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魏孝文帝初年，冯太后临朝执政，是为历史上的文明太后，这文明太后可不是等闲之辈，她是北魏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一位具有远大心胸、博通古今的历史人物，政绩显赫，光耀史册。她的成功主要是得力于重要的忠智之臣的辅佐。为奖赏他们的功绩，特给其中有重大功绩的人各赐金策，允许他们日后若有犯罪可以不加其死刑。享有这殊荣特权的几位谋忠之臣有元丕、陆睿、李冲和本文的主人公之父于烈。
于烈乃是先代宰相于洛跋的长子，家世为北魏贵族，所以，在于烈少年时，便拜任羽林中郎将。少年于烈寡言少语，威风凛凛，有一身正气，见其面便知其不可犯。尤擅长射箭。孝文帝延兴初年(471—477)，敕令他领宁光宫宿卫事，保卫皇上。因多立战功，赐爵为昌国子。又升迁为殿中尚书，赐帛3000匹。加散骑常侍，迁前将军，又进其爵为洛阳侯。转任卫尉卿，加镇南将军。到孝文帝亲政后，为了加速本民族的发展，决定迁都洛阳，进行汉化。因为北魏是少数民族，长年居住在北方，对于迁都洛阳自然是件难以接受的大事件，他们怀恋故土，不愿南迁，对南迁持有多种不同意见。于烈积极支持迁都，深得孝文帝器重。让他坐镇代地。敕令平城(今山西大同)的所有庶政，全部由于烈参掌。南迁洛阳后，因其忠诚可嘉，迁他为光禄卿。
于烈有五个儿子，于忠排行第二。于忠字思贤，本字干年。因出身贵族家庭，少时便拜任为侍御中散。在孝文帝初年，冯太后执政，刑法很严峻，在宫中的侍臣，几乎没有不犯点罪的，只有于忠质朴正直少言语，始终没有犯过错。到太和年间，他被授以武骑侍郎，而且就是在这时，被孝文帝赐名为登。于忠由此有了于登之称。太和十九年(495)，朝廷大选百官，于登引征前例要求连升自己的官职。父亲于烈对儿子上表要求做官的事很生气，他赶紧上表说： “为臣的上下左右近臣，决不引荐一个人。当今圣明君主在世，理应使臣下谦让为先，谁知为臣之子于登却引例要求进职，这是由于为臣一向没有管好，乞请发落。”孝文帝说： “这才是有识之士的言论，不是于烈不能如此。”于是召见于登，诏令说： “朕今在新都创礼，明扬天下，卿的父亲上了谦让之表，大有正直之士的风操，所以看在你父亲的份上，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同时又加封于烈为散骑常侍，封卿城县开国子，食邑200户。
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守旧大臣穆泰和陆睿在旧京平城谋反，这次叛逆，代地的旧族大姓，参予密谋或举事者几乎是所剩无几，只有于烈一宗族没有染预。孝文帝对他的忠心十分欣慰，所以更加器重他。
太和二十二年(498)，孝文帝南征，令于烈参决军中大事。太和二十三年，齐东昏侯萧宝卷派其太尉陈显达进略马圈(今河南镇平南)。孝文帝带病南征，令于烈为留守洛阳事，不想孝文帝驾崩于行宫，彭城王元勰总统六军，因有战事故而秘不发丧，急整军返回洛阳，同时以诏之名召东宫太子元恪到鲁阳(今河南鲁山)见驾。又因为于烈有留守京都的重托，秘密报他孝文帝去世的消息。于烈得知后，处理政务，安排各部门，神色不变，一如既往。
元恪即位，是为宣武皇帝，对于烈的宠用一如父皇时期。人常言一代天子一朝臣，宣武帝上台后，咸阳王元禧身为宣武帝的叔父，出任宰辅，权倾一时，不把其他大臣放在眼里。一次，他派家僮给于烈捎口信说： “须要原来的羽林、虎贲禁卫军执仗出入保护，于领军(烈)可为我差遣他们来。”对这种依仗权势便想发号施令的人，于烈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他依理答复说： “天子尚不懂政事，同事都归宰辅处理，本领军只知掌管宿卫事务，如果有诏令自然不敢违背，于理来讲，是没有私给禁卫军的。”