军的突厥骑兵，仍是李氏势力的威胁，刘文静认为此患不解，李氏父子的大业便难定。于是，刘文静力主与突厥人和好，这样不仅可以解除后顾之忧，还可以借助于突厥骑兵的力量，无疑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李渊接受了刘文静的建议，并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拜见突厥首领始毕可汗; 李渊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让刘文静一同带去。在给始毕可汗的信中，李渊写道： “当今隋国丧乱，天下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天大举义兵，欲使天下安宁，远迎主上，岂非好事! ……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始毕可汗阅罢李渊的来信后，喜出望外; 刘文静也再次向始毕可汗表明了此次来访的意图，说： “隋文帝废黜了嫡长子，另立杨广为皇太子，使杨广得以继承皇位，因而造成了当前天下的大乱。唐公身为皇亲国戚，不忍心坐观国家衰亡，所以才高举义旗，准备清除不当做皇帝的人。唐公愿意同可汗您的军队同时开进京城长安，人民、土地归唐，财帛金宝悉数归突厥。”始毕可汗虽然十分高兴，但却不赞成李渊“远迎主上”，而主张李渊取隋炀帝而代之。刘文静、裴寂等诸将佐力主接受始毕可汗的意见，因为当时“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裴寂又提出了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的主张。李渊虽然口头上称这些都是掩耳盗铃之举，但还是照此办了。于是，始毕可汗派大将唐鞘利率领2000骑兵来到了太原，并献上了良马1000匹。李渊看到这次政治外交的胜利，特别高兴，盛赞刘文静，说： “若不是刘公善于外交辞令，怎么能取得这个结果呢?”
西河大捷，收降了高德儒的部将以后，李渊建置了大将军府，分为三军，自称大将军，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 以次子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三军; 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大将军府司马，刘政会、温大雅、唐俭、武士彟等人分别为掾属、记室，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为统军。这样，初步组成了李氏集团“取天下”的军事、政治组织机构。
八月，李渊统率大军经临汾(今属山西)，攻克了绛郡(今山西新绛)，抵达龙门(今山西河津); 与此同时，刘文静又引康鞘利等突厥军队500人及2000匹战马赶到。对此，李渊高兴异常，对刘文静说： “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并称赞刘文静道： 此“皆君将命之功也。”
九月，李氏集团在是先攻取河东还是先从龙门渡河直取关中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李渊力主“两从之”，也就是说，既要派兵监视河东地区，又要进占关中。于是，李渊派遣李建成、刘文静、王长谐等统军数万人屯驻永丰仓，扼守潼关，以确保李世民、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的西进。不久，隋朝镇守河东的骁骑大将军屈突通派遣其部属、武牙郎将桑显和率数千人夜袭王长谐军。王长谐与孙华等人互相配合，大败桑显和部，桑显和狼狈逃回河东，自断蒲津桥。李渊统率大军渡河西进后，屈突通命令尧君素留守河东，自己统帅数万人西援长安，但却遭到刘文静的阻遏，双方在潼关相持一月有余，屈突通军迟迟不能前进。当他得知长安已经被李渊攻占以后，便留下桑显和率部镇守潼关，自己则引兵东向，力图逃赴东都洛阳。屈突通刚刚离开潼关，桑显和就集中精锐力量孤注一掷，进攻潼关，与刘文静部展开激战，双方大战半日，仅刘文静部就有数千人战死，刘文静不得不主动向后撤退。但刘文静又认为，桑显和由败而胜，其思想上必定放松警惕、麻痹轻敌，便挑选强壮精锐，组成一支奇兵奔袭其后路，前后夹击，大败桑显和，桑显和率其部众悉数投降了刘文静。这次战役的胜利，刘文静牢牢控制住了潼关。桑显和的投降，屈突通的主力大部丧失，屈突通此时只是东循逃命自守，疲于奔命; 于是，刘文静当机立断，派窦琮和刚刚投降的桑显和合力乘胜追击屈突通，大败屈突通，俘虏其部众数万人，屈突通被解送长安。虽然河东仍为尧君素所固守，但是新安(今属河南)以西已控制在刘文静等部手中，尧君素这支隋朝军事力量已是强驽之末，构不成对长安的威胁了。
隋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渊立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为隋义宁元年，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则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改封唐国公为唐王，位在王公之上; 又以武德殿为丞相府，设官治事，总揽军国大政。与此同时，李渊又以长子、陇西公李建成为唐世子，以次子、敦煌公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以四子、姑臧公李元吉为齐公; 又以裴寂为丞相府长史，以刘文静为丞相府司马，隋恭帝不过傀儡而已。
隋恭帝义宁二年(618)正月，李渊又大封功臣，封丞相府长史裴寂为魏国公，封丞相府司马刘文静为鲁国公，进授光禄大夫; 其余晋阳旧吏，均有不同层次的加封，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李氏集团在京兆地区的势力与地位。
5月，隋恭帝禅位，李渊即位于武德殿，国号唐，改元武德，都于长安。
6月，唐高祖李渊颁布诏令，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仆射，刘文静为纳言，萧瑀、窦威为内史令，重新建立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
三
