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刘宋元嘉(424—454)年间，有这样一户人家，父子皆为当朝命官，世人追求的模范。有一天，有人前往其家为那风华正茂的儿子提亲。父亲接待了来者，对这样的大喜事，为父的却说： “吾儿不配，但可与愍孙为婚。”闻听此言，在场的人无不把头转向一个清弱含羞的少年，只见那少年激动万分，热泪漱漱而下，站起身来跑了出去。这个名叫愍孙的少年，也就是袁粲。
袁粲字景倩，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生在官僚世家。他的叔父袁淑曾任太尉，他的父亲袁濯是个很有才学的人，曾被举为扬州秀才，可惜早亡，撇下孤儿寡母。袁粲的祖母可怜他小小的年纪丧失了父亲，故而给他起了个名字“愍孙”。愍孙的伯、叔父都是当世的豪族，而他却过着贫寒的生活。他的母亲出生在琅玡大族王氏家门，是太尉长史王诞的女儿，虽说她从小娇生惯养，可丧夫之痛使她变得坚强起来，她亲自操持家务，纺线织布，没黑没白地干活，供养儿子。愍孙深受其母的影响，少时非常好学，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少年时便以清远文才闻名于世。他的伯父、叔父们也格外看重他，所以当有人给他的从兄袁提亲时，伯父袁洵便说了上面的话，感动得袁粲泪流满面。
袁粲的风操、志行早为人知，故而他很早就入仕了。他起初为官是做扬州从事，当武陵王刘骏为安北将军、镇军将军、北中郎将时，袁粲为行参军。元嘉二十九年(452)，刘骏为南中郎将，袁粲为南中郎主簿。元嘉三十年，刘骏讨伐太子刘劭、皇子刘濬二凶时，转袁粲为记室参军。二凶之乱平定后，刘骏登上帝位，袁粲由此升任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侍中。从他入仕到入京一帆风顺，可仕途艰险却是始料不及的。
正当袁粲加官进级时，他因不注意礼节引来免官之难。孝建元年(454)，孝武帝在中兴寺率群臣行八关斋(是佛教徒所持的斋名。始于南朝宋齐时期，是说持斋可戒八恶。通称八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坐高广大床、不著华鬘璎珞、不习歌舞伎乐)，待用完中食(佛家的午斋餐)。袁粲又另外与黄门郎张淹去吃鱼吃肉，这为尚书令何尚之得知，奉法严谨的何尚之，秘密地告知了孝武帝，孝武帝很生气，派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了他们。由此，袁粲和张淹一同被罢官。孝建二年，又重新起用他为廷尉，太子中庶子，领右军将军。当时西阳王刘子尚甚得孝武帝亲宠，袁粲很有才华，孝武帝把他安排在子尚手下，出为辅国将军，西阳王子尚的北中郎长史，广陵太守，行兖州事。同时，他还担任永嘉王子仁的冠军长史，辅国将军和广陵太守不变。
在孝建年间，天下多不安，孝建二年还发生鲁爽、臧质等人的反叛，在这个过程中，袁粲维护刘骏的政权，所以在大明元年(457)，又召他为侍中，领射声校尉，并封为兴平县子，食邑500户。这个曾参议谋成大业、平定叛乱的才子也有不清廉的时候。大明三年，他接受了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丁彖文的财货，举荐丁彖文为会稽(今浙江绍兴)郡孝廉，事发，被免除了官职。可是没多久又被刘子尚召去，出任子尚的抚军长史，后又任中庶子，领左军将军。大明四年(460)，出补为豫章太守，加其秩禄为中二千石。大明五年，还京为侍中，领长水校尉，升迁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
