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魏前期，各位皇帝无不文韬武略，使鲜卑拓跋氏崛起于塞外，纵横于黄河流域，到孝文帝统治时，更使北魏社会有了重大的飞跃和发展，孝文帝也因其改革而成为一代明君。孝文帝成就大业多赖一群智谋之士，其中元澄便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大臣。
元澄字道镇，是任城王元云的长子。元云是拓跋晃的儿子，拓跋焘的孙子。元云自幼勤勉，孝敬父母，心地善良，及长颇有主见，又是南征北战的好男儿。深为显祖献文帝所信重，只是在太和五年(481)就去世了。元澄深受其父影响，少时就以好学经史而闻名远近，为人处事已有成人之量。为父守孝三年之久，以孝被时人所称誉。元澄是长子，父死后，自然由他担负起顶立门户的责任，朝廷令他袭父爵为任城王。元澄和孝文帝元宏是从兄弟，相差四五岁，亲同手足，孝文帝常常唤他“任城”，加封他为征北大将军。
孝文帝统治初年，北方一支强大的民族柔然前来侵边，孝文帝加元澄为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前往迎战，柔然战败逃走，元澄凯旋而归。不久，西南边境出现了氐羌各族的反叛，朝廷改任元澄为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前往关中镇压。临行前，执政的冯太后(孝文帝年幼登基，由祖母冯氏临朝执政)召见元澄，对他教诲勉励了一番。当时，中书令李冲也在场，冯太后对李冲说： “元澄这孩子风神高雅，声誉远播，品德优秀，有长者之风，后当成为我宗室子弟的榜样。这次派他去西南一定不会负我所望。卿知道我从不轻易谈论人物，可这孩子例外。”元澄是否真如冯太后所言呢?原来，北魏的梁州地处西南边陲，氐族首领杨仲显、婆罗、杨卜兄弟和符叱盤等人，自以为身居边境，地势险要，天高皇帝远，奈何不得他们，便经常抄掠百姓，横行不法，甚至起兵反叛。元澄真没白读儒家经书，在他去关中途中，他已想好了对付反叛的良策。来到梁州，他首先是了解民情，熟习这里的风俗，制定了以诱降为主剿除为辅的方针。他上表朝廷要求任婆罗、杨仲显为循城镇的副将，杨卜为广业郡(今甘肃成县)太守，符叱盤为固道镇(今甘肃徽县东北)副将，其余小头目也各随其才加以重用。他这一手，不仅稳定了民心，而且变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不出半个月，前来归附的人都得到了赏赐，对那些顽固不化、执意为贼者，一律诛除。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安定，西南臣服，因功，加封他为侍中，并赐衣一套、马一匹，以表扬其功。
二
西南平定首立大功，朝廷不能大才小用，便任他为征东大将军，加开府，出任徐州刺史。徐州是与南方萧齐相毗邻的地境，是双方争夺激烈的地区，非雄才不堪胜任的。元澄上任后，又根据汉人的习惯，治理有方，很有政绩。在回京师朝见皇上时，孝文帝在皇信堂接见了他。两人谈及历史，论古道今，兴致大发，孝文帝向元澄说： “过去郑子产大铸刑书治国，而晋国的叔向却不这样做，这两个人都是著名的贤士，他们谁有得谁有失呢?”元澄回答说： “郑国势小力弱，时时被强大的邻国所威胁，这时百姓的去留就很重要，不用刑法无法制约百姓，故此，子产才铸刑书严明国法。他虽然违背了古人治国的方式，却合乎当时的实际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定合乎现实的政策来救济世人，子产是有所得的，但是叔向却讥议他，这表明叔向是没有忘记古训的。与叔向可以论道，但不可以和他谈论权术。”孝文帝心中一动，马上问道： “任城你想做魏国的子产?”元澄赶紧答道： “子产之道是合乎时势而流传千古的。而为臣乃是平庸之辈，岂敢妄想。如今陛下以四海为家，布文德于天下，但是，长江以南还未平定，车与书还未统一。为臣之见，子产之法，可为权宜之计，等到天下大同之后，便可以用道来教化百姓了。”当时，孝文帝心中正图谋变革之事，他的回答很令孝文帝满意，于是孝文帝笑着说：“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大体。朕正创改朝制，应当与任城共同携手，建立万世功业。”事后，调任他为中书令，进而为尚书令，成为一朝宰相。元澄汉化很深，又时值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之时，他积极参与改革，深为冯太后和孝文帝器重。有一次，齐武帝萧赜派使臣庾荜出使北魏，孝文帝派元澄为招待使会谈，庾荜见元澄音韵儒雅，举止端庄秀逸，一副名士派头，便对主持接待他们的郎官张彝说： “过去，魏国的任城王(指元云)以武略见称，而今天的任城王(元澄)却以文才见美。”张彝也赞美了一番，足见元澄气度非凡，给来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孝文帝好文学诗赋，经常宴请宗室子弟，宴席就设在皇信堂，并规定不以爵位高低列席，所有次序均以长幼为准，行家人之礼，鼓励每个人畅所欲言、作诗吟赋，尽情饮宴。有时，特别让元澄作七言诗，与孝文帝来比赛，宴会搞得热闹非凡，人们常常是尽欢而散。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为了大刀阔斧地进行封建化改革，扫除障碍，决定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洛阳。为减轻阻力，对于迁都孝文帝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是借南伐之名行迁都之实。这一天，孝文帝在明堂拜斋，下诏太常卿王谌，要亲自行占卜之事，占的是有关南伐能否取胜的问题，所占之卦，正巧是“革”卦。