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可谓多事之秋。中国的历史在这里突然纷纭复杂起来，国家分裂，政权林立，王室内争，大臣专权，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像是一场多幕剧，你没有看清这个情节，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情节; 一个主角还没背完台词已被另一个代替了。最终，经过你死我活，斗智斗勇的较量，东晋大将刘裕，“金戈铁马”取代了衰败的东晋，建立了刘宋政权。
一日， 群臣宴集， 刘裕带了酒意说： “我本来是一布衣，没想会到这一步，做了皇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下面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但有人不同，听得他说： “这是天命啊!”只有此话正中下怀，刘裕看时，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宠臣，华容县公、卫将军——王弘。
一
王弘，字休元，琅琊临沂人，出身高门士族，曾祖王导，祖父王洽，父王珣，均为朝廷高官，权倾一时。
想当年，司马睿建东晋，在即位大典上，拉了王导的手，要王导跟他同坐龙椅宝座，接受大臣朝拜，足以见王氏的地位了，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王导做丞相，一生忠心耿耿，匡主宁邦，朝野倾心，皇帝称他为“仲父”。王洽，官至中军领，亦是朝廷重臣。王珣，做晋的司徒，地位相当于宰相，深受孝武帝司马曜的重用、信任，亦权倾朝野。王家三代均高官重职，位极人臣。王弘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东晋政权是在士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士族高门把持地方政权，控制中央政权，并且享有种种特权。因此许多士族子弟不学无术，注重门第、出身，出则乘车坐轿，峨冠博带，声色犬马，常酒宴集会，吟诗赋词，不会做诗词就让别人代替，真是附庸风雅，故做高尚。而王弘虽生贵门，却没有沾染这种坏习气，没有半点纨绔子弟的作风，却是以“清恬知名”。
王弘年少聪颖好学，博览群书，知古通今，善思多虑，爱和有学问的人交往。当时尚书仆射谢混，知识渊博，文采蜚然。王弘常去他那儿，俩人一起切磋学问，吟诗作文，讨论国家大事，评说历史，俨然一对知心朋友，其实俩人的年龄相差很多，但共同的志趣，使他们成为忘年交。
光阴荏苒，聪慧好学的少年王弘转眼成了一位博学多识、风华正茂的青年。他开始用敏锐的眼光、睿智的头脑，观察、思考国家大事了。20岁，做了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参军主簿，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当时，民间放弃农业，改从商业或兼营商贩的人特别多，这种弃农从商的现象引起了王弘的注意。在封建社会，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弃本趋末这是大忌。针对这种情况，他上书皇帝，建议注重农业，进行屯田。上书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指出国家设置的专门从事冶铁的南局，虽然招募了很多人，规模很大，花费了许多钱财，但收效甚微。所以应该裁减冶所及人员，转而将财力、人力投向农业生产，并且鼓励农业生产，以此改变“农务废弛，田芜廪虚”的状况，做到仓实而知礼节。但是，那时的东晋政权已是日薄西山了。皇帝司马曜软弱无能，他的同母弟司马道子，操纵朝廷大权。司马道子是专权奢纵、昏庸的酒色之徒，只知揽权，不懂治理。哪里会有人听从王弘的建议，顾及他为国家社稷的想法呢?王弘看清了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斗争，心里很是难受，他不愿再参与政治。后来，父亲王珣病逝，他就辞官，居丧在家，吟诗颂章，淡泊度日。