家僮只得空手而归，把于烈的话又说给了元禧听。元禧十分生气，非要与于烈争个高低不可，又派家僮去称： “我元禧乃是天子的儿子，亦是天子的叔父，元辅的命令，与天子的诏令有什么不同?”这真是口出狂言，大逆不道。于烈闻听此言，脸色大变，严厉地回答他说： “前不久，还不敢称自己是什么天子的儿子、天子的叔父。如果有诏令，应当派官员前来，而今却是私家奴来索求官家的羽林军，所以，我于烈的头可得，而羽林军是不可得的!”这下可得罪了元禧，元禧厌恶于烈过于刚正直率，于是想办法把这个眼中钉拔去，可又不能做得很过分，只好上议要求把他外调，宣武帝不明真相，听从了元禧的上议，授他使持节，散骑常侍、征北将军、恒州刺史。而于烈十分不愿外任，多次上表乞请停止外调，宣武帝在元禧的鼓动下，对于烈十分优礼，但却不答应他的要求。于烈实在无奈，就对彭城王元勰说： “殿下难道已经忘记了先帝的南阳诏令?如今硬是逼老夫到这种地步。”于是称病辞行，就是不肯离开京城。就在这推推拖拖之时，朝廷又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使于烈的前途为之改观。
事变的起因来自咸阳王元禧，这位目空一切的宰辅大臣原本是孝文帝的长弟。他品行恶劣，骄奢无度，贪财淫色。他这种劣性早为冯太后和孝文帝所知，故而经常劝诫他。他没别的本事，只会心口不一，阴一套阳一套，取得了孝文帝的信任，到孝文帝交托后事时，他以天子之弟的重要身份，取得宰辅之任。人常言：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元禧变本加厉，他的姬妾达数十人，却仍然不满足。在生活上，他穷奢极欲，衣被皆锦绣，车乘皆华丽富贵，这还嫌简约，其奢侈皆如此类。到他受遗诏辅政时，身为宰辅，却把政务委托给他人，无所作为，私下里又接受巨额贿赂，其家富到巨万，家有奴婢数千，田业和盐铁业遍及远近，他的臣下小吏僮仆也相继经营私产。这些事情被宣武帝得知，宣武帝甚是厌恶，对他擅自专权，倚老卖老，常常轻待自己，更是痛恨，于是密谋废除他。这回于烈、于忠父子可有了大显身手之机。景明二年(501)春，宣武帝以礿祭(是皇帝春祭宗庙的名称)为名，将三公全部召致庙中入斋，在这天的前夜，宣武帝召见了于忠(登)，对于忠讲了他的意思，又说： “卿的父亲忠贞可嘉，是社稷大臣。明天早上可早些时候入宫，我有其他安排。”于忠马上明白了宣武帝的用意，他奉诏令出见父亲。天刚蒙蒙亮，于烈收拾好一切，悄悄地入宫去见皇上，宣武帝给他了一道诏令，于烈急忙接过，只见上书： “诸位皇叔父慢怠朝政，越来越不可委以重任，今天，想派卿带兵召见他们，卿可胜任?”于烈心跳不止，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叩头回答说： “老臣历代奉朝，大多是因有才干有勇气才被圣上赏重。今天这件事，臣不敢推辞。”于是，他率值阁以下的禁卫兵60多人，宣旨召见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护卫他们来到宣武帝的面前。在光极殿，宣武帝诏曰： “元恪(宣武帝)虽然孤陋寡闻、不明事理，但却身负重任，继承了大统，不想连年疾病缠身，身体瘦弱，多亏了各位叔父，才苟延下来，至今已有三年了，不能再叫叔父操心了，今天我便要亲摄政务，各位叔父将还各自府中，另有处分。”就这样，各王公纷纷叩头谢恩，归政于宣武帝。这次归政多赖于烈、于忠父子。事后，任于烈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军，进其爵为侯，增加食邑300户，共食邑500户。从此后，他长期在禁中当值，机密大事他都参与。