孝文帝解释说： “这是汤武革命之革，是顺应天时，符合人意的卦象。”在场的群臣都不明孝文帝真正用意，没有一个吭声的。就在这时，元澄说话了。他本想附和孝文帝的意思，说道： “《易经》中所讲的‘革’是取改变之意。我们将要顺应天人之意，改变君臣之命，汤武得此卦是吉卦，陛下如今统治着天下，圣光普照。今日问卜征伐，是伐叛贼，却不能说是‘革命’。故而，这不是人君之卦，不能说完全吉利。”孝文帝见他多言，便厉声问道： “象表明‘大人虎变’，为什么说不吉利?”元澄一听，孝文帝分明对自己很不满意，自己又没说错，怕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上前进言道： “陛下龙兴已久，怎么可仿同与‘虎变’!”孝文帝更生气了，勃然大怒道： “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你想破坏众人的意愿吗?”元澄见他龙颜动怒，可仍不知改口，坚持说： “诚然，社稷是陛下的社稷，然而为臣是社稷的臣子，参谋顾问，是为臣的职责，为臣只不过是尽愚忠而已。”当时，孝文帝一心想迁都，对元澄的话不仅听不进去，而且十分厌恶。沉默了许久，才对他说： “我们都在各说各的志向，这有什么益处呢?”过了几天，孝文帝便下令诏见元澄，元澄闻听召见自己，急忙去拜见，孝文帝没来得及升殿，见元澄来了，老远便叫他： “任城来得好，前些日子我们论的‘革’卦，今天还想与你说说它，在明堂的时候，朕忿恨的态度，是担心众人议论纷纷，阻拦我的大计，所以才厉声地与你说话，为的是威吓百官罢了。今天，我想向你解释一下我的意思。”于是，摒除左右，推心置腹地对他说： “今日要实行的事情，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国家兴起于北方，后来迁居到平城，统一了天下，但是时至今日文字与车轨尚未统一，平城是武治的地方，不能用文治，移风易俗的确很难啊。崤山、函谷关一带才是帝王的住处，黄河与洛水那里才是王畿，故此，我早有大举南下光复中原的意图，不知任城意下如何?”元澄恍然大悟，急忙说道： “伊水与洛水是天下的中枢地区，是统一天下应占据的地方。陛下想驾驭华夏，扫平九州，天下百姓闻此，应当大大地庆贺一番。”孝文帝却满心忧郁地说： “我们这些北方人，从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对本土有很深的眷恋之情，如果突然听到要迁移到南土，又怎能平静?不能不让人担忧啊!”元澄却说： “这既然是非常之事，也应当是非常人所知，只需要圣上决断，其他人怎敢为所欲为?”孝文帝听后不无感慨地说： “任城就是我的张良。”于是加封他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兼任尚书左仆射。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便以南伐为名，带大军南下，进驻洛阳，定都于此。孝文帝为了解决平城守旧派不迁问题，特地给元澄下诏令说： “迁移的意思，一定要争取众人的同意。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你快马加鞭回平城送信，征求朝中官员的意见，让他们议论议论，是否可以迁都。前些日子议论‘革’事，今天可真的是‘改革’了，希望你能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元澄肩负圣命，不敢有半时耽搁，抄小路日夜兼程赶回平城。众人闻听迁都的消息，没有不惊骇的。元澄见状便博引古今，向他们晓以利害，终以出众的口才，渊博的知识，以柔制刚，劝服了众人。众人无奈，只得决定南迁。元澄怕孝文帝在洛阳等急了，便派人快马加鞭赶回洛阳报信。果不出他所料，孝文帝自他走后，始终不能放下心，实在也等不下去了，便北上去迎接，正好相遇于滑台(今河南滑县)。孝文帝听了使者的汇报，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是连连说道： “好! 好! 好! 如不是任城，朕的大业难以成就!”待元澄回洛阳后，又随从孝文帝到了邺城(今河北临漳)，任他为吏部尚书。接着，孝文帝回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北方去巡视，就把元澄留下来，选拔简除一些旧臣，进行人事改革。北魏建国初期，自公侯以下到掌管选举的臣子，动有万余之多，这些人大多无所事事，元澄为提高工作效率，精简官员，将官品划成三等，据其才能等来选拔，让他们尽其所能，凡他任用的官员，都是能胜任其职的，故元澄被时人所称服。
三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让元澄兼任尚书右仆射，参掌朝政。元澄位登台阁，更加尽力辅佐孝文帝，君临中原，教化百姓。有一次，孝文帝兴致大发，到洛阳北边的北邙山游玩，下令元澄准备龙舟，乘龙舟到洪池，作赋吟诗以抒情怀，站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望着脚下滚滚的黄河，孝文帝及大臣们无不感慨万千，今日终于如愿以偿雄居中原称霸天下了。孝文帝正陶醉于自然的美景之中，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转身对身后的元澄说： “朕昨夜梦见一老公，头发已花白，但衣冠端正，在路的左边朝我拜了又拜，朕感到很奇怪，便问他是谁?他自称是晋朝的侍中嵇绍，在此迎奉朕，朕见他神情卑惧，好像有什么事要求助于朕。”元澄解释说：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嵇绍以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其君主，最后死在皇上面前，不愧是晋代的忠臣，比干虽是贤能之士，忠心劝谏却受到剖心之刑，他可谓是殷朝的良士。二位君子都是为君主之事而献身，他们的坟茔都在洛阳附近，陛下迁都洛阳时，经过殷墟时吊唁比干，到洛阳后又吊唁嵇绍，这可当是他们有灵而知，感应成梦。”孝文帝说： “朕有何德，能够感动已故的贤士，实际上是追思先朝的贤人，发扬忠懿，比干和嵇绍都是古代的忠烈之士，而朕为政比比干逊色，为礼比嵇绍简略，但愿此梦如任城所言。”于是派使者去吊祭，找到他们的坟茔，大兴礼仪，教化百姓。元澄为政，并不附和孝文帝，当与孝文帝的见解不同时，他也会据理力争。