薛举(? ～ 618)，祖籍河东汾阳(今山西万荣西)，后迁居兰州金城(今甘肃兰州)，是当地的大富豪，家资巨万，官至金城府校尉。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四月，与其子薛仁杲(一作仁果)乘统兵镇压农民起义之机，囚禁了金城郡县官吏，开仓赈济贫乏，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封其儿子薛仁杲为齐公，“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很快就占据了陇右之地，拥兵13万，成为西北地区的一股重要势力。
金城薛氏父子起兵自据是陇右地区豪强地主叛隋反隋的举动，其性质与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是一样的，而且其进军的目标也是一样的，即指向关中——隋朝的心脏地区，就是史书所称薛氏“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十二月，当薛氏父子获悉李渊父子已于上个月先于他们攻占了长安的消息后，便调集十余万军队，进逼胃水之滨，包围了扶风郡城(今陕西凤翔)，构成了对李氏势力的严重威胁。于是，李渊令李世民统兵出击，大破薛氏军队于扶风，并乘胜追至陇西而还。
薛氏父子不甘心失败，力图勾结突厥， 重新“谋取京师”。5月，李渊在长安称帝。6月，薛举即统兵入侵泾州。7月，薛举军队攻到豳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关中大乱，唐高祖李渊急令秦王李世民以西讨元帅的名义统军讨伐，任命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出征。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李世民正患疟疾，卧于军营，不得不将军队指挥大权交给了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并告诫刘文静、殷开山道： “薛举粮饷少，军队长途跋涉，疲备进军，志在立即决战，来势凶猛，我们很难同他们争锋。我认为应该坚持，待其粮饷用尽，你们再行出战。”可是，殷开山却认为，若一味坚守，不派士卒出战，反而会被薛氏军队轻视，在面子上是过不去的; 刘文静也认为殷开山之论有一定的道理，便不顾李世民的告诫，命令军队陈兵于高墌西南，耀武扬威，依恃人多势众而放松了警惕。结果，薛举派遣精锐轻骑抄到背后，突然袭击，大败唐朝军队，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等人被俘，士兵死者多达百分之五六十，高墌城池也落于薛氏之手。李世民、刘文静率残军狼狈退回长安，“京师骚动”，刘文静被降职。
对于这次战争的失败，有些史籍将其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 实际上，李世民仍然在军营中，并对刘文静、殷开山有所劝诫，刘、殷二人指挥上的轻率及其由此造成的战争失败，作为军事统帅的李世民应该负有不能也不应该推卸的责任。
不久，刘文静再次随李世民出兵，征讨薛氏势力。到武德元年(618)十一月，薛氏势力终于被平定。十二月，凯旋京城长安的李世民拜为太尉、陕东道大行台，刘文静也因功恢复了原来的爵位，拜职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武德二年(619)，刘文静随秦王李世民镇守长春宫。
东败屈突通，西平薛举、薛仁杲父子势力，从根本上解除了唐高祖李渊巩固关中统治的两大威胁，其中，刘文静功不可没。
四
早在李唐王朝草创之初，唐高祖李渊便十分注意封建国家法律的建立与健全，这也是其疾意图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太原起兵时，李渊便“布宽大之令”，以改变隋末滥用刑法的局面和争取广大民众; 攻入长安后，李渊效法西汉高祖刘邦，曾约法十二条。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后，鉴于隋炀帝的烦刑酷法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隋炀帝时期的《大业律令》，并责令刘文静与当时的通识之士，以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令》为蓝本，重新编修制订新律，来作为天下通行的法令。
唐高祖在责成刘文静等人重修法律时，曾对刘文静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这就是唐高祖下令删改律令的原则，刘文静等人就是在“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宽简易知的思想指导下，对隋朝《开皇律》进行损益的。
不久， 刘文静等人便制订了新格53条。到武德七年(624)，经过几次反复修订，正式颁行了新律令，此即《武德律》。
《武德律》与隋朝的《开皇律》、《大业律》尤其是《大业律》相比，用刑已经明显地有所减轻，但却并不十分完备。尽管如此，《武德律》的颁行，毕竟是唐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并为唐太宗时期《贞观律》的修订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五
唐高祖李渊确非昏懦无能之辈，自太原起兵到入主长安，表明了李渊封建帝王的政治风范。同时，李渊也深知，李唐王朝能够取代隋王朝，仅恃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以刘文静、裴寂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功臣的韬略与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是其中必不可缺的因素之一; 所以，李渊刚刚当皇帝时，仍念念不忘同这些功臣的旧情旧谊，“每视事，自称名，引贵臣同榻而坐”，甚至“引重臣共食”; 开国元勋、身为门下省长官的刘文静自然有幸与皇帝“同榻而坐”、“共食”了，其地位之显，权势之大，受宠之隆，自然令人难望其项背了; 这种势态，即便是那些功臣们自己也常常溢于言表。