宣武帝亲政后，元禧等人心怀不安。这时又有流言传播，说宣武帝想诛除元禧。元禧更加忧虑。为了保全自己，元禧谋反之心日益强烈。同年五月，宣武帝北巡到小平津(今河南洛阳北)。乘此良机，元禧等人想谋反，因准备不充分，这一天从早到晚，一直犹豫不决。事情被武兴王杨集始所知，他急驰而出北邙，前去报告事变。当此之时，宣武帝在野外打猎，其卫从人员分散各处，值班的宿卫兵只有几个人，在杨集始来到后，宣武帝也慌了神，不知该如何应对。站在身旁的于忠进言道： “臣世代蒙受国家的殊宠，当全力效忠王室。臣父身为领军，可将留守大任交付给他，严加防范，一定没有什么忧虑。”宣武帝于是派于忠急驰去侦察敌情和形势的变化，于烈在京都也有所耳闻，急忙作了布置，为了安定宣武帝的心，他派儿子于忠去告诉宣武帝说： “臣虽是朽木年迈，但心力尚可，这帮人十分猖狂，但也不足为陛下所虑。希望陛下暂缓回京，以此安定民心。”宣武帝听于忠说完他父亲的话，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元禧等人得知事已败露，仓皇出逃，宣武帝也安安全全地回到了宫里。下诏于烈让他派值阁叔孙侯带领虎贲300人前去追拿要犯元禧，没多久，元禧被缉拿归案。平定元禧之乱，多赖于氏父子之力，故此宣武帝对于烈父子更是一番感激之情。他抚拍着于忠的后背说： “卿甚解人意。”赐他帛500匹。又说： “先帝赐卿名登，固然是个好名字，可是朕对卿的忠诚更为赏识，今天，改卿名为忠。一方面表示贞固之诚，另外也是名实相副。”宣武帝对于氏父子的这番情意，按理来讲还有一因。
当初，宣武帝刚开始亲政，于烈为领军，总有心旅之任，考虑到宣武帝的嫔妃没有完备，便鼓动手下人劝谕宣武帝，说于烈的弟弟于劲有一德貌双全的女儿，尚未婚配，于是，宣武帝将她迎入宫中做贵人。当时于贵人年14岁，甚得宣武帝的宠爱，没过多时，立她为皇后，这就是宣武帝的顺皇后。顺皇后性情温和，静默宽容，不妒忌，更加使宣武帝爱怜。这时，对于氏父子更为看重。谁知好景不长，同年八月，于烈暴病而亡，享年65岁。宣武帝在朝堂为他举哀，给东园第一秘器，朝服一具，衣一套，赐200万钱，200匹布，赠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为钜鹿郡开国公，增加食邑500户，和前封户共1000户。于烈虽死，可其子于忠尚在，于忠因佐宣武帝亲政立下大功，为日后操纵大权铺下了道路。
二
父亲的去世，使于忠悲伤至极，他辞去了所有职务，在家守孝。因朝政不稳，不久，便让他官复原职，并升迁为司空长史。当此之时，太傅、录尚书、北海王元详步元禧后尘，亲尊权重。朝野人士纷纷拜倒在他的门下。将作大匠王遇为迎合他，曲意奉迎元详，做什么事都是随元详所愿。一次，在处理公事时，于忠当着元详的面，责难王遇说： “殿下(元详)是国家的周公，匡衡王室，他所须才用，自应由朝廷有关令旨来下达。怎至于阿谀附会权势，以损公惠私呢?”王遇当场很是尴尬，坐立不安。在场的元详面有愧色，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度仁量，元详还当场答谢了他。其实，于忠已把元详得罪。迁于忠为征虏将军，余官不变。因平定元禧有功，封他为魏郡开国公，食邑900户。不多时，升迁为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每每以耿直正辞为元详所忿恨。有一次，元详实在忍不住对他的气愤，指着于忠的鼻子说： “我很担心看到你死在我前面，却不用担心你能看见我死!”于忠不卑不亢地说： “人生在世，自然有了定分，如果命中注定应该死在大王您的手上，就是回避也免不了，如果注定不是这样，就是大王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为了陷害忠直的于忠，元详借于忠上表辞让之际，密劝宣武帝任于忠为列卿，解除他的手下人，允许他让爵位。宣武帝听信谗言，诏令允许他的辞封，进封他为太府卿。很长时间，于忠没有得到重用，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元详事件。