正当北魏君臣大力改革之际，南方萧齐政权发生了重大变化，萧鸾杀了前废帝昭业，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前废帝时任命的雍州刺史曹虎向北魏请求以襄阳(今湖北襄樊)来投魏。孝文帝大喜，打算亲自赴救，分派诸将。这时，豫州送信来，说曹虎诚心不足，怕是奉命诈降。于是，孝文帝召集元澄、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司徒冯诞、司空穆亮、镇南将军李冲，来议论此事。孝文帝说： “几日来，连得边境上表称，襄阳人追慕教化，朕打算亲驾到江水、沔水一带，以声援襄阳的来附。如今又有来表说襄阳归附是诈降，你们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咸阳王元禧等人支持孝文帝亲征，而有的人却反对前行。介于两派意见不一，孝文帝说： “众人意见不同，朕不知如何才好。一定要分析好去和留的形势，再作决定。现在，由任城和镇南将军李冲代表应当留下的一派，朕代表应当前行的一派，各位全都要听听我们的争论的理由，谁的理站住脚，就听从谁的意见。”接着孝文帝开始讲他南下的得失。李冲接着开了口： “臣等以为目前我们正处在草创时期，人人思安乐，真心愿意南下打仗的不会有多少人，故而不宜轻举妄动。”孝文帝还是力争前行。元澄见此，便上前据理劝服孝文帝： “如果降服是真诚的，就应当上表和送来人质。如今来使一回去，就杳无音讯，其诈降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从北方迁来的人，人人心怀恋故土之情，好不容易来到洛阳，很多人挤着住在没有一条椽子的屋内，家里没有一石的粮食，想使这些怨苦的人从军，征讨的结果恐怕不是凯旋而归。而今，天下初定，百姓正是任力耕作之时，更应当加惠于他们，少实施刑法。况且三军已去援救，不必陛下亲赴声援。如果他们真心实意来降，我们应当纳抚，等到克平襄、沔之后，再动圣驾也不迟。愿陛下思盘庚迁殷之艰难，安抚之术不可忘，要加惠于亿万百姓。”孝文帝听后陷入沉思，司空穆亮却说应当前行，其余公卿也都赞同他的意见。元澄毫不客气地回敬说： “穆公在外看见军旗招展，斧钺高举，面有忧虑之色。每次私下听到议论南下，都表示不愿意有此行，为什么面对圣上就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事关欺妄大事，这不是圣人所说的有德之人，更有失于国士之大体。如有什么不测，当是因有公辈这样的佞臣!”他的一席话慷慨激昂，穆亮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敢答言。李冲说： “任城王可谓是对社稷一片忠心，愿陛下深思熟虑，其实大多朝臣均不愿此行，又不敢在朝廷表明自己的观点，诚愿圣上裁决此事。”孝文帝看看群臣，说道：“任城刚才因穆公等人赞同朕的意见，才有如此这番议论。不赞同朕的，未必都是忠心又有远识的。小忠是大忠的敌人，是不是说得现在这样呢?”元澄忙说： “为臣愚昧，不识大理，所言虽涉及到臣等小忠，臣愿竭诚一寸心，不知有大忠的人有何凭据来说明自已是大忠呢?”孝文帝说： “或许任城身居台鼎之任，是认为自己是大忠了?”孝文帝话中带了怒气，元澄谦和地说： “诚然以臣之才是不堪胜任台辅之职的，少智无谋，或许随便任个官就满足了，但为官必行忠，这才不负我的愚志。”孝文帝听后释然地笑了笑。为了不伤和气，元澄又赶紧来到穆亮面前说： “过去的时候，汲黯在汉武帝面前折了公孙弘的面子，指责他欺诈圣上。当时，公孙弘对汲黯尽谦让之礼。汉武帝感叹汲黯的忠诚，同时又感叹公孙有长者的风度，这二人都被称为贤人。过去公以道为人所称，愿穆公思长者之言。”元澄当面挽回穆亮的面子，孝文帝很高兴，便笑着说：“任城想自比于汲黯。刚才所言很公平，如不知去留的得失所在，又为什么去谢司空(穆亮)呢!”争论结果，还是应从了孝文帝之愿，于是大驾亲自南伐。
北魏迁都洛阳后，大行汉化，文武百官都按汉制来划分，实行了许多汉化的政策。到建立五等爵时，元澄的食邑户增加到1000户。后来，跟从孝文帝南征来到悬瓠(今河南汝南)，元澄得了重病，不得不返回京师。孝文帝在汝为他饯行，赋诗而别。孝文帝南征还京后，在清徽堂召见王公侍臣，元澄病已好，也前去拜见。孝文帝心情很好，领着群臣观看了所建宫殿，有清徽堂、流化渠、洗烦池、观德殿、凝闲堂。各堂所建别具一格，甚是气派。孝文帝让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人赋诗言志，一直到点灯时分公卿才辞退。孝文帝又把宗室诸人留下，以成整夜的畅饮、共欢。这一夜元澄等宗室子弟尽欢而散。
