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魏是少数民族拓跋氏建立的国家，到孝文帝时期，开始全面进行封建化改革，当时汉化很深的不仅是下层百姓，而且王室贵族都吸收汉文化，成了汉文化的传播者。在朝中对那些汉族大学者更是另眼相看，尊崇倍至。有一年，侍中、儒学大师崔光与众文士游玩，有一位少年姿貌出众，风神清秀，与他人赋诗作文挥笔即就，谈吐举止都有分寸，崔光和他谈了片刻，过后对他人说： “黑头三公，当是此人。”崔光称赞的这位黑头三公(黑头是指少年、三公位高权重的人)是谁呢?他就是临淮王元彧。

元彧字文若，是临淮王元潭的曾孙。元潭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在太武帝拓跋焘真君三年(445)封为燕王，拜侍中，参都曹事。后来改封为临淮王，多次随太武帝南征，他机智善战立有赫赫战功，死后被加谥号宣王。元彧的祖父元提在任梁州刺史时，因贪财纵欲而被削爵，发配到北方军镇戍边。许多年过去了，他的儿子员外郎元颖请求免除自己的官职，代父戍边。孝文帝不许。元提的转机是因他随从孝文帝南征，参谋赞同迁都之议开始的。在死后追封他为表乡县侯，宣武帝时才赠他雍州刺史，谥号曰懿。元彧的父亲元昌没有在政治上写下一笔，但却是极有文才的书生，少好文学，熟知礼教，父母去世后，他哀号悲切，感动了路人。宣武帝时，又封他为临淮王，可是未等拜任，他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赠为齐州刺史，谥号康王。追封为济南王。他留下一个才华横溢的儿子，他就是元彧。元彧少时就有才学，为时人所赞誉。他与从兄安丰王元延明，中山王元熙同为宗室子弟，又因都博通古今，善长文学而齐名，时人不能分辨他们的优劣。但尚书郎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卢道将却对吏部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人崔休说： “这三王的才学虽然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安丰王没有创造性，中山王过于浮华，不如济南王风流沉雅。”可知元彧在三人中是占上风的。元彧知识丰厚、能言善辩，逻辑性强，举止优雅。琅邪(今山东临沂)人王诵是知名的名士，他每次见到元彧，都要畅谈诗词，往往忘了回家。这样有才学的少年郎，会不会在事业上一帆风顺，成就大业呢?

二

元彧起官为前军将军、中书侍郎。他曾为郊庙作歌辞，上奏皇上被采用，时人都称其美。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在这期间，他才正式定名为元彧。原来他本名叫元亮，字仕明。当时侍中穆绍与他同在一署工作，穆绍的父亲穆亮，正好和元亮重名，为了避讳穆绍的父亲之讳，他主动上书要求改名。宣武帝诏令说： “仕明明神高远，经常自比于荀文若(曹操的谋臣)，可叫彧，为的是相类之美。”乘机他又上书要求恢复他家原来的封爵，诏令同意，就这样元亮变成了元彧，济南王变成了临淮王，寄食在相州的魏郡。又因他年长让他任御史中尉，元彧认为御史中尉是他论资排辈应该得的职位，所以没有拜谢。但是领军于忠对他的不拜谢十分忿恨，便上书说： “临淮王虽然风流可观，却没有骨鲠之操，中尉之职，恐怕他胜任不了。”就这样去掉了他中尉应有的威仪，让他单车而返，朝中名流无不为他叹息。孝明帝时，他累迁侍中、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左仆射，代理选举之权。