因工作出色，袁粲于大明七年(463)，转任吏部尚书，位居显职。同年，皇太子刘子业加冠，孝武帝亲临东宫饮宴，袁粲和颜师伯也参加了宴会，酒过三巡，人们尽情地饮食，这当口袁粲劝师伯饮酒，师伯不饮，劝来劝去，两人翻了脸，袁粲大失风度，竟指着师伯百般羞辱，而师伯正为孝武帝所宠幸。平时，孝武帝对袁粲就反感，这是因为袁家是门阀大族，而刘骏家却起自寒门，别看袁粲自小贫寒，可是社会地位很高，所以，虽为贫寒，他也看不起富贵的寒门。所以孝武帝心下对他极为反感，又看到袁粲无所顾忌地羞辱颜师伯，大为恼怒，当即把他贬为海陵太守。
直到前废帝即位，才提升袁粲为御史中丞，可他推辞不任。又升他为吏部尚书，他才回京。永光元年(465)，迁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景和元年(465)，又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湘东王刘彧废杀了前废帝，自立为帝，是为明帝。改元泰始元年(465)，转袁粲为司徒左长史，冠军将军，南东海太守。
袁粲自幼仰慕荀奉倩(名粲)的为人，在孝武帝时，他的名字还是愍孙。他对孝武帝说想改名叫粲，可孝武帝不许。到明帝即位后，他又要求改名，明帝允准，自此改名为袁粲，字景倩。泰始二年(466)，迁袁粲为领军将军，带仗士30人入六门。同年，迁任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增封食邑300户，他固辞不受。泰始三年，他转任尚书仆射，不久又领吏部事。他以自己的才学深得明帝的亲幸，泰始五年，加任中书令，兼领丹阳尹。在泰始六年，当明帝在华林园的茅堂讲《周易》时，袁粲为他执经。又让他知东宫事，迁为尚书右仆射。泰始七年，令他领太子詹事，尚书仆射不变，未等拜任，就升任尚书令，丹阳尹如故。这时他位登宰辅之任，并任京师所在地丹阳的最高行政长官。不巧又因他在任尚书仆射时，曾选拔武卫将军江柳为江州刺史，此时江柳犯罪，由此牵涉到选官人，所以降任袁粲为守尚书令(守： 古代官吏试职为守)。可见袁粲深为明帝所倚重，明帝到晚年猜忌心很重，诛除宗室人员，特别是权势重的亲宗，对权轻位低的士族加以重用。泰豫元年(472)，明帝病危，袁粲和褚渊、刘
一起受诏顾命辅幼主，加班剑20人，给鼓吹一部。太子刘昱继位，是为后废帝，加袁粲兵500人。
后废帝未亲理朝政，下诏曰： “近年来，连年有不测风云，庄稼未收，百姓贫苦。朕以不才未弘政道，仍有很多犯罪的人，而且冤案堆积如山，未得到处理，朕日夜努力，但每每感到力不从心。尚书令可与执法人员处理刑狱，使冤案昭雪，使弊政昭苏，令下达到州郡，地方长官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
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和袁粲相依为命的母亲王氏病逝，袁粲痛不欲生，埋葬了母亲后，后废帝下令让他还朝摄政，加卫将军。但袁粲是个十分孝顺的人，母亲为了养他所吃的苦他记得清清楚楚，他太爱母亲了，敬重她，心疼她，怎能在母亲刚下葬就去做官呢?他推辞不受，朝廷相逼甚急，派来催他上任的中使官相望于道，不管朝廷备多大的礼，对一个真正的孝子都不会动心的，袁粲最终也没有接受。居丧期间他悲伤过度，憔悴不堪，每当祖日(祖： 祭名，出行以前，祭祀路神)和祥变(祥： 丧祭名，父母死后13个月而后祭为小祥; 25个月而后祭为大祥)，他常下令卫军谢绝来客。