北海王元详，字季豫，是孝文帝的小弟弟。他在兄弟中是长得最漂亮的一个，而且举止颇有风度。孝文帝朝，他还比较规矩; 到高祖孝文帝驾崩后，他以司空的身份辅政; 到宣武帝亲政后，升迁他为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当元禧谋反后，他为了避难上书要求解职。但宣武帝不许，升任他太傅、领司徒，侍中、录尚书事不变。这位皇叔父在得到皇上侄儿的亲宠后，便忘记了哥哥元禧的下场。他的权势使他昏了头，其贪性越发不可收拾，贪污受贿，对公私商业无不剥夺; 他亲狎小人，对他们的请托无所不应。家珍充盈，又有喜色之好; 他的住室建第，开山修池，所费巨万，又在东掖门之外，大路以南，驱走百姓，占据民宅。甚至有的人家的丧柩还停在客厅里，没有发丧，他不准人家请求拖延时间搬家，让人把棺材抬到街上，路人怨声载道，无不怒目而视。元详的母亲高太妃，也放任甚至纵恿他，有时候还亲自命人殴打别人，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恨!
元详事败起于淫乱，他的正室王妃是宋王刘昶的女儿，不得他的欢心。他对范氏小妾宠爱有加，俩人十分相爱，谁知范氏命短，年纪轻轻便去世了，元详痛不自胜，上表为范氏请求赠封平昌县君。此后他耐不住寂寞，与元燮的王妃姿色绝伦的高氏私通。高氏不是一般人物，她是当朝最受宣武帝宠佞的茹皓的妻姐。宣武帝亲政后，对茹皓的信任更是有加。正因这种关系，连皇叔北海王元详都得畏惮依附于他，并和他共有淫荡之好，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元详虽然贪侈聚敛财货，朝内外无所不知，但宣武帝对他还是礼敬日隆，依旧重用，军国大事都由他总而决之。每次上奏，没有不附和的。元详还经常住在华林园的西隅，与都亭、宫馆更为接近，也有直接通往华林园的后门。宣武帝经常暗中到他的住所，放纵畅饮，没有限度。宣武帝身为一国之君，不但不加以制止而且助其腐败，对元详的母亲高氏，称为阿母，为她敬酒，视若家人。当元详与茹皓相互勾结、为非作歹之时，新兴起的奸臣高肇取得了宣武帝的欢心，为了扫除阻挡专权的障碍，高肇告发元详与茹皓密谋造反，于是权盛一时的元详被废为庶人。这一政变，使局势大变，原先为元详所排挤的官员又得到了重用。正始二年(506)秋，诏于忠为使持节兼侍中，西道大使，巡视西方。
西道大使的权限很大，大凡州刺史和镇将罪恶昭著者，将其罪状上报后，郡守、县令以下犯罪者，有权立即处决。当时于忠为西道大使，抚军将军、尚书李崇为东道大使，全面负责考察审核工作。这次出使，于忠弹劾并州刺史高聪，有200多条罪状，按规定处以大辟之刑。因出使有绩，回朝后，升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就在这时，他的继母病逝，他辞职回家守丧。直到满服后，才出入仕宦。授他为安北将军、相州刺史，继而转任卫尉卿、河南邑(今河南洛阳西郊)的中正官，掌管着京畿所在地洛阳在内的统治中心的官吏选拔大权。这年，宣武帝诏令于忠与吏部尚书元晖、度支尚书元匡、河南尹元苌等研究考核裁定代方的大姓世族。因为定了门第之后，才能选官，所以要先排好姓族才行。于忠一向忠正，是是非非他心里有一把尺子，让他去断定姓族是很恰当的。可是，继元详专权的另一佞臣便是除掉元详的高肇。高肇忌恨他为人正直，想把他调到外地去，于是对宣武帝说： “中山(今河北定县)是我国的要镇，捍卫中山需要真才实学的人，于忠是位很有才能的官员，最适合此任。”宣武帝昏庸不明其真正的用意，同意了高肇的意见，授于忠为安北将军、定州刺史。只是这回宣武帝变得比以前聪明多了，他下诏后，回到寝宫，反来复去睡不着，他开始琢磨高肇的用意了，渐渐他明白过来，第二天上朝后，他又下了一诏，改授于忠为卫尉卿、领左卫将军、恒州大中正。同时，为了安抚于忠，又派中使官到他家下诏说： “卿自比为股肱，但却被朕剥夺了这份心情，使朕无所寄托。出任方伯虽然重要，但与评定姓族相比却是轻职。所以，现在要取消对你的外任委给你内务。望卿勤夙无怠、不负朕意。”就这样，于忠被宣武帝留了下来。