此后，国家无战事，元澄积极辅佐孝文帝行汉化政策，接着又随孝文帝去巡视邺城(今河北临漳)，回洛阳后，因出巡有功，又增他食邑500户。一度又因公事未处理好，被免官，在家停职反省。没过几日，孝文帝又令他为吏部尚书。孝文帝迁都后，鲜卑中的贵族守旧派仍顽固地反对汉化，其中便有恒州刺史穆泰。太和二十年底，他拉拢守旧派在恒州谋反，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元颐胆小怕事，赶紧上表称穆泰造反。孝文帝接到上表，心中暗暗吃惊，惊悸之后，他想谁去处理这件事呢?想来想去，决定让元澄去，因为他认为元澄足智多谋且富有经验。于是召元澄来，君臣在凝闲堂相见。孝文帝对他说： “适才得到阳平王上表表奏，穆泰图谋不轨，招诱宗室，我们刚迁都不久，北人又怀恋旧土，倘若有人闹事，加上南北纷扰，那么朕在洛阳便站不住脚了。此事非任城你去办不成，可为我赶快去北方走一趟。如果穆泰势力弱小可直接去翦除他; 如果他的势力强大，你可以征发并肆二州的兵去消灭他。虽然这是我的祸患，也是国家的大事，不容你推辞。”元澄立即回答道： “穆泰等人十分愚蠢，他们一定是为了眷恋故土，而不是出于长远打算。诚然，臣性怯弱，但却并不畏惧此辈，岂敢有所推辞，谨当倾全力以死相报，愿陛下勿忧。”孝文帝笑着说： “能得任城北行，朕又有什么担忧?”于是授其节、铜虎、竹使符、御杖、左右，掌管恒州事。元澄带兵走到雁门(今山西代县)，雁门郡太守深夜来报告，说穆泰已经拥兵西奔阳平王。元澄闻听，决定迅速进军。当时右丞孟斌说：“形势不可估量，我们是不是应当根据敕令召集并、肆两州的军队，然后再作进军的行动?”元澄说： “穆泰已经叛逆，应当是据守坚固的城池，然后再迎立阳平王，就其举动来看，好像他的势力并不很强。穆泰已不想抗拒，我们无故发兵，只能迫使他背水一战，这样是不合适宜的。日前，我们应当迅速前往，先镇住他，那么民心就自然安定了。”于是，他们日夜兼程，抄小路出其不意，以速取胜。又派治书侍御史李焕为先锋，很快活捉穆泰。民情应势安定下来。元澄开始究查穆泰的党羽，凡是有罪的人，均不放过，包括钜鹿公陆睿和安乐侯元隆等100多人全部伏罪下狱。事情平定后，元澄将经过写成表，派人快马加鞭送往洛阳，以免孝文帝担心。孝文帝收到表后才放了心，当下召集公卿以下官员入朝，将元澄送来的表通告于百官，并且说： “我的任城可谓是社稷之臣。看他办的这桩案子，正如臯陶断狱一样，还有谁能比他办得更好呢!”又对咸阳王元禧等人说： “倘如你们去办理，肯定办不了这件事。”其间无不流露出对元澄的信任和喜爱。孝文帝在洛阳实在坐不住了，他要亲自北上去看看事情的究竟。于是，他大驾光临平城(今山西大同)，慰劳元澄说： “任城这次远行，深合朕意。”元澄回答说： “陛下威灵远播，使有罪的人无所逃刑。臣又有什么功劳呢?”孝文帝想看看那些企图与他为敌的人，元澄陪着他来审视，每个罪人经过孝文帝的再次审问，都和元澄审的一样，没有一个被冤枉的。当时人无不叹服元澄办案的公正。孝文帝也大受感动，对手下人说： “圣人审案本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比的。令人不能不服，今天我们是眼见为实了。”为此，任命元澄为正式的吏部尚书。
四
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南伐之时，将朝政委托给元澄，让他兼任右仆射。为了增加军费开支，元澄上表请求用国秩一年的租、布、帛收入支援军需。孝文帝觉得有些过多，便下诏说用半年的收入供军需用。太和二十二年，高车人树者正举兵反叛，于是，孝文帝便弃南伐去北征。元澄闻听，立即上表劝孝文帝不宜亲征。孝文帝从其议，派江阳王元继前去平定了叛乱。孝文帝在邺城(今河北临漳)过了一段时间，便起驾回京，一进洛阳，孝文帝从舆驾看到繁华的京都闹市上热闹非凡，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熙熙攘攘、忙忙碌碌，一片国泰民安的景象，他心中甚是欢喜。百姓安居乐业，这足以证明了自己的功业之大。突然迎面来了一辆毛驴车，一群头戴小帽、身穿鲜卑服的女孩子在车上嘻笑捶打，毫无顾忌。孝文帝目睹了这些女子放任的样子，脸上的笑容消逝了。回宫后，当即召见公卿，孝文帝严肃地说： “经营国家最根本的是礼教为先，朕离开京城以来，礼教是不是日新月异了呢?”元澄回答说： “臣以为是日新月异。”孝文帝接着说： “昨日入京城时，看见车上的妇人戴着帽子，穿着小襦袄(少数民族的服饰)，像这样没有礼教的事情，尚书为什么就看不见呢?”元澄回答说： “穿鲜卑服的毕竟要比穿汉服的妇人少。”孝文帝严肃的说： “喏喏，这就奇怪了，难道任城你想让他们都穿鲜卑服不成?一言可以兴国，一言也可以亡国，说的就是这个，这件事非同小可，可让史官记录下来。”又说： “成就王业的人不依靠苍天给他降下辅佐之臣，而是选拔人才来任用。卿有失于举荐人才，竟听任一群妇人之辈，真乃奇事，应当改变铨举事宜。任城在尚书省任职，是为天下举纲立目，还是只是处理一般事务而已?”元澄见孝文帝动了真格，便生气地说： “臣只是做一般事务而已。”孝文帝也动了怒气： “如此说来，只要一位令史就足矣，又何必等你任城来做。”又说： “我这就派舍人宣诏，让手下官吏都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元澄知道孝文帝定要处分官吏了，但还是力争说： “时下虽有有才干的官吏，但距离标准也差很远。”孝文帝说： “远的听不见，听见的就不远。朕已经下诏，道理全都讲清楚了。”于是，京城留守官吏全都免冠，谢罪。孝文帝为了一群妇女穿鲜卑服和元澄闹翻，只是为了加强汉化，适应汉俗，对元澄不甚理解自己的用意而恼火。过后孝文帝又觉得自己做的有些过火，便诏令元澄为尚书右仆射。
太和二十三年(499)，齐东昏侯萧宝卷派太尉陈显达入侵汉水以北。这时，孝文帝大病不起，军情压在枕边，在清徽堂召见了元澄，说： “陈显达侵扰，沔阳一带人情不安，朕如果不亲征，没法驱除此贼。可是，朕患病多年，气力不足，如果有非常之事，国家大事就委托给你了，这件事任城你一定要听朕的。”元澄知道孝文帝对自己已是十分信赖，才把后事托付给自己，孝文帝话未说完，元澄已泣不成声，说： “为臣一定尽股肱之力，以性命来回报陛下。”于是，跟随孝文帝南伐陈显达，南伐的途中，孝文帝这位卓越的圣明君主告别了人世。元澄临危受命辅政。
五