元徽二年五月的一天，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叛。刘休范是文帝第十八个儿子，他一向木讷、浅薄，不为诸兄所齿遇。明帝对王景文说： “休范人才不及此(官职)，因为是我的弟弟，生来便当富贵。释氏(释伽穆尼)愿生在王家，是有原因的。”到明帝晚年，晋平王休祐因狠戾致祸，建安王休仁因权重不被明帝所容，巴陵王休若一向深得人心，都为明帝所害。只有休范无才能，不为人们所看重，才得以自保，他自己经常担忧祸至。到明帝驾崩后，主上幼小，时事艰难，寒素之人当权，小人秉政，休范认为自己是宗室唯一的长者，应位居宰辅，可是事与愿违。于是，他私结怨愤，招引勇士，缮治器械，准备反叛。就这样他在五月的一天举兵反叛朝廷，挥师东下，直逼建康。事发后，袁粲带病入殿，诏加兵随从其左右，在其府设置佐史。当时，兵难危急，贼兵已至南掖门，诸将无计可施，全都沮丧地等待着。而袁粲这位未打过仗的文官却慷慨陈辞，他对诸将帅说： “寇贼已逼近门外，而城内众人惶惶不安，情离沮丧。孤子我受先帝之托，辅佐朝政，本应以死相报。今天，我当与褚(渊)护军为社稷同死尸接着，令左右给他备马，其辞色悲壮。在场的陈显达等人都很受感动，抖起精神，出战迎敌，很快叛乱被平息。事后，授他为中书监，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元徽三年，他二次被任为宰相之职，迁为尚书令，卫军、开府不变。他推辞直到他服除后，才受任。此后又加任侍中，进其爵为侯，他又推辞不受。当时，袁粲、萧道成、褚渊、刘秉入值朝中，处理万机，时人称他们为“四贵”。袁粲闲默寡言，不肯主事，主书官每每前往咨决事情，有时他高
对之，时立一意，则众人不能改。家里不甚富有，平平常常。他喜好饮酒，善于吟讽，经常独自在庭院里饮酒，并以为乐事。他居住在南郭附近，有时候杖策独游，平常少与人往来，其门无杂客。到他受遗诏当权时，对四方辐凑，他都闲居高卧，无一所接，对那些谈客文士，他所见的也不过一两个人而已。
后废帝刘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是明帝的长子。初即位时，内忌太后，外惮诸大臣，还不敢肆情纵欲。可他自从亲政后，开始为所欲为，内外百官无人能制服他。自元徽三年后他经常只带几个或几十个人出游，把护卫队放在京师，有时十里，有时二十里，直到傍晚才回来。元徽四年后，这种野游更频繁了，几乎是每天都出去，和手下的解僧智、张五儿等人外出相逐，甚至夜出晨归，要么晨出夜归。到民间掠夺财物和良家女子，危害百姓，致使百姓白天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他小小年纪，却惨无人道，若一天不杀人，就闷闷不乐。内外百官无不惊慌畏惧。故而，在元徽五年的七月七日，萧道成与值阁将军王敬则谋杀了15岁的后废帝，迎立了安成王刘准为帝，是为顺帝。
顺帝即位后，袁粲迁为中书监，司徒、侍中不变。当时萧道成专权，居住在东府，派袁粲坐镇石头城。袁粲一向谦虚退让，安于守静，每有朝命任职时，他常常谦让再三，直到迫不得已才上任。而此时，诏令他移居石头城时，他立即顺从了旨意。因为他不想看到个人势力膨胀威胁皇室的统治地位。在他走之前，有观测星相的人对他说： “石头城上空的云气很异常，前往必有祸。”可是袁粲不答话，他知道自己该怎样做。顺帝又给他油络通
车、仗士50人入殿。
萧道成功高德重，有篡位之心。而袁粲认为自己以身受明帝诏顾命辅佐皇室，这种忠君思想和他所受的封建教育是相吻合的。他不想一身奉两姓天子，由此他引来了杀身之祸。袁粲不是消极地等待天换二姓，而是积极地投入到维护宋王室的斗争之中，除了袁粲不想为齐王效命外，丹阳尹刘秉，是刘氏宗室也不愿刘家天下灭亡，前湘州刺史王蕴是太后的侄儿，也怕不为萧道成所容，全都和袁粲结谋。另外，将帅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也都响应袁粲。
