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士廉，唐朝初期著名人物，名俭，字士廉，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北周建德四年(575)，出生于世宦高氏之家。其曾祖父高飞雀，后魏时授赠太尉; 祖父高岳，北齐一朝历任侍中、左仆射、太尉，授封为清河王; 父亲高励，字敬德，北齐时官至尚书左仆射，授封乐安王，隋朝时出任西北地区重镇洮州(今甘肃临潭)刺史。
高士廉早年颇涉文史，思维敏捷，聪慧儒雅，观书一见成诵，过目不忘，颇负盛名。与并称先达的隋朝司隶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交往极深，有忘年之情，并为当朝公卿所推崇。大业年间，高士廉曾任职礼部，兼通事舍人。
高氏家族为渤海著名的衣冠右姓，其婚姻自然讲究门当户对，因此长孙晟娶了高士廉之妹为妻。长孙晟是北周以来著名将领。北周时任奉车都尉，隋朝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多次奉使突厥，因机制变，使隋朝北部边境安宁无战事，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百姓安居乐业，深得百姓爱戴和皇帝宠信。58岁时，长孙晟过世，留下一子长孙无忌和一女长孙氏，由高士廉抚养。
大业九年(613)，长孙氏13岁，由高士廉作主，将长孙氏嫁给了16岁的李世民，使两个门当户对的军事贵族高门结为婚姻。通过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关系，渤海士族高氏家族也就成为唐初士族地主的核心力量——关陇士族地主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二
有隋一朝，高士廉职位不高，权势不重，名望不显，却在大业末年因与斛斯政交往而遭贬谪。
斛斯政，富昌(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人。《隋书·斛斯政传》称其“明悟有器干”。大业年间，因奏事称旨，深得隋炀帝宠信，官至兵部侍郎。东征高丽，以处理政务明快干练著称。但他目睹了“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的现实，对隋炀帝的奢侈荒淫、朝政混乱深表不满。大业九年(613)，在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时，斛斯政与杨玄感等人共谋反叛隋朝，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南攻洛阳，不久兵败，斛斯政则逃往高丽。大业十年(614)，隋朝与高丽和好，斛斯政被押送回国，处以极刑。
第二次东征高丽，高士廉身兼通事舍人从征。途中，斛斯政多委以重任，许多事情都与他商量，并数次邀请高士廉至幕帐中畅谈，纵论天下，指责炀帝的猜忌，经常酣论至深夜，甚至二人同床而寝。斛斯政事发后，高士廉因此受到牵连，被贬为交趾郡朱鸢县(今越南河内附近)主簿。
流贬之时，其行囊羞涩，行资不给，却又放心不下其妹妹、外甥长孙无忌及长孙氏一家三口无藏身之地，便将原来的大宅卖掉，又买了一座小宅，让其母子三人安居，从卖宅余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路上费用，轻装赴岭南上任，足见其亲情之深厚。
高士廉还以孝顺父母享誉于时。当时，岭南地区流行瘴疠，无法携同家眷老少同往，他便将妻子鲜于氏留下，专侍老母，只身赴任。临行之际，一家人悲不自胜，街坊邻居见者莫不为之感叹。高士廉上任不久，隋末大动荡便发生了。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封建割据者纷纷据地自守，君命阻绝，封建统治几近瓦解。为稳固社会秩序，虽然交趾郡守丘和提举高士廉为司法书佐，但高士廉久任岭南，不知老母、家眷安危，心中十分不安，急切地希望能有机会北返探望。据记载，高士廉某日白天休息，睡意正酣，忽然梦见老母同他说话，言语之亲尤如眼前，继而梦醒，涕泣不止。第二天，果然有人捎来其老母音讯，信中多有谆谆教诲。此事虽然是梦中符瑞之事，也许只是巧合，但在当时人们闻讯，莫不为之感动，纷纷议论，认为这是孝亲之感应。
三
高士廉任职交趾郡司法书佐期间，因交游不慎，差点丢掉性命。当时，交趾郡丞是元肃，他向来与郡守丘和不和，积怨极深。因此，元肃施展权术，广泛结交，纵横四方，企图密谋起事，诛杀丘和，窃据郡守职位，拥兵骆越以窥视天下，侍机发展。元肃深知，要实现其阴谋，司法书佐高士廉不可忽视，不可不拉，因为高士廉在交趾郡名声俱佳，为时人所推崇，为时望所归。于是，元肃便有意寻机与高士廉交往，以期高士廉倾向于己，借其威望，倒丘和以自立; 但元肃又惧怕高士廉耿介正直的个性，始终未能也未敢将其图谋告诉高士廉。不久，元肃行踪败露，起事未成，反被丘和诛杀; 因为高士廉与元肃多有往来，便引起了丘和的不满和猜忌，几乎招致杀身之祸。由于丘和之子丘行淹再三说明，极力保释，高士廉才幸免于难。