高祖孝文帝驾崩后，长子拓跋恪即位，是为世宗宣武帝。宣武帝初年，齐降人严叔懋控告尚书令王肃，说王肃派孔思达暗中与萧齐往来，以图叛逆，齐东昏侯萧宝卷派俞公喜给王肃送来了敕令，俞公喜回南方，王肃与裴叔业以马为信证。严叔懋说得有鼻子有眼，元澄便相信了他。其实，元澄对尚书令王肃早就心怀不满(事见《王肃传》)，所以，元澄便急忙上奏宣武帝说王肃将要反叛，宣武帝也不明真相，听信元澄的话，把王肃打入禁狱。消息传开，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上表奏元澄利用辅佐大权，擅自禁捕国家重臣，经查明，确系严叔懋诬告王肃，元澄因错听诬言，而被免官反省。
宣武帝初上台，各方面急需人才，所以没过多久又任元澄为平西将军，梁州刺史，元澄以母老为借口推辞不就。又任他为安东将军、相州刺史，他再次推辞，改任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同时征他参加秋季的讲武集会。升任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他不好再推辞了，离别京城到扬州上任，大封孙叔敖之墓，又毁坏了将子文(干)的庙，以示其志。多次上表南伐，宣武帝不许，后加散骑常侍。
虽然他身处方镇，但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曾上表说：“先时臣每次侍坐，先帝(孝文帝)未尝不以《书》、《典》为怀，《礼》、《经》为本事。修礼讲经不辍于时，自我朝迁居中京洛阳以后，才正式大兴礼教，制定了宗室的仪式。臣每每蒙受委托，掌管选拔事宜，身负重任。但是，自高祖孝文帝去世后，没来得及修复礼教，学校徒有虚名，宗人也不行四时之业，兴复之业在此将要废除，臣每想到此，便痛心不已。今愿陛下圣明，天下平安。如在太平盛世而让兴复之业废止，在圣明之日而使宗人缺少四时之业，实在可叹。依愚臣之见，可令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使那些没落贵族的子弟，时时刻刻都要学习。”宣武帝从其议，下诏说： “后代子孙要尊崇大业，是自古以来的典制，国家教化不应久废，今尚书可改变现状，适当修复学校。”此后果真重视学校教育了。元澄因母老多次要求辞去扬州之任，但宣武帝终不允许。只因扬州面临着的是强敌萧齐，如不以重臣坐镇，无法镇服南土。
萧齐末年政道衰败，被兴起的军阀萧衍所推翻，在齐中兴二年，萧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萧梁政权，是为梁武帝。在安定了内部之后，萧衍便把矛头指向了虎视长江的北魏。其大将张嚣之侵犯北魏夷陵(今湖北麻城)的戍兵。元澄派辅国将军成兴率步兵骑兵前往征讨，大破张嚣之，收复了夷陵，张嚣之退走。元澄又派长风的戍主奇道显攻打梁的阴山戍兵，奇道显大破梁军，斩杀阴山戍主龙骧将军，都亭侯梅兴祖。又派军攻打白
戍兵，斩杀了梁宁朔将军、关内侯吴道爽。为了进一步打击梁朝，元澄上表宣武帝说： “萧衍多次截断东关(今安徽巢县东南)，想让巢湖泛滥。巢湖周围400多里，东关位于巢湖会合于长江之口，宽不过数十步，如果贼计得逞，大湖决口湖水倾泻，那么淮南各戍点一定会被大水所淹没。又因楚、吴人熟习水性，他们一边灌城一边掠夺，那样，淮南之地将不会为我国所有了。寿阳(今安徽寿县)离长江500多里，那里的百姓已惶惶不可终日了，都害怕水灾。如果乘民之愿，攻敌人之虚，在各州招集士兵马匹，秋天来个大集会，那么南渎便可成为我国饮马的小渡口，霍岭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前沿哨所，事贵应机而变，经略大事贵在神速，纵然一举不可必得，那么对长江中上游自然是没有什么害处。如果犹豫不决，不加讨伐，待人家修好关塞，襄陵才得，那么平原百姓一定会成为水中之鱼。”姜还是老的辣，元澄的见地得到赞同。于是，宣武帝下诏征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并将2万人、1500匹战马，到仲秋之夜会集到淮南，加上寿阳(今安徽寿县)先前的3万人，一并交给元澄统一指挥。
早先的时候，朝廷有南伐之意，任萧宝寅为东扬州刺史据守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陈伯之为江州刺史戍守阳石，由元澄总督这二镇，授给他节度。到此时，全面进讨。因为东关是水路要道，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又地势险要，东关(今安徽巢县东南)、阳石和合肥都有被水冲的危险，如不图谋大岘，那么历阳(今安徽和县)就要受险受难。淮陵(今安徽嘉山东北)、九山(今江苏盱眙东北)在水路，都适合长期据守。在分析了地势利弊之后，元澄开始分布人马，派统军付竖眼、王神念等进驻大岘、东关、九山、淮陵，要各路将军以最快的速度占据以上地区，元澄总统大军络绎相连。王神念的军攻克了关要、侨颖川(今安徽巢县东南)二个城，斩杀了萧衍的军主费尼。这时梁宁朔将军韦惠、龙骧将军李伯由仍然固守大岘，元澄派统军党法宗、付竖眼等进军，一举攻下大岘，接着包围了白塔、牵城，数日之间，梁军纷纷溃逃，梁清溪戍兵望风而逃。梁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众3000人，想救援九山，徐州长史潘伯
坚守淮陵，宁朔将军王燮据守集城(今安徽嘉山东北)。元澄派党法宗进攻焦城，大破王燮军，乘胜围攻淮陵，活捉了司马明素，斩杀了潘伯
。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梁济阴(今安徽宿县北)太守王厚强、庐江(今安徽舒城)太守裴邃当即弃城而逃，南伐取得重大胜利。为表彰元澄，宣武帝下诏书说： “将军对内文德昭著，对外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南征充分展现了你的雄才大略，几乎荡平了江吴地区，使贼兵望风而逃。”这次的胜利自然给元澄增光不少，但是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谁知以后的作战会不会失败呢?