正当袁粲等积极筹备反叛之时，顺帝升明元年(477)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叛，矛头直指萧道成。这是大好时机。萧道成对袁粲的态度必定有所了解，当沈攸之兵变时，他亲自去石头城看袁粲，而袁粲称病不起。袁粲的宗人、通直郎袁达认为袁粲不该如此，袁粲却说： “那个人(萧道成)如果认为主幼时艰，想有他图，这和桂阳王休范造反没什么不相同。他要劫持我入台省，我无以拒绝，一旦如此，我就再也出不来了。”京师里为了抵抗沈攸之，萧道成入屯朝堂，刘秉的从父弟、领军将军刘韫入值门下省，卜伯兴为值阁，袁粲驻守石头城。京师以外，黄回等诸将皆率军出新亭，前去迎战沈攸之。在壬申那天，为袁粲等人举事的日子。袁粲准备矫太后令，使刘韫、卜伯兴率宿卫兵攻打萧道成所居的朝堂。在外出战的黄回等人挥师回头来迎战。刘秉和任候伯等人一起赴石头城。原本定的是当天夜里举事。可这天白天，刘秉沉不住气，忧惧困扰着他，使他坐卧不安，到了下午三点钟以后，他实在等不及了，便换上便装，带着妇人席卷奔袁粲处，由此事泄。
萧道成对袁粲很不放心，早先时， 就派其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人领兵戍守石头城，声称助袁粲防守，实际上是防御他有事变。又令心腹王敬则为值阁，与卜伯兴等共掌禁兵。所以对袁粲等人早有防备。当王蕴听说刘秉逃走后，感叹地说： “今年的大事已败! ”狼狈率数百人向石头城进发。原来定的是攻打南门，因天色已晚，薛渊等人据守南门射王蕴军，王蕴以为城内袁粲已败，便立即散逃。萧道成当即通知王敬则，率所领禁兵收捕王蕴，杀王蕴，卜伯兴一同被诛。萧道成又派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城进军增援薛渊，僧静从仓门入石头城。当时袁粲与刘秉等人在东门列兵，僧静分兵攻西门，形势十分严峻，袁粲想回府，下东城，列烛自照，僧静等从暗处前往，袁粲的儿子袁最发觉暗处有人，就以身体护卫父亲，僧静直奔上前，刀斩袁氏父子二人，左右见大势不妙，各分散而去。袁粲享年58岁。任候伯等人连夜乘轻舟，自新亭往石头城赶，听说袁粲已败，又急忙还新亭，但他们都没有逃出萧道成的手掌。
袁粲死后，没有定论。直到齐永明元年(483)，齐武帝萧赜上台后下诏说： “过去曹魏怜悯袁绍，为他修坟; 西晋又同情蜀、吴二王，对他们的后代特别照顾。两代弘扬仁义成为前代人的美谈。袁粲、刘秉，都与我先皇同辅宋室，沈攸之在景和年间也有功劳，虽然他们末节不终，但他们最初的忠诚是可赞扬的。岁月流逝，应当让他们受朕隆泽，袁粲、刘秉前年改葬，茔坟未修，需按周礼的规定去做。沈攸之及其诸子的丧柩在西部，可令荆以时还返旧墓，依规定办理其葬事。”
袁粲很有文才，他的行为多崇尚名士风度，他作《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的《高士传》，其文曰：
有妙德先生， 陈国人也。气志渊虚， 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懒，无所营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龙谈天之艺，皆泛识其大归，而不以成名。
家贫尝仕，非其好也，混其声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识。所处席门常掩，三迳裁通，虽扬子寂漠，严叟沈冥，不是过也。修道遂志，终无得而称焉。 他还对周围人说：
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
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