大业十四年(618)五月，隋炀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和司马德勘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隋朝灭亡。随后，李渊在长安迫使隋恭帝禅位，即皇位于太极殿，国号为唐，改元武德，大赦天下，定都长安，正式建立了李唐封建王朝，同时积粟储粮，厉兵秣马，采取剿抚兼施之策，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武德三年(620)，在李世民统师大军直驱河南的同时，唐高祖李渊又派李靖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进攻占据长江中游地区的萧铣，矛头直指岭南。武德四年(621)，萧铣因众叛亲离，外无援兵，只好投降了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尽为唐朝所有。不久，唐军便控制了岭南地区，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于是，武德五年(622)，高士廉与丘和上表唐朝，请求归附，得到唐高祖恩准，并被委以重任。
四
高士廉归附唐朝后不久，便赴雍州(今西安西北)任治中。当时，秦王李世民为雍州牧，因为高士廉是秦王妻长孙氏的舅舅，加之高士廉素有才望，隋末以来声誉一方，所以李世民异常亲近、尊重他，高士廉也因此与李世民结成了亲密的关系，成为秦王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直接参与了唐初“喋血禁门”的玄武门政变。
玄武门政变是唐初以李渊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大暴露，是东宫与秦王府之间为争夺皇权继承权，长期激烈对垒的必然结果。在武德五年(622)以前，因为秦王李世民的卓著军功，秦王府远比东宫和齐王府神气。但是，此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秦王李世民没有新的战功，军事力量又远远弱于东宫和齐王府，而且又屡屡遭到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攻击和暗算，秦王的势力明显地处于劣势，李世民及其僚属们也都深怀忧虑。房玄龄当即提出以策动政变来改变现状。长孙无忌、杜如晦也认为，只有果断地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三人积极密谋策划，极力劝告李世民立即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后来，房玄龄、杜如晦被逐出了秦王府，长孙无忌就和其舅舅高士廉以及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人继续策划，“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武德九年(626)夏，数万突厥骑兵入侵北方边塞，理应秦王李世民挂帅出征。但太子李建成却建议齐王李元吉出征。其目的在于防止李世民再次专掌兵权。李元吉又故意要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秦叔宝等骨干随其北讨，以此控制秦王府军队，架空李世民，并寻机谋杀秦王。李世民闻讯后，立即与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人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形势严峻，先发制人已是唯一的出路，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了。于是，“骨肉相残”的流血事变发生了。
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于玄武门，待李建成、李元吉行至临湖殿，李世民大呼一声，箭射李建成; 尉迟敬德等人驰马射杀了李元吉。不一会，东宫与齐王府精兵2000余人结阵猛攻玄武门，形势危机，高士廉则“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加之张公谨紧闭城门，全力抵抗，玄武门始终控制在秦王府手中，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事变发生后，唐高祖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遂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李世民即刻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决策机构： 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书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恩廉为洗马。
七月，李世民在调整最高决策集团的组织工作中，任命高士廉为侍中，并因其勋功，封高士廉为义兴郡公，赐实封900户。
五
高士廉任职侍中时间不长，仅一年有余，但在贞观之初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年代里，积极参政议政，影响还是很大的。