起先，元澄率军出征后，梁大将姜庆真却偷袭了寿春(今安徽寿县)，并占据了外城。萧宝寅率军击败了姜庆真，夺回了外城。寿春长史韦缵因此而被免官，元澄是扬州刺史，也应当受牵连，但因出征在外才未被免官。到南伐取胜后，元澄又进军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宣武帝下诏说： “如果钟离粮草已尽，在三月以前就应当攻克，如果到四月，淮水暴涨，行船无定，应妥善估量形势。前面的战事大捷，实为将军的谋断，功勋非常。如因大水难图，也可为了万全之策，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一事无成。”这时已是三月底，元澄正打算回军，却来了消息说梁冠军将军张惠绍、游击将军殷暹、骁骑将军赵景悦、龙骧将军张景仁等率众5000人，正赶往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送救援粮，这说明钟离粮草已尽，如不趁机行事，丢掉到嘴的肥肉实在可惜。于是，元澄派统军王足、刘思祖等前去截击张惠绍等人，出师大捷，活捉了惠绍、殷暹、景仁及屯骑校尉史文渊等军主以上将帅27人。只可惜天公不做美，接着遇上了大暴雨，淮水暴涨，元澄只得率军北回寿春(今安徽寿县)，但在途中，洪水夺去了4000人的性命，元澄狼狈而归，给这次南伐的胜利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结果有司上表，因回途时迷了路，损失士兵众多，剥夺了他的开府资格，降其品级三等。纵然受了处分，但他对自己的责任并不放松。当时，萧衍要换回张惠绍，元澄得知后，上表不同意，宣武帝也拿不定主意，就诏令八座贵族开会商讨，尚书令、广阳王元嘉等上奏就应当交换，宣武帝这才下诏放回了惠绍，果然不出元澄所料，惠绍回去后，又一次侵犯边境。
六
宣武帝晚期，重用外戚高肇，高肇专权，猜忌有贤能的亲戚，元澄也成了高肇不能容忍的对象，元澄常担心大祸临头，所以整日饮酒，浑浑噩噩不理政事，其荒淫无度，做事诡秘，时人称他为狂人。延昌四年(515)的正月刚过，宣武帝在漆黑的夜里辞别了人世。当时事情太仓促，专权的高肇拥兵在外，肃宗孝明帝元诩年幼即位，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镇军于忠、侍中崔光等人上奏应当任元澄为尚书令，请他出来主持朝政，当时众人均佩服他，但元澄上疏推辞，不再参与机要。只是众心难违，他只得从命，于是加任他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不久又迁为司空，加侍中，诏令他领尚书令。就这样他再次出任宰相，充分展现了他的施政才华。
当初，在他南伐之后转任镇北大将军，出任定州刺史时，他针对经常向百姓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的弊端，蠲免了许多苛捐杂税，百姓因此十分拥戴他。接着他又大行升降奖罚之法，上表要求减少公园地，用这些土地分给那些无地的贫民，禁止制造绢布作衣服。他再次任相后，从各方面进行了改革。
当初，在宣武帝正始末年(505)，曾下诏百司普遍给官吏晋升一级，而执行诏令的人没有理解圣上的旨意，结果州刺史、郡守、县令都没有晋升。对此，元澄上奏说： “普天之下，圣上恩惠及百官，人人盼望春天有荣耀之赐，内外上下同乐同庆。至于恩赏、提升、没有守宰的份，已经有10多年了。于是冤讼不绝。封回以镇远将军、安州刺史之任入朝为太尉长史，元匡以征虏将军，恒州刺史之任入朝改任宗卿，这两个人的升迁授任，都有先诏。所以守宰应当蒙受恩泽的道理，都在此体现出来了。就连州佐亭长之徒，陪臣郡丞之辈，还应蒙受天泽降临，荣及当时。然而，参佐的任命是因有府主，如今府主没有受恩泽而佐官却独享，弃本赏末，愚臣认为不合适。如今之计，刺史、郡守等官均以封回、元匡为准，晋升他们的级别，使之没有怨言，尽心效忠国家。”元澄的上奏却碰了个硬钉子，年幼的孝明帝下诏曰： “自今以后，内外事务，凡经先朝处理过的，本朝不准重新提及。”元澄从政多年，哪肯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接着上奏说： “为臣听说尧帝设谏诤之鼓，舜帝又设诽谤之木，都是为了广采民间意见，明智地治理天下。自从太祖拓跋珪开基以来，隆化自远，圣主相承，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九个皇帝。他们都思过如渴，对谏言重似千金，所以称为无讳之朝。高祖孝文帝年幼就继位大统，文明太后辅佐其治理国家，改变官制，移风易俗，都没有违背经典。到兹圣(文明太后)临朝执政，母仪于天下，对毫厘之差，都应从速改正，如果谬差千里，驷马难追。所以，礼制有损有益，事情有可有否，父亲有诤子，君主有谏臣，因此，防川之论，小决则通; 乡校之言，弃则败国。对于过去的冤情，可以依照先朝的故事处理。况且先朝受屈的人，不是因犯错受屈，有的是因有司的爱憎导致的，有的是因执事人偏见引发的，只凭一张空文说犯法，便真的犯了法，像这样的冤案，实在可哀。乞请陛下收回今天的诏令，依前朝之诏令。”孝明帝对这位老臣也无奈，只得又下诏说： “可以依从往制。”