孝明帝武泰元年(528)，是个多事动荡的年代，春节刚过，梁武帝萧衍就派将北伐，兵近温汤，身体欠佳的孝明帝诏元彧以本官为东道行台去抵抗梁军。三月，孝明帝驾崩，引起了政局的激烈变动。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的尔朱荣以孝明帝死因不明为由，发兵南下，兴师问罪朝廷。四月，尔朱荣率军入洛阳，把洛阳城里的2千多名王侯百官驱赶到洛阳以北的河阴，大开杀戒。胡太后也丧命于河阴，史称“河阴之变”。住在京师里的皇室元氏大多都丧命黄泉。正在东南征讨梁军的元彧闻听此讯，差点背过气去。他悲痛欲绝，醒来不知自己该怎样走自己的路，回洛阳只有死路一条，不回洛阳只能坐以待毙，但又不能眼见祖宗大业被尔朱氏所毁灭。他思前想后，决定先找个藏身之地，以图后举。于是他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投奔了梁。当时投梁的还有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萧衍得知消息后大喜，派自己的舍人陈建孙前往迎接，并嘱咐他私下里观察元彧的为人。陈建孙回来后报告萧衍说： 元彧风神俊秀，是名流大家。早先时，萧衍也风闻其名，所以对他十分看重。萧衍在乐游园接见了元彧，为他安排了宴乐以示庆贺。谁知闻听乐声，元彧悲不自胜，涕泪零落，感动了在场的人，看到这个场面，萧衍很不痛快。自魏建国至此，大凡来南朝投降的人，都根据南朝当权者的意愿称魏是伪政权。只有元彧上表时，常称自己是魏临淮王。萧衍也体谅他，不因此而责难他。虽然他身在梁，心却在魏。到他得知孝庄帝继位后，便借母亲年老为由，请求梁武帝放他还乡，其辞十分诚恳，萧衍爱惜他是个人才，又难以违背他的意愿，所以派仆射徐勉私下去劝说他。徐勉以“过去王陵在汉朝，姜维在蜀汉，都成就了名业”为由，劝他一个人要功名成就“不一定要在本国”。元彧回答他说： “我都愿死在北方，又何况活着呢! ”萧衍见他执意要走，便在七月的一天，送他回洛阳了。

三

洛阳这座古都等待着元彧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他知道自己离开魏的三个月中他的心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思念。他最思念的就是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老母了。元彧是个自幼孝顺父母的孩子，自从他被迫降梁后，他从没有沾过酒吃过肉。不仅如此，他那颗思母之心，又转化成对国家的担忧和眷恋。基于此，他渐渐地憔悴了，当他返回洛阳后，看到他的人无不伤感落泪。而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八月，孝庄帝诏令以侍中、骠骑大将军、临淮王元彧为仪同三司。不久又迁他为尚书令、大司马兼录尚书。这时尔朱荣及其兄弟子侄掌握了朝中一切大权，元彧虽名义上是宰相，可实权操纵在尔朱氏手中，孝庄帝对此十分不满，可是全国形势动荡不安，关中、河北的起义军声势浩大，南方梁又趁火打劫，不时地侵扰边境。所以，孝庄帝还得依靠尔朱氏的力量维持自己的天下。除此外，孝庄帝本非孝明帝之子登上皇位，正赖于尔朱荣的扶植，如果不听他的，他可能还会废己另立，所以孝庄帝也得让尔朱荣三分。为确保自己的皇位能传给儿子，他想应当先尊崇自己的父母为皇上皇后。于是在永安二年(529)二月，他追尊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并打算把俩人的神主迁到太庙，以高祖孝文帝为伯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孝明帝死时只有19岁，他的皇子很小，又在同年被尔朱荣残杀于河阴。尔朱荣又另立了彭城王元勰的三儿子子攸为帝，是为庄帝。彭城王元勰是显祖献文帝的儿子，是孝文帝的弟弟。所以孝庄帝才把孝文帝改为伯考(是对已死伯父的称呼)。这是件违背礼制的大事，身为宗室子弟的元彧是不能袖手旁观的。他上表劝谏说： “汉祖刘邦创业，在老家香街设立太上之庙; 光武刘秀中兴，在南顿设有祖上春陵时的庙寝。汉元帝对于光武帝来讲，不仅亲缘疏远而且也不在五服之内，还对元帝尽子之礼来尊奉，入继大宗。高祖孝文皇帝对陛下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亲爱。陛下既然已继大业，岂能给高祖孝文皇帝加伯考之名呢?况且汉宣帝是继孝昭帝之位，是尊后叔祖，又岂能忘了大宗而去继承自己的考妣(父母)呢?这是因大义才这样做的。到金德将要兴起，晋宣王受命，自那以来，世代把持政权。景王有意取魏代之，文王更是如此。虽然他们祭祀魏主，而权却归晋室，从昆辈季辈来看，晋实际上已取代了曹氏。宣王的后代，由文王成就其大业，故而，晋武帝继文王之后以宣王为祖，景王才有伯考之称。以今比古，情况怕是不同了。就臣子来说，过去的典章制度应发扬，对失序的事情已在前人经典中被讥嘲。高祖孝文帝德溢宇内，道超天外。肃祖(元勰)虽然功勋显赫天下，也曾奉旨称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将要配享乾位，这是君臣同筵，嫂叔同室，纵观历史，没有此事。”当时孝庄帝执意不改，朝臣没有敢进言的，只有元彧和吏部尚书李神儁上表劝言。