三
宣武帝延昌初年(512)，于忠出任都官尚书，加平南将军，领左卫，中正官不变，又加散骑常侍。于忠在宣武帝面前越来越重要。曾经有一次，于忠侍奉宣武帝入宴，当着群臣的面，宣武帝赐给他剑杖，并举酒对于忠说： “卿家世代秉持忠节，故而历朝都以禁卫要职相委托。过去曾因卿忠诚可嘉，故赐名为忠。今天因卿才堪以御侮，所以把御剑杖赐予卿。是为了遵循其名而取其义，也就是情深义重。卿出入周旋，要经常带着自防。”于忠赶紧跪下叩头陈谢。在场大臣无不知宣武帝之心的，很多人都羡慕不已，于忠满面红光更是得意非凡。又升迁他为侍中、领军将军。于忠当面陈让说： “为臣才学浅薄，不能堪任文武之职。”宣武帝说： “当今有学识、有文化的人不少，但论心直却不如卿。想使卿勤劳于下，朕就会无忧于上。”
可是宣武帝并没有安稳地享几天福，延昌四年(515)正月，宣武帝大病不起，没过两天，驾崩于式乾殿。当夜，于忠和侍中崔光密议，派右卫将军侯刚去东宫迎太子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因孝明帝年仅6岁，不能亲临政机，故而于忠和门下省商议，由德高望重的太尉、高阳王元雍入居西柏堂，处理庶政，任城王元澄明德茂亲，可任尚书令，总摄百揆。并上奏到皇太后的中宫，请求立即敕令授任。而御史中尉王显和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等人企图阻拦，他们和皇太后高氏相勾结，排挤于忠等人，将于忠的上奏搁置一边不用，想“矫”太后令，以高肇为录尚书事，王显与高猛为侍中。形势十分紧急，负责禁卫军的于忠当机立断，在殿中捕杀了王显，这才稳定了局面。
于忠本居门下省，又总掌禁卫，虽说名义上是元雍和元澄执政，而实际上却是于忠秉持朝政，自此，他权倾朝野、盛极一时。当初，在孝文帝太和中，军国事多，孝文帝因军费用度不足，减去了百官四分之一的俸禄。于忠擅权后，想用小恩小惠稳固自己的地位，就把太和时减去的四分之一俸禄全都补给了臣僚，而且给每位官员进一位级。过去的制度规定： 天下百姓在交绢布一匹以外，再各输绵麻八两。于忠为笼络民心，也把多收的绵麻还给百姓。这样在他掌权之初，实施的这些措施也真见了效，朝野上下对他颇有好感。当于忠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后，他进一步为自己捞政治地位，他对高阳王元雍说： “当初，宣武帝在世的时候，已经许诺我要给我特别升级。”元雍上台是得力于于忠的，现在于忠向他暗示自己的要求，他哪敢违命。于是他顺着于忠的意思，上书皇上加于忠为车骑大将军。于忠觉得车骑大将军还不够配称自己在新老皇帝交替之际所立下的安定社稷的功劳，他公开讽喻百官，让他们上书要求加自己更多的封赏。这样，太尉元雍、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商议后，认为于忠是不能得罪的，只能按他的意愿去办，他们上议孝明帝，要求加封于忠为常山郡开国公，食邑2000户。百官都认为应当这样。于忠又怕自己树大招风，又讽喻朝廷给门下省的官员全都加封食邑。
于忠权势的膨胀，必然引起别人的不满。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因为于忠权势日益强盛，私下劝太尉元雍将于忠外调任职，于忠听说后，对郭、裴二人恨之入骨，他逼迫有司诬奏俩人有罪。但郭祚曾任孝明帝的师傅，裴植曾把自己的地盘纳归国家，这俩人让皇上下诏杀掉，怎么可能呢?但是于忠还是矫诏杀了俩人，并将元雍废职权，仅以封王还第，回家养老。由此引起了朝野的愤怒。为了压住人们的不满情绪，于忠又想矫诏杀元雍。为了妥善起见，他事先征求侍中崔光的建议，谁知崔光坚决反对，于忠这才没杀元雍。自此以后，诏命生杀大权，皆出于于忠之手。