当时，有一位年仅13岁的少年，名叫卢庄道，聪明过人，多智善谋，人称神童。其父亲与高士廉相知颇深，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与高士廉的交情。某日，卢庄道以故人之子的身份造访于高士廉，寒喧一番，宾主入坐，恰好有人向高士廉献书，在高士廉与献书人客套之时，卢庄道趁机浏览了全文。待高士廉送走了客人，卢庄道说： “这篇文章系我卢庄道写的。”高士廉闻言，不免一惊，感到有点奇怪，便以长者身份问道： “凭什么说此文是你写的呢?作为后生你又怎能生出如此轻薄之举来呢?”卢庄道微微一笑，略表歉意，并请求背诵一遍以示明证。果然，卢庄道一字不漏，有声有色地背诵了一遍，然后又倒背了一遍，令高士廉大吃一惊，不住地点头称叹。卢庄道再三称谢，并说： “此文确实不是我写的，是我偷偷地看了一遍以后记住的。”高士廉将信将疑，便拿来了其他文章以及案头的文牍，让卢庄道阅读了一遍，卢庄道不仅能完整地背诵下来，而且仍能倒背如流。高士廉确认卢庄道真乃当代神童，便接受了卢庄道所呈文章，连夜起草了奏疏，次日上朝，高士廉就向唐太宗奏明了此事。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的唐太宗李世民闻奏，立即下诏征见卢庄道，当廷举行了策试。考试结果，卢庄道名列当年策试第16名，并被授予河池县(今广西北部)县尉。不久，卢庄道又参加了制举，名列甲科。在皇帝召见甲科进士时，唐太宗一眼就认出了卢庄道，并对众人说： “这是我的聪明小儿。”这次中举，卢庄道被授予长安县尉，后拜监察御史。
王珪曾是东宫属僚，玄武门政变之后遭流放，后来唐太宗“弃怨用才”，将其召回京师授以谏议大夫之职，留作身边的顾问，不久即拜黄门侍郎。某日，王珪前往高府拜见高士廉，并附以密表。对此，高士廉未作任何表态，但王珪密访之事很快被唐太宗知晓，不免引起唐太宗的怀疑，一纸诏令，高士廉离开京师，出任安州都督，后转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在蜀期间，高士廉率民众兴修水利，敦厚风俗，奖励儒学，求寻贤才，深为蜀人所称颂。
当时，四川地区风俗习惯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许多方面很是缺少人情味，令新赴四川任职的高士廉所不能适应和反感。如，四川人不仅畏惧鬼神，而且非常厌恶疾病，遇有人生病，大家唯恐躲避不及，担心病人死后变成鬼神，殃及活着的人。甚至父母生病，乃至父母病危，子孙们也大多不亲临床边照顾，而是在病人床头安上一个活动木架，将食物、水等放在活动架上，“遥以哺之”。高士廉采取各种措施，多方训导，循循善诱，使四川民众渐渐地将野蛮风俗摒弃。
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于四川灌县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了综合性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高士廉到任后，组织川西民众，在原都江堰的基础上，疏通旧河道，开掘新水渠，使川西平原的土地旱有水浇，涝能排洪，川西民众广泛受益，农业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
高士廉还利用闲暇时间，或者是节日，广泛招引文学之士，把酒问盏，赋诗作文，以文会友，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在此基础上，高士廉又鼓励私学，倡导官学，让四川的文人大儒讲经论史，宣扬孔孟之道，勉励后生，尤其是鼓励富家子弟学史读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和中庸思想，很快学校教育在四川蔚然成风，有史料称其“学校粲然复兴。”
贞观五年(631)，高士廉应诏进京，任吏部尚书，授封为许国公，其一子封为县公。贞观九年(635)，唐高祖李渊去世，高士廉摄司空之职，负责山陵营建及其制度; 李渊被安葬后，唐太宗为表其功，下诏给高士廉加封特进上柱国。
六
随着唐王朝的确立和统一大业的日渐完成，全国各地涌现出大批“新官显辈”，而旧士族的力量和社会地位则逐渐衰弱。针对当时士族阶级阵营的变化，唐太宗决定对唐初士族谱谍进行统一整理。贞观六年(632)诏令渤海著姓、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人“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开始了全国氏族志的撰修活动。
贞观八年(634)，根据唐太宗“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准”的旨意，高士廉等条举了全国85个郡的398个姓，于五月进呈给唐太宗，史称“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除去398郡姓以外，还有2100个杂姓之类的庶族地主。虽然其中有的成为暴发户而跻身郡姓，但追溯其先世，出身贱微，仍然不能与老牌士族平起平坐，同日而语，不允许通婚，否则，就被剔除士族之籍。维护士族地主内部的纯正通婚，是魏晋以来的传统，其目的在于防止混淆士庶界限，以保持士族血统的纯净。高士廉等人的条举，仍然没有跳出这种传统的樊篱。
