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魏献文皇帝拓跋弘即位之初，正是和平六年(465)的夏天，安葬了父亲高宗皇帝后，内部的政权利益之争更为明显和突出了。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了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等。没过几天，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自外地入朝，乙浑又杀了他。乙浑权倾朝野，新君献文帝不得不把乙浑任命为太尉、录尚书事，处理朝政。七月，乙浑为丞相，其位在皇室诸王之上，事无巨细，皆决于乙浑。乙浑得意忘形，不把新君放在眼里，转过年来，天安元年(466)的春节刚刚过去，初春的二月仍是寒气逼人的时候，乙浑却美滋滋地做着自立为帝的美梦了。但他的谋反活动竟然被一个地位不是很高，但十分机敏的侍中发觉了。在他还未来得及下手前，这位颇有心计的侍中就秘密地来到皇上面前，私下里如此这般地上奏给了皇上。当下，皇上诏他率亲军元贺和牛益得率兵包抄了乙浑府宅，乙浑还未明白过来，就人头落地了。这位取乙浑首级的关键人物是谁呢?他就是元丕。
元丕出生在宗室贵戚之门，他的高祖是烈帝拓跋翳槐，即为昭成皇帝什翼犍的长兄。烈帝的四儿子拓跋谓，就是元丕的祖父，他为人宽容，高雅，并有将帅之才，经常随从从弟太祖拓跋珪征讨四方，立有战功，升任武卫将军。他历奉四朝，因年迈体弱，而告老还家，安度晚年，献文帝因他是宗室元老，又是元丕的祖父，所以格外礼遇他，赐他几杖服物，并经常给他府上送膳。他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据史记载他有二个儿子。大儿子乌真，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其臂力过人，随从太武帝拓跋焘征战中，屡立战功，官至钜鹿(今河北平乡)太守。小儿子兴都倒是继承了父亲的为政之能。
兴都虽然在武力上不如父兄，可他聪敏、刚毅过人，非平常人所能比。文成帝时期，他曾出任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太守，受赐为乐城子。在他任职期间，为政严厉，百姓叫苦不堪，没有不畏惮他的。他的果决、聪慧被儿子元丕继承了去。在献文帝初年，因儿子元丕有功于皇上，进其爵为乐城侯。兴都因年事已高，和父亲一样谢老归家，享受天伦之乐，献文帝对这致仕回家的两位老人十分敬重，也赐他几杖服物，送膳到他府宅。不仅祖、父都沾了孙子的光，而且身为母亲的娄氏也因此封为东阳太妃。元丕又是怎样个人物呢?
二
元丕因是宗室子弟，祖父、父亲都有功于朝廷，所以，他很小就当官了，只是挂个名而已。太武帝时，少年的他就被提升为羽林中郎了。他曾在太武帝末年，随驾南征，饮马长江，因功赐爵为兴平子。献文帝即位后，他迁为侍中。当时他的才能尚未显露。天赐良机，他机敏的政治眼光对专权跋扈的丞相乙浑已是入木三分了。他留意于乙浑的动静，终于探听到乙浑谋反的消息，赶紧上奏皇上，这成了他立功受奖的重要时机。乙浑谋反未成，反成了元丕登上相位的阶梯。天安元年，阳春三月，诏令元丕为尚书令，改封为东阳公。献文帝在位仅七年，这七年中，对元丕一家关心备至，恩宠日隆。皇兴五年(471)，献文帝病逝，年仅5岁的儿子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自记事起，便知道元丕一家对皇朝特别是对他父亲立下了非同寻常的功绩。在他君临天下之时，拜元丕为侍中、司徒公封东阳王。并把300多条疑难之事，委托给元丕去全权处理。结果，元丕秉持公道合情合理地解决了这300多件难题。甚得孝文帝和临朝执政的冯太后的赞赏。因孝文帝年幼，十分需要忠谨干练的人帮助他们祖孙理好朝政，而元丕又是宗室子弟，一心一意效忠皇朝，所以，孝文帝和冯太后待他视如亲人。这一年，元丕喜得贵子，孝文帝和冯太后都亲自到他府上庆贺，特别给以赏赐，因龙恩的顾眷，元丕给这个有福的儿子起名为超。正因元丕一心一意地效忠朝廷，才特别诏赐他参加决策权的八议之会。