谁知孝庄帝非但不听，反而把他们教训了一顿，他下了诏令说： “文穆皇帝功盖天下，道过百王，所以要遵循旧制，恭敬地给他上尊号。临淮王上表说，汉祖庙设于香街，东汉祖庙春陵设于南顿。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身受符命而承大业，而不是由父祖处继承来的。所以才给父祖别设庙宇，于理没有不同。而文穆皇帝，天人所寄，历数有归，朕继承大业，所以应主其神器，也就是帝业有统，不是汉代可与论比的。如以古比今，就不应当移寝，那么魏太祖、晋景帝虽然称王之心已昭然，却都是以人臣而终，岂能与其他各帝居同庙?汉宣帝的父亲也不是因有勋德而生了他，就是不追尊，不也可以吗?伯考之名，只是尊卑的称呼! 又何必一定要以古为准，而非今。临淮王还说君臣同列，嫂叔共室，是因为文穆皇帝过去遵臣道，以此为据。《礼》曰： ‘天子和元子一样为士。’君臣岂是不得同室?况且晋文帝、景帝同为一代，人们议论说，世限七，主无定数，昭与穆是相同的，这说明有共室的道理。《礼》既然有等级，嫂叔又有什么嫌疑呢?”然后孝庄帝强迫他的妹妹们上奏请以父亲为文穆皇帝等，这些上奏的辞意是由黄门侍郎常景和中书侍郎邢子才所写成的。庄帝主意已定，所以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四月，孝庄帝又追尊他的哥哥彭城王为孝宣皇帝，元彧又当面上谏说： “陛下中兴，想遵循前代法规，自己制定法而不遵守，叫后世子孙怎么看?纵观历史，没有这种事。愿陛下割兄弟之情，使名器相符。”但孝庄帝不听。到神主八庙，又敕令百官全都陪从，全都依据君臣之礼。元彧上表认为自中古至今，祟尚君亲，褒明功懿，只有皇号，没有帝号，如今去掉帝名，只留皇名，按古义来作，稍作改动，请依其准。但孝庄帝不听。

永安三年，孝庄帝与尔朱荣的矛盾越来越恶化，到九月，孝庄帝设计在宫内除掉了尔朱荣。引来了尔朱氏的反抗，在晋阳的尔朱兆率军南下，在东南的尔朱仲远挥师西进，尔朱天光坐镇关中，尔朱世隆居京师，向孝庄帝发起了全面进攻。十一月，升任元彧为司徒公。十二月，尔朱世隆率所部北逃，孝庄帝诏元彧驻防河阴。抵挡尔朱兆和世隆的进攻。但尔朱兆军势如破竹，使元彧军退守洛阳。到尔朱兆率军突然进攻洛阳，洛阳城的守兵不知，所以，京师军溃败。元彧逃到东掖门时，被尔朱兆的兵所俘。押去见尔朱兆，他慷慨陈辞，激怒了尔朱兆，尔朱兆的部下当即将他殴打至死。

元彧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博学多才。他所著文章虽然大多遗失，但还是有不少作品流传于世。然而他任官时不清白，上书所荐的人才大多和他有姻亲关系，故为有识之士所讥嘲。到出帝时，才赠他为太师、太尉公、雍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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