元澄为了进一步劝说孝明帝和皇太后，在上表后又上了《皇诰宗制》和《训诂》各一卷以示劝戒。不久，他又提出了利国救民的十条施政政策： 一是关于律度和量衡，国家和私人的不相同，应当统一。即统一度量衡。第二条是关于教育。应当大兴学校，以明扬选拔罢免官吏之法。三是应不计私怨，各举自己所知的人才。四是在国家规定的五调之外，不得再向百姓征收其他租税，给百姓三天自由的时间，做自己愿做的事情。第五，地方官都要有升有免，以示赏罚。第六是逃亡他乡的人，其应纳赋税由他人代交，逃亡定居他乡时间长久的，如果不是伎工，可听任他们住下去。第七是边防兵有开小差的，也有确实阵亡的，都必须查清楚。如果三长及近亲确实隐蔽佃客不服兵役可征他们代服兵役。第八是世代为工商户的又征收他们租调，无法堪受，如今请求免除他们的租调，使他们能够专心于自己的行业。第九是禁止三长勾结为奸，不得瞒上私自世袭其职，户数不满标准的地区，应随近处合并，不得擅自立长。第十是羽林虎贲军，在边防有战事时，暂时可前赴作战，那些常戍兵，应当派蕃兵去替代他们。他的这十条施政条款，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当胡太后把他的上奏下达给群臣议论时，有反对的，有赞同的，不能统一起来，就这样，他很有见地的改革政策只能悬而未决。
当时，京师四中郎所将兵数寡弱，不足以捍卫京师，元澄上奏指出应当以东中郎带荥阳(今属河南)郡，南中郎带鲁阳郡(今河南鲁山)，西中郎带恒农郡(今河南灵宝北)，北中郎带河内郡(今河南沁阳)，选二品或三品官中亲贤之人堪任者来担任统帅，配备以强兵，如此这般就可以起到深根固本、强干弱枝的作用。他这一计是十分重要的，开始时，胡太后想用他的计谋，后来议论的人有很多都不赞同，所以此计未用，恐怕当胡太后命丧河阴时也想不起曾经有这么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计策吧。元澄很不甘心，又一次上表申明自己的意见说： “巩固根本应强国，安不忘危，所以虽然有文事，也不忘武功。况且如今南方有梁朝猖獗，北方又有强敌相结，形势难料，倘若忽然来敌侵犯，振动关畿，到那时，再用四府的老弱羸卒，又如何抵防?在太平之世，还可以寄希望于平安，如果为了长久之计，恐怕不是良好的策略。以愚臣之见，郎官带兵，又兼任民职，可以省官增加俸禄。乞请依照前制，增兵益号，他们的将位已重，那么回报国家的心就越深，使军队和郡县互相依靠，如此就可表里相济，朝廷没有四顾之忧，奸宄之人也断绝了窥觎之望。”但终不被采纳。
这一年流亡他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流亡到边远的镇地，没衣没食十分贫苦，很多人都生病或饥饿而死。如果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必将酿成大祸。元澄上奏要给流人及妻子一年的粮食。这回孝明帝总算听从了他的建议。元澄虽身为宰相，但施政一直不能顺利进行，加上胡太后专权，为政腐败，使他忧郁致病，他不得不要求辞职养病，但孝明帝不许。正巧，梁又在浮山截拦淮水为堰，想以此来用水灌淹长江下游的寿春(今安徽寿县)。形势危急，只得让元澄出任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率众十万人，将要南伐，准备就绪时，却又传来淮堰自坏的消息，梁的计谋不成，这才没有南下。
七
北魏原是生活在我国北境的少数民族，当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拓跋贵族大部分迁居中原，但北方重镇的镇将仍居北方，捍卫北魏的安全。随着拓跋氏封建化的深入，重文轻武之风渐盛，镇兵、镇将的地位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原来不可一世、威风凛凛的镇将、镇兵，如今已为世人所不齿，而且往往将犯了罪的人发配到边境为镇兵。镇兵成为贫贱的象征，镇将的选拔也不予重视，这种现状让元澄心中十分不安。一旦边贼乘虚而入，那么祖上的山陵将危在旦夕。于是他上奏要求对重镇的将帅认真选拔，让他们大修城防，加强边备，谁知孝明帝竟否定了他的建议。事后不久，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入侵，一直打到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那些非将才的镇将大多都叛乱而走，入侵的劲敌甚至进犯了祖宗的山陵(坟墓)。事实证明元澄的预见是正确的。
京城府寺还不健全，元澄上奏说，如今刚刚兴兵打完了仗，不宜征发百姓，但府寺又不能不修，干脆下令各州及司州郡县中犯有十杖以上百鞭以下的人输物赎罪，交纳绢一匹，交砖200块，这样积少成多，来修建府寺。孝明帝认为可行，下诏依从。但太尉、清河王元怿上表奏其事，反对这样做，于是诏不从。元澄只得再次上奏说： “臣听说赏赐一定遵从道法，目的是防备淫人为奸; 惩罚不滥施用，以此警戒世人。所谓刑，就是侀。每次圣上垂恩都有三次赦宥。秉持法规，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因此，无论大小之狱，都要以真凭实据来考查，如有一人冤枉，便有损于王道。刑罚的得失，乃是兴废的关键所在。最近听说司州牧、高阳王元雍拷杀了奉朝请韩元昭和前任门下录事姚敬贤，虽然是因为公事，但还没有充足的理由。为什么呢?如果韩元昭等人罪状明显，死罪已定，也应当在都市当众用刑，与众人共同舍弃他们; 如果他们的罪过还有疑点，证据不足，事情的原因没有弄清楚，就不应当让下官将他们杖鞭而死。草菅人命，伤理败法。前年，某州大市时鞭杀了五个人，后来查清实情，这五个人没有丝毫的罪过。如今又酷害人命，以致于此。朝野人士议论纷纷，心怀惊愕。如果生杀之权操于下，生杀之权专于臣，那么人君之权又如何使用?自从开古以来，圣明之世，未曾听说有这样的事。今请求以所见之事交付廷尉来推察，检验他们犯罪的实情，考察他们被杀的理由，使是非分明，幽魂安息。”事关人命，孝明帝不得不听从。