元丕入参八议享有的特权很多，比如他如果犯罪达到百次，可责斥他，但免去死罪。又对他家注籍的丁口、杂使、役调，可享有永远的优復权; 如果有奸邪人随便谗毁他，立即处以死刑。又进其职为太尉、录尚书事。当时，参议八议的还有淮南王元他、淮阳王尉元、河东王苟颓都以旧老受到孝文帝、太后的礼重，每有大事，就把他们召入禁中商议。每次入宫，这些元老都乘坐步挽车，手拿几杖，进退都随其便，十分荣耀。元丕、元他、尉元三个人，都是身材魁伟，腰围十尺，大耳朵下垂，两鬓斑白，眉清目秀的美男子。他们气度非凡，一出现在百官面前，百官无不仰视，顺服地听从他们的命令。只有矮小貌丑的苟颓，让人看不上眼，而且他的资望也赶不上他们。孝文帝和太后对旧老年长者不仅敬重，而且还体贴入微，赐给他们好吃好喝，珍宝无数。元丕天生声音洪亮，每次孝文帝举办宴会，元丕的大嗓门高朗无比，又加上他博记国事，话题也特别多，他总是坐在一头，大谈历史上的成败。孝文帝和太后对他敬重又原谅他的不拘礼节。然而，他对地位低，特别是出身寒素之门的人总是轻侮地看待。
冯太后执政，寒门出身的王睿因容貌得太后宠爱，阉人符承祖是太后的心腹。这两个人元丕都看不起，常常轻贱他们。孝文帝和太后不是不明白他的用心。所以，当太后给王睿建住宅时，为了不引起元丕的不满，也给元丕造了甲第。建好后，孝文帝和太后还亲临现场看落成仪式，并率文武百官大饷于第。让尚书令王睿宣读诏书，赐元丕金印一纽。太后还亲自作《劝戒歌辞》赐给群官，元丕上疏赞谢。太后令曰： “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盛世岂难来临?”群臣至欢而散。孝文帝和太后对他的亲人也十分看重，元丕的妻子段氏病逝后，还给她加谥号恭妃，又特别赐元丕金券。
元丕自知孝文帝和冯太后对他的宠爱，所以也是忠心耿耿，有言必进。这一天，孝文帝、冯太后在皇信堂引见公卿、商议事情。冯太后为难地说： “如今京师大旱，民无粮吃，想听任饥贫之民出关去寻食物。可是如果让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去办理此事，恐怕要拖延时间，达不到救济灾民的目的。如果听任他们外出寻食，又怕奸人良人难以分辨。卿等可有好办法上奏?”元丕沉思了一下说： “各曹下大夫以上的官员，各带二名官吏，专门负责经过之所，州、郡也这样做，不过三天，就会分派饥贫之民完毕。又有何难?”孝文帝一听好办法，就诏令如此去办，用了四天的时间就安排好了饥贫之民。
元丕觉得自己是60岁的人了，就上表请求立东宫太子，孝文帝诏曰： “太子年纪还小，有什么着急的?”元丕说：“臣年近西落夕阳，想在有生之年看看盛礼，故此对臣来说很着急。”只是立太子是大事，急不得，所以，孝文帝不许其请。后来例降王爵，封他为平阳郡公。他要求致仕，诏令不许。
三
在孝文帝统治时，北魏历史跨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为适应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明，孝文帝锐意改革，他继冯太后改革之后，把改革旧制度进一步深化。首当其冲的是要迁都洛阳，避开平城(今山西大同)旧贵族的阻挠。为了顺利迁都，他借南征之名，率重要百官及大军南下。可是，平城还是需要有人守的，非资望高者莫属。于是，孝文帝让元丕与广陵王元羽留守平城，并加使持节。诏元丕及元羽曰： “留守之任非贤人不可为。太尉元丕年尊德重，位总阿衡，元羽又是朕的贤弟，温柔明断。故此派你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节，赏罚在手。公允地守已成宪令，以称朕心。”元丕回答说： “臣谨慎地以死奉行诏令。”元羽回答说： “太尉最适合专断节度，臣只可给他作副手。”孝文帝笑着说： “老人的才智，少年的决断，没什么困难可挡住，为什么还要推辞呢?”就这样，二个人共同辅政。到孝文帝南征，决意定都洛阳时，回过一次代(今河北蔚县)地，元丕请求为孝文帝唱歌，诏许之。唱完后，孝文帝说： “公盼朕回军，故而亲自唱歌以表达自己的心志。如今洛阳建设已有次第，可以暂时回旧京平城，愿此后你也赞同我的意见。”这是孝文帝对他的一个暗示，亦或是一种企盼。