四
孝明帝即位后，尊生母胡太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居住在崇训宫。当时，于忠以仪同三司的身份出任尚书令，并领崇训宫卫尉。也就是说，他不仅是当朝宰相，还掌握着宫中的军权。他原来的侍中、领军之职也不变。正因于忠权重，对皇太后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当胡太后临朝执政后，只任于忠为仪同尚书令，加侍中之职。于忠当尚书令仅十来天，胡太后在崇训宫召见门下省的侍官，问他们说： “于忠身在端右之任，他的名声怎样?”胡太后这一问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些一向善于玩弄政治权术的人，同声说： “不称职!”胡太后满意地笑了。于忠自此开始走下坡路，出任使持节、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
让于忠交权下台的时候到了。与胡太后私通的清河王元怿拉拢一伙人上奏称： “先帝(宣武帝)仙逝之初，皇上孝明帝登基之始，天下安然。至于奉迎舆驾，侍卫省宫，这乃是臣子的常节，是职司的常理，不容许以此为自己的功劳，更不能借此广开自己的食邑。臣等前些时候上议广建茅土的人，是因为畏迫权威，以苟色暴戾。因此，在上议之际，以十三日晚入宫的算是没有功勋的，足以拒违矫令、抑黜奸回者，才可褒叙。因前侍中臣于忠总摄文武大权，侍中崔光长期在枢密之任，为赞同其意，故此只赏赐二人。如今尚书臣昭等人不断上诉，奉敕重新上议。按王显阳谋结奸徒，其阴谋没有得逞，高肇又同为凶逆，开大祸之端，事应遇戮。而于忠等人处理其罪，只治其身，不至于孥戮，又控出罪人，穷治不尽。按法律国制，其事不应轻视。到皇上改历数，圣后(灵太后)居别宫，母子相隔离，人情道绝。这都是于忠等人的过错。其功远小于其过。又于忠专权以后，擅自掌握生杀大权，动辄废宰辅，使朝野人士惊骇，远近怪愕。其功过相抵，全都不符合赏赐的规定。请求陛下按律令将其封赏剥回。”胡太后听从了元怿等人的上奏，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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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平元年(516)的春天，于忠的倒霉事又来了。元匡上奏说： “臣听说事奉君主不应有私革之心，奉侍君上不应曲意相迎。在宫车晏驾(皇上驾崩)、天人易位之时，正是忠臣孝子致节之秋。前领军将军臣于忠不能砥砺名行，只是自求多福，又敢矫制，擅自除假，他清官显职，日见隆崇。为臣在蕃国之时，心归国家，有书信往来，对于忠等人的行为甚是气愤。他们伤礼败德，而于忠是罪魁祸首。谨安臣于忠世代以功勋卓著，品德高崇，受到历朝的隆宠，让他们出入禁中，侍卫在皇上左右，参于政事。而于忠以国有大灾为幸事，肆意专擅朝命，甚至没有人臣之心。裴植、郭祚受到冤屈，宰辅元雍在圣主之世受到黜辱。他又自己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宫卫尉。想到他这些行为，便想让他无地自容。既事出恩后，应当对他行戮。请求派御史一人，令史一人，到其州去执行决断。又崔光与于忠虽同受遗诏，但人们都说崔光既为儒学大家，是朝廷的礼宗，又摄心虚远，不关心业务。