元澄为官，从不回避问题，他只要有意见便提出来。关于北魏所实行的均田制。他上奏提了八条意见，很有见地，为朝廷采纳，对时政大有益处。又有近年来，尚书省的文件，各曹需要时，就借出去查看。当时公车署认为理冤事重，奏请要查找真案。元澄借机上奏认为，尚书是为政之本，特别要慎重，所以凡是奏事，都由阁道来传递，大概是因为事情是机密的，防止泄露出去。但如今反而轻视了尚书，在朝廷内还设有禁条，但在朝廷外边就更宽松了。他建议应当写好意见，交付公车署保管。诏从之所议。元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人正直大度，不计私利。有一次，西域哒和波斯各国都借公使派人送给他宝马，而元澄却把这些应归自己的马匹交给了太仆，以此供国家所用。孝明帝很佩服他，特地下诏说： “任城王的廉贞之德，有过于古人，可将马匹交付厩处，以成他君子高尚之美。”
御史中尉、东平王王匡奏请取宣武帝景明元年(500)以来的内外考功簿、吏部的任命书、中兵的功勋册等，想校对出所谓盗官窃阶之人，灵太后同意了。元澄认为这怕是无事生非，于是上奏说： “臣听说三代末期的弊端，是因为有了繁杂的刑法; 而汉代火德之兴，关键在于有约法三章。想求治国根本，莫过于省事清心。使在职的群臣，都有萧何、曹参之心，以赞辅圣化。如此这般，那么上下互相安定，远近互相信任，百司不敢懈怠，事情没有过失。臣以为景明初年到永平末年，内外群官三年一考课，到延昌之始才加以黜陟，五品以上的官，都到朝堂，由圣上亲自考察; 六品以下的官，照例敕判。自从世宗宣武帝去世后，大赦有三次，所以，翻查旧簿、进行追查，以愚臣之见，谓为不可。又尚书的职权分明，枢机出纳各有规章，不是随便可查的，身为人臣应恪守其职，思不出本职权限，自励洁已。岂能有取一省之文案，取天下之文簿，寻找两朝的事，穷追不舍。像这样找过错，又有谁能受得了! 这样的事，就是在圣朝也要慎重。”灵太后认为他的建议有利于她的统治，可稳定人心，于是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八
对这位历奉三朝、德高望重的宰相，孝明帝、灵太后对他还是十分敬重的，升迁他为司徒公，人臣之贵已极。他仍旧担任侍中、尚书令一职，他尽心尽力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经常上奏提出建议。这次，他对与南方的关系阐述己见：
世宗宣武帝时命将授旗，使淮水、汉水一带自愿臣服。缵武修文越来越受重视。陛下正当康盛靖治之时，岂能安于现状?然而，取外之理，要以国内强盛为基础，图人之本，首先要自己有防备。萧衍虽然虐使其民，但他窥觎我之心不死。如果遇到我空虚疲弊，士民调窘，老贼萧衍还会乘机扩张，像他这个人不去图谋他，恐怕要受到他的谋害。而陛下正当年少，又有皇太后总御天机，如果提拔贤能之士，重视官吏的选举; 赞赏忠清之士，旌扬有才能的人; 修整干戈，蓄养熊虎之士; 重视农桑。七八年间，陛下圣略方刚，即使愚臣也还能堪任戎伍，荷戈带甲之兵。老贼萧衍罪恶满盈，势必不能持久，其子弟又昏庸无能，祸逆已显而易见，乱亡的征兆已灼然可见。强者兼并弱者是有征兆的，老天给予陛下的时机已为期不远了，为迎接大同的到来，最好有所储备。
然而近年来，我朝大损财力。饥饿之民，散遣他乡，国家的赋税收入没有增加，但开支却越来越大，这是为臣日夜担忧、不得安息的事情。如今猎场经常修整，仓库马厩建了不少，府寺等没有不周全的。可是朝廷的省府却窄小的很，而诸寺灵塔却样样俱全。大凡贫困出英杰，骄横奢侈多亡国。思前王立功，储力聚财，以待时机。
当时，灵太后倾心于修缮佛寺。在京师大动土木修建永宁寺、太上公寺等，其功费甚多。而各州均造五级佛图，又多次召开齐会，每施物布钱动辄以万计。百姓疲于土木之兴，金银的价格为此而大涨，各级官府，纷纷捐赠，日有数千，剥削百姓不择手段。针对时弊，元澄上了这一表，虽然灵太后知道他是说自己，但对他仍是以礼相待，政无大小都要征求他的意见，由他参与决断，虽说并不真正采纳他的意见，但他仍旧尽心匡辅，凡事有不便于百姓的，他一定尽力谏诤。内外百官无不敬惮他。
孝明帝神龟二年(521)，一代元老病逝家中，享年52岁，帝诏给赙布1200匹，钱60万，蜡400斤，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身，由大鸿胪去办丧事，下诏百僚都要吊丧。赠他假黄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太尉公，加特殊礼，备九锡，一律依晋代大司马齐王司马攸的丧事。谥号文宣王。葬礼十分隆重，随葬品丰盛。灵太后亲自为他送葬到郊外，停车悲哭不已，使左右无不感动流涕。百官前往吊唁的有千余人，呜咽和哭泣的声音回荡在郊外。当时人认为这是最高的哀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