太和十七年(494)，孝文帝定下迁都之意。君临太极殿，召见留守京都的官员前来议事。元丕等人自然到会。在会上，孝文帝讲了迁都一事，如果公卿有自己的看法，可以各陈其志。其中，燕州刺史穆羆上进曰： “迁都是国家头等大事，依臣愚见，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孝文帝耐心地听他发言，问他： “卿说说不合适的理由吧。”穆熙接着说： “我国现在北面有猃狁之寇，南面又有荆、扬尚未宾服，西边有吐谷浑之阻，东边有高句丽之难。四方还未平定，九州尚未统一。以此来推断此种大事，可谓不合适。征伐大举，是须要戎马的，如果没有战马，什么事情也别想办成。”孝文帝平静地说： “卿说没有战马，这条理由大体上说得过去。因为马是出自北方，可是，马廐就在我们代地，卿又何必担心没有马呢?如今代地在恒山以北，为九州以外，因此，我们才要迁都中原。”穆羆还是不肯罢休，又说： “臣听说黄帝以涿鹿为首都。由此来看，古代的圣王也不必非要迁居中原才可为王者。”孝文帝说： “黄帝因天下未定，才居于涿鹿。到天下安定后，也迁到了河南。”这时反对迁都的另一个代表尚书于杲发言说： “臣固然不识古代的事情，如果能听听百姓的议论，我觉得倒不错。人们都说先皇建都于此，就没必要再迁移的，都认为不可迁都。中原之地，多有篡夺之举。而我大魏自从建都平城以来，与天地并固，与日月齐明。臣虽然见识肤浅，性不昭达，但终不以恒、代之地与伊、洛之地相提并论。因为安土之人十分重视迁移，这是物的常性，一旦南移，恐怕没有愿意去的。”于杲这番话使会议的气氛陡然紧张，孝文帝心里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尽是些守旧派，但必须冷静地对付他们。好久没人发言，而元丕这时开口了，他心里十分不愿迁都，可又不愿得罪皇上，站在反对皇上的一面，所以，他说道： “去年，陛下御驾亲征萧氏，到了洛阳，派任城王元澄来宣旨敕令臣等讨论迁都洛阳的事。当初，我们奉恩旨，心情不安。大凡迁移之举，都应当先问问卜筮，以审定吉否，然后才可行。”孝文帝一下就明白了元丕还不愿公开反对迁都，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便转脸对他说： “过去在邺城时，司徒公元诞、咸阳王元禧、尚书李冲等皆欲请求以龟占来断定移洛都的凶吉。当时，朕对他们说，过去周公、邵公卜占宅于伊、洛，就是看到了好的征兆。如今没有像周、邵这样的人，占卜也没有什么益处。再说占卜的人所能决断的是犹豫不定的事，而今迁都已是不可怀疑的事情了，又何须占卜。古代轩辕氏卜兆龟焦，卜者请求访求诸贤哲人，轩辕乃问天老，天老说为善。于是听从了天老的话，最终达到了昌盛吉祥。这是圣人对未然之事无法断定，才求助于龟卜。而朕已以四海为家了，或居南或居北，迟速无常，对南移的人，朕自当多积仓储，不会使他们窘乏。”元丕说： “臣仰奉慈诏，不胜欣喜。”元丕一倒向皇上，孝文帝心下大悦，又诏群臣说： “卿等或许认为我是无事找事地迁徙。过去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皇帝营居盛乐(今内蒙和林拉尔); 太祖道武帝神武应天，迁居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朕虽说寡弱，幸属灵运，所以才移宅中原，建成皇宇。卿等应当奉先君令德，遵循洪规。”即便孝文帝说了这番不可更改的话，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固守愚见，就是这样，孝文帝还是安抚他们，耐心劝慰他们，直到他们辞屈理尽才退下。虽说元丕没有公开反抗，可是他内心的抵触仍没有消除，这成了他与皇上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在，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
四
孝文帝又打算北巡，迁元丕为太傅，录尚书事。可是因他反对迁都，有消极情绪，所以，他多次上表辞让，诏令不准其奏请，没办法孝文帝就到他家拜授官职。元丕这才上任。当孝文帝从代出发后，元丕又成了总留守。诏令曰： “中原才开始兴建，须要朕亲自经营，对代的政事，一委太傅来处理。”赐他自己所乘的车马，让他往来于府省之间。