经过几年的努力，高士廉等人完成了《氏族志》初稿，并献呈御前。因为唐太宗把撰修氏族谱牒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自然十分重视，仔细审阅。当他看到高士廉把山东士族之冠崔民干列为第一等时，十分不满，大发议论，说： “我与山东士族崔、卢、李、郑四大姓一向没有什么往来瓜葛，如今他们的势力已明显衰微，全无冠冕，还仍然自我感觉良好，以士大夫自居，婚姻嫁娶不忘门当户对，并且多收聘钱; 其才识低下，却清高依旧，我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仍然如此看重他们。……而我李氏家族平定四海，统一天下，其功无过盖。凡当朝百官，在一统天下过程中均立有显著的功勋，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因此而得到重用和提拔。凡是三品以下官员，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铺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别确定族姓，撰修谱牒，是要看重和推崇今朝冠冕，为什么仍把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呢?……你们为什么不以我朝官爵为贵呢?”唐太宗显然对初稿不满，对高士廉等人的修谱思想、原则、方法等提出批评。同时，唐太宗又特别强调了甄别士族盛衰的标准，明确指出： “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诏谕高士廉等人以此为原则重新刊定。
遵照唐太宗的明确旨意，高士廉等人对《氏族志》初稿进行了订正修改。因为皇帝是万民百官之主，外戚是皇亲国戚，自然高人一等，因此，新修订成的《氏族志》“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
贞观十二年(638)正月，《氏族志》最后定稿，唐太宗审阅后， 诏谕颁行天下。《氏族志》共收入了293姓，1651家，姓分九等，共计100卷。至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整理士族谱牒的政治活动告一段落，《氏族志》以当世官爵高下排列门第等级，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具有鲜明的进步性，也是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状况的。高士廉也因此受到褒奖，得赐物千段，不久加衔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年，与长孙无忌等以佐命功，世袭刺史，授封申国公，擢升尚书右仆射。
七
高士廉早在任吏部尚书时，就已经参预朝政，升任尚书右仆射后，更成为李唐王朝大政要事的核心决策者之一，并愈加得到唐太宗的信任。不久，摄太子少师，特令掌选。随着其地位的显望，高士廉的奏疏也不断增多，但却不曾予以保存，大多予以焚毁，人们极少知晓其中内容，所以，今人也少见高士廉的表奏保存下来，高士廉也不曾有文集留世，这在崇尚文治，盛行编撰个人文集的唐朝前期也是不多见的。
贞观十六年(642)，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此时的高士廉已年届七旬，虽然位极人臣，但自觉精力不济，便上疏请求致仕，安度晚年。因高士廉的地位及其与李唐王朝的特殊关系，唐太宗未予恩准，只是解除了他尚书右仆射的职务。同时，诏谕高士廉与魏征等召集文学之士编撰《文思博要》。不久，书成，共1200卷，唐太宗阅后甚是满意，特赐给高士廉绢物千段，以示表彰。
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唐太宗下诏将24功臣的画像刻在凌烟阁上，唐太宗亲自撰写赞文，褚遂良题写，画家阎立本绘画，以诏示后人。高士廉就名列24功臣之中。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发动了讨伐高丽的战争，由皇太子李治在定州(河北定县)监国，高士廉兼太子太傅，仍典朝政。
贞观二十年(646)，高士廉身染疾病，休养在家，唐太宗亲自登门慰问，关怀备至。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高士廉于京城崇仁里私宅去世，终年72岁。唐太宗闻讯，欲亲往吊唁，房玄龄力谏劝阻，唐太宗答道： “朕之前往，难道仅仅是因为君臣之礼吗?不是，我们不仅故旧情深，而且姻戚义重，爱卿不要多说啦。”于是，率数百骑出兴安门，直奔崇仁里。当行至延喜门，长孙无忌驰马而至，伏于御骑之前，痛哭流涕，极力劝阻，唐太宗才勒马回宫。特下诏赠高士廉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号文献。待灵柩出殡之日，唐太宗特地登上故城西北楼流涕相送。
高宗李治继位后，下诏追赠太尉，与房玄龄、屈突通并配享太宗庙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