王弘居丧期间，东晋权力分配再做变动，司马道子将政权推诿给他16岁的儿子司马元显。司马元显颇有几分伶俐，但喜揽权生事，顾盼其左右的也都是些妄佞之徒。为显示自己爱才，他征召王弘为咨议参军，加宁远将军，但王弘坚决地辞而不受。后来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又多次授官给他，他都婉言推辞了。他要等明君。
他希望国家安定，明君在上，自己也可鞠躬尽瘁为国家效力。但是东晋的情势却一天不如一天，江河日下。隆安二年(398)，王恭反叛，桓玄起兵相助。桓玄乃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玄从小就“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政治野心很大。王恭兵败自杀，桓玄和朝廷讲和，却也占据了长江之地，势力大增。等到孙恩起义爆发后，漕运被割断，物品不能及时运往京都。由此他再发难，威逼朝廷。402年，朝廷决定出兵征讨，以司马元显为主将，但这人养尊处优惯了，胆小怕事，临战惊慌，迟迟不敢带兵出征。结果桓玄先下手为强，一不做二不休，带兵挥师打进建康，生擒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二人，交付于廷尉，押送去安城。当时，建康城内纷乱，人人自危。司马道子被押送出京时，群臣更加畏惧不敢相送，唯独王弘立于道旁，扶着道子坐的车，涕泪俱下。他知道自己滚滚而下的热泪，行行都是在哀哭这个不幸的国家，眼下国家纷乱，叛乱起兵时有发生，而皇帝软弱，大权旁落，竟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它，安定它。一股悲凉的情绪充溢着他年轻的心，泪流不已。
他有的是才华，有的是智慧、策略。怎奈庸臣当道，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出现了，他终于等到了人主，可以尽其所能发挥才智了。
二
刘裕，出身寒族，原是东晋北府军下级军官。到东晋后期内乱，桓玄反叛，攫取政权，专横跋扈，不得人心。刘裕率北府兵联结各路豪杰，起兵杀桓玄，掌握朝廷实权。他爱惜王弘的才学，召他为咨议参军，专为自己出谋划策，以后又加宁远将军。王弘这时也踌躇满志了，他想刘裕乃英武通达之人，自己跟他走肯定会有一条充满光明的灿烂之路，于是他欣然接受所授职务，跟着刘裕东奔西走起来。
东晋末年，战火纷飞。朝廷和地方割据势力都大量征兵，老百姓苦不堪言，加之朝廷政治腐败，人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隆安三年(399)孙恩起义，结果被镇压，余部由其妹夫卢循率领，继续战斗，后被朝廷召安，为广州刺史，据广州六年。义熙六年(410)再度起兵反抗。这时刘裕渐掌东晋政权，率军镇压。王弘以中军咨议参军的身份，奔寻阳监军。后又随刘裕去前线镇压，坐阵军中，出谋划策，调军派兵，为刘裕出力不少。终于在义熙十一年(415)镇压了卢循起义。
平定卢循起义后，刘裕为了邀功请赏，为日后亲权铺垫道路，决定进行一次立功于外的北伐。东晋偏安江南以后，为统一全国，曾进行了几次北伐，结果都失败了。义熙十二年(416)王弘随军北伐。北伐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一路进军顺利。九月刘裕进占彭城，十月大将王镇恶所率军入洛阳，形势大好。一日，刘裕对王弘说： “进军如此顺利，看来北伐要取得胜利，你说是不是该让皇帝对我有所表示呢?这个任务只有你来完成了。”王弘一听便明白了。于是领命回建康，暗示朝廷为刘裕加九锡。加九锡是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表示皇帝马上要禅位给刘裕，但因时机还不成熟，刘裕又暂辞不受。
义熙十三年(417)刘裕兵至长安，在这里听到刘穆之病逝的消息。因此决定马上收军回朝。刘穆之出身布衣，办事果断，深得刘裕信任。当初刘裕北伐，让他留任建康，内总朝政，外供军旅，里里外外一把手。但是等到王弘回来，求加九锡，他认为自己留守建康而“旨从北来”，是自己失职，由此发病死去。刘裕怕大权旁落，于是赶紧收兵南还。
穆之死后，刘裕想让王弘代替其职。征求别人的意见。谢晦和王弘关系不大好，说王弘轻率，易冲动，不如徐羡之这个人合适。于是刘裕就让王弘随自己回了彭城，领彭城太守，留在自己身边。