元丕特别爱恋本民族的习俗，不喜欢新制度。对于孝文帝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他都持反对意见。像改变风俗迁都洛阳，改革官制和服饰，禁止说鲜卑语等等，他都无法接受。孝文帝也知道他的态度，所以也不强逼他，对他诱导又晓之以大理。让他不产生反叛心理。至于穿衣戴帽，上朝制服，元丕还是穿过去的胡服，班列在坐。只是到了晚年他才稍加弁带，但还是不修饰容仪。孝文帝因他年迈体衰，又过于肥重，也不强求他。到按规定罢除、降免不是道武帝的子孙及异姓诸王时，虽然给他公爵，但他仍享有封王的封邑待遇，可是这也使他很不高兴。
孝文帝南征时，元丕上表乞请自己晚走一步，想另有他举。巧遇司徒、冯太后的兄长冯诞病逝，诏六军回师。元丕又借冯诞病死在代都，上表要求孝文帝亲临。谁知孝文帝却诏曰： “今洛阳始建，企望成劳，自开辟至今，哪有以天子之重，远赴国舅之丧的?朕纵欲为孝，那么又如何对待大孝呢?纵己欲为义，那么对大义又如何呢?天下才是最重的，君臣之道悬远，岂能随便诱引，陷君以不德。令、仆己下可交付法官贬乏”。又诏令以元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后来又诏因平阳在洛阳畿内，改封他为新兴公。这很明显，孝文帝已对他一忍再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元丕心下更是不满。
元丕在家和儿子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当初，李冲是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的人物，元丕就为儿子元超娶了李冲的侄女，即李伯尚的妹妹。元丕前妻的儿子元隆同母兄弟数人，都和父亲分居。后来，元丕又得宫人，所生子女与他同宅共产。这样他和前妻的儿女关系不和。但是在不愿迁都问题上，他们父子却是持同一观点的。当孝文帝南迁后，留太子恂坐镇旧京，元隆和元超等密谋留太子恂为主，举兵断关，企图据有陉北(今山西代县西北)。当时，元丕居守并州，虽然没有参与他们的密谋，但他的儿子们却把此谋告诉了他。元丕怕不成功，就嘴上说困难，心下却赞成。可是他们的阴谋未成行，孝文帝已派任城王元澄消灭逆乱于萌芽之中，而且孝文帝亲自回平城(今山西大同)处理此案。穆泰等为首谋，元隆、元超都是其同党。当时元丕也随驾回到了平城，每次孝文帝审问都让元丕坐在一旁观看。孝文帝大义灭亲，太子恂被处死，元隆兄弟也被诛杀。有司上奏对元隆一家应处以孥戮。诏令说，元丕本应当受连坐之罪，但因先前有约，给了他犯罪不死之诏的特权，又加上他没有亲身参与谋逆，故而可免他一死，削职为民。他后妻的两个儿子也随他而去，而元隆、元超的母亲，弟弟及其余的庶兄弟全都迁徙到敦煌。曾经辉煌一时的元丕就这样，在一个秋风落叶的日子，由两个儿子陪伴着回并州当老百姓去了。
元丕一家伏诛发配时，他已是年过80的老人了，他自平城随孝文帝到洛阳，住了一段时间，孝文帝念他人老糊涂，每每派左右去安慰他。他觉得住在洛阳实在无颜，便回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去了，一过就是五六年的时间。
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驾崩。元丕闻讯，自并州前来赴丧，即位的宣武帝引见了他。因元丕是宗室旧老，对他恩礼有加。不久，敕令他留居洛阳。这样他就住在京都。有一次，宣武帝在华林都亭设宴，特别令他的两个儿子扶侍他赴宴。元丕历仕六朝，为政近70多年，位至公辅，最终还归百姓，然而他人老心不老，仍然怀恋京师，不能自绝人事。所以，宣武帝诏以元丕为三老。到景明四年(503)，他老死于家中。诏赠他为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谥号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