而于忠以崔光声望崇重来逼迫他，他如果不与其相同，便有危祸。以二圣钦明，应深重昭恕。自从去年正月十三日，到八月一日，皇太后未亲览朝政以前，多有不安制度行令而权臣用命之事，擅相拜授官职，对已经恩宥的可免除其叨窃官职之罪。对已非时望，朝野所知，又冒阶进官者，全都应追夺。”这个欲置于忠死地的奏文报到胡太后处，胡太后下了这样的诏令： “有司所奏，实符朝纲。但是，关于于忠的事已恩宥，又蒙受特赦，不宜深追其罪。其余的意见可如奏文。”为了进一步解决于忠的事，胡太后又下了一道诏令说： “因往年大讳之际，于忠多增其封邑，其报酬有悖道理，故为有司所剥夺。岂能因一时的错误，而弃其余功于不顾?于忠担任禁要之职，其诚节皎然，应当褒赐给他山河，以安民望。可为灵寿县开国公，食邑500户。”
为什么胡太后对于忠能客观地评价呢?这并不是胡太后多么宽容，而是胡太后有报答于忠的私情在里面。当初，宣武帝驾崩后，高太后打算谋害胡太后，这事被刘腾得知，刘腾又把此事秘告了侯刚，侯刚和于忠关系很好，这样，于忠就得知了消息。当时，于忠也不知该怎样做，他便求计于崔光，崔光对他说： “最好把胡嫔(胡太后)安置到别处去住，并严加守卫，一定要保全其性命，这是上策。”崔光是大儒学家，深知政权背后的诡计，他给于忠出的这一计，真为于忠保全了后路。于忠果真按他的计策去执行了，胡太后对他真是感激不尽，故此，胡太后以对刘腾、侯刚、于忠和崔光全都有这份私情，所以，当官员把于忠推向死亡之路时，胡太后才肯拉他一把。身处冀州的于忠想到自己毁他人之事太多，十分惧怕不得好死，想回京师以救自己。胡太后为了让他避开风头，不让他回京。直到熙平二年(517)四月，才升他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将军不变。到神龟元年(519)三月，又恢复了他的仪同三司之职，但这时于忠积郁成疾，未能拜任。
此时，虽然胡太后千方百计保护于忠，可朝野对裴、郭二人十分同情，裴氏和郭氏纷纷在朝中得宠。病中的于忠自知大势已去，自己必死无疑，便上表请求由领养的四弟的二儿子司徒掾于永超为自己的嫡子，以传封邑。胡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没过几天，于忠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病逝家中，享年57岁。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20万，布700匹，蜡300斤，赐他侍中、司空公。对其谥号有了争议。有司上奏： “太常少卿元端议，于忠刚直猛暴，专戆好杀，案谥法刚强理曰： ‘武’，怙威肆行曰： ‘醜’，故而应给他谥‘武醜公’为宜。而太常卿元修仪上议，于忠尽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谥法除伪宁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故应谥为‘武敬公’。二位卿上议不同。”胡太后下令，取“武敬公”为其谥。
于氏自曾祖时四世贵盛，其家族中出了一位皇后，四位三公，二位将军，三位尚书令，三位开国公。于忠性情多猜忌，不与胜过自己的人相交，他一生只与值阁将军章初环、千牛备身杨保元为断金之交。李世哲为了讨好于忠，首先私下里以金帛宝货贿赂章初环和杨保元，果为于忠所赏爱，把他引为心腹。于忠擅权昧进，为崇训宫所依，都是李世哲的计谋。于忠虽然没有儿子，却有一女儿，这女儿生性聪慧，稍解《诗》、《书》，灵太后临朝后，引她为女侍中，并赐号为范阳郡君，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女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