某日，唐高祖李渊与刘文静等重臣“共食”，刘文静趁机奉谀，启奏道： “陛下君临亿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陛下却异常谦逊，直呼臣下姓名; 况且，陛下犹如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 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同时，他又明确指出，这是“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刘文静把李渊比作太阳，李渊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因此，尽管李渊认为刘文静的建议不对，但还是比较客气地说： “当初东汉光武皇帝与严子陵共寝，严子陵加足于光武帝之腹。今日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李渊这里所称的“诸公”，当然也包括刘文静在内。显而易见，唐高祖李渊虽然没有接受刘文静的建议，但仍然非常尊重刘文静。
然而，当切身利益受到某种影响或可称作所谓威胁时，身为皇帝的李渊就早已把所谓的旧情旧谊抛到九宵云外去了。
刘文静与裴寂曾因志趣相投结为挚友，都是太原起兵的核心决策人物之一，也是唐高祖武德年间首批受封国公的勋臣，且都位居宰辅要职，实际上，刘文静之功远过于裴寂，尤其是在统一战争中。但是，在功臣们的奖赏厚薄问题上，李渊的处理似乎有些赏罚不明，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矛盾趋向激化。他过分地重用位居刘文静之上的裴寂一人，每次上朝视事，“必引(裴寂)与(李渊)同坐，入阁则延入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刘文静功在裴寂之上，却“任遇悬隔”，因在高墌之战中吃了败仗，受到了“除名”的处分。裴寂在讨伐刘武周时，惨败于度索原，丢失了晋州以北的城镇要塞，李渊不仅未予以任何处罚，反而多方安慰，还让他镇抚河东。所以，刘文静“意甚不平”，每次廷议，总是与裴寂相互争斗，凡是裴寂是者，刘文静必想方设法予以否定，裴寂反对者，刘文静则予以支持，二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某日，刘文静与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饮酒，酒酣之际，大发心中怨闷，愤而拔刀击柱，大呼道： “必当斩裴寂耳!”刘文起闻言，心中不免一惊。事后，刘文静一失宠的妾，将这件事告诉了她的兄长，这位妾兄或许是为了邀功请赏，亦或许是想报复或警告刘文静，便将此事禀告了皇帝李渊。唐高祖闻奏后，异常恼怒，但又念刘文静是其旧属，晋阳起兵和统一战争中的勋臣，便委托裴寂、萧瑀等人调查这件事。
萧瑀等人毕竟是秦王李世民集团的人，但是由刘文静的对手裴寂参预调查，对刘文静而言，只能是雪上加霜了。
刘文静酒后失言，仅仅一语便在朝中引起了震动，但从刘文静的辩解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文静确也是酒后吐真言，他曾说： “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裴寂)位望略同; 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为多贪了几杯酒，口出怨语，臣下不能自保。”这一方面说明了唐高祖的赏罚有失，另一方面则不能说刘文静大度，或可称作嫉功妒贵，这也正好为裴寂提供了排斥打击刘文静的机会。裴寂认为，刘文静之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 “刘文静的才略，远过于时人，尽管他酒喝得多些，但是其言其状，足以说明他要谋反，这是不容置疑的。如今天下未完全安定下来，外有劲敌，威胁着大唐王朝的稳定，若开赦刘文静，必贻后患无穷。”其用意昭然若揭。
这件事，看起来是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争权夺利; 实际上，在这场争斗的背后，还包藏着李渊、裴寂与李世民、萧瑀之间的意见之争，或可称作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纷争。
萧瑀曾受命调查这件事，结果他与大臣李纲等人都证明刘文静没有反朝廷之意; 秦王、尚书令李世民更是极力佑助刘文静，因为早在太原起兵之前，李世民便与刘文静结为挚交，从晋阳宫事变、东御屈突通，到西讨薛举父子，出生入死，东征西讨，彼此都十分了解与相得。武德元年(618)十二月，秦王李世民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民部尚书刘文静则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次年，刘文静又随李世民镇守长春宫，怎么会有图谋不轨之事呢?所以，李世民亲自向其父亲说情，“为之固请”，称： “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
对于这些辩解、“固谋”，李渊根本听不进去，加上早时就对刘文静多有疎忌，所以，李渊宁肯听信裴寂的馋言，也不愿听从亲子李世民及其他臣僚的劝说，于武德二年(619)九月将刘文静及其弟弟刘文起处以极刑，其家口全部籍没。刘文静死时年仅52岁。
临刑时，刘文静抚胸长叹： “高鸟逝，长弓藏，故不虚也。”这声悲叹，道出了唐高祖李渊的刑赏倒错，显示了取得政权后的以李渊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预示着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蹀血残杀的残酷局面的来临，并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启示、思虑……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颁诏，追复刘文静的原有官爵，并准许刘文静之子刘树义袭封鲁国公的爵位，又将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后来，刘树艺、刘树义兄弟二人怨其父亲被枉杀，曾密谋联合行动，结果未成，反而双双被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