这几年，跟随刘裕南征北战，他们相互了解得更多更深了。刘裕识才，信任王弘。王弘亦竭心尽力效命。后出任尚书仆射，更加注意邦国的治理，官吏的人选，百姓的疾苦等大大小小的事情，真是事无巨细，均操心费力地去办理。
义熙十四年(418)，为肃整朝风，王弘上书弹奏谢灵运。谢灵运是东晋大将谢玄的孙子，性情傲慢偏激，不遵守法令和世俗的约束，因而不得重用。灵运常愤愤不平，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灵运有一仆人叫桂兴，和他的小妾有私情，灵运知道后怒而杀了桂兴。事发后朝野皆知，但灵运仍逍遥法外。原来灵运跟刘裕的儿子刘义真关系很好，所以没有人敢告知官府，就连当时负责监督、弹奏官员的御史中丞刘准之也不敢弹举。王弘为国家社稷着想冒险上奏。他在奏折中说： “臣闻古代治国，对不规之臣都严加惩治，只有这样朝廷的风气才会严正。现在谢灵运为了私事而杀人，做为名将之后，知禁而犯，如果不惩治，那么国家典刑法律还起什么作用呢?应把谢灵运交付大理治罪。同时，御史中丞王准之显居要职，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对这样风声传闻很大的事件，竟不弹奏，实为玩忽职守。对此人应免官革职，以戒朝官。这种事虽不在我的职责之内，但为社稷着想，我不能袖手旁观，所以冒险上奏。”苦心一片，见诸笔端。刘裕看后准奏，将王准之革职。但因爱灵运之才，只将其免官而已，没有治罪。
随后的二年，王弘迁江州刺史，监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加抚军将军。在任内，勤勉清廉，注意百姓疾苦，实行省赋简役，深得百姓爱戴，人民安居乐业，生产也发展了。刘裕曾赞叹地说他治理地方也是一个高手。
420年，一切就绪，时机成熟。司马德文禅位，刘裕亦不再假意推辞，欣然登位称帝，是为宋武帝，国号为宋，年号永初。王弘自然也因辅政有功，封华容县公，食邑2000户，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待遇。接着又召住建康，入朝，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显赫一时，位极人臣。但王弘并不滥用权力，亦不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遇到一个明主就够了，他不要求别的。财权名利乃身外之物。在这个世代为高官的家庭中，他似乎把这一切都看淡了。
跟着刘裕的这几年，是他如鱼得水的几年，灭卢循、从北征，南征北战，弼辅刘裕称帝，出谋划策，治国安邦，忠心耿耿，在位谋职，竭尽全力地辅助刘裕，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他看到刘宋政权的欣欣向荣，国力日盛，宽慰之情油然而生，准备更加尽力地匡主宁邦，大展宏图。然而，好景不长，以后的情况乃非他所想。
三
刘裕当皇帝不到两年，于永初三年(422)六月病逝。驾崩前，因太子刘义符年少，任命徐羡之、傅亮、谢晦为顾命大臣，辅佐小皇帝。改元景平，刘义符即少帝。
少帝刘义符无君主风度，君国大事不管不问，嬉戏无度，因此，三个辅命大臣私下商量废掉他，另立新帝。若废义符，按次序，应由第二子刘义真接皇位。义真素爱文学，聪睿敏捷，但性情轻浮，谢晦说他“不可为人主”。所以三位大臣先利用义真、义符的矛盾，让义符下诏废义真为庶人(后被杀)，然后密谋废义符。
景平二年(424)，废少帝密谋就绪。因为兖州刺史檀道济是刘宋时的大将，握有军权，威震朝野; 王弘是先帝刘裕的辅政之臣，名声都很大，所以将他们召入朝，将废立皇帝的计划告诉了他们。王弘没有表示什么异议，按原计划进行。
义符被废而死，刘义隆为帝，是为文帝。年号元嘉。参加废立的人徐羡之、傅亮、谢晦都加官进爵。王弘也进升为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别人都愉快地接受了，但是王弘却忧心忡忡。他对于时局的分析是相当清醒的： 弑杀刘义隆的两个哥哥，义隆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时他从前跟随刘裕时的虎虎生气，伴随着那时的峥嵘岁月的逝去，已渐被官场的勾心斗角磨去了，他不想再被卷入各种争斗之中了。于是他就以自己未参预废立为由，多次上书辞让，不接受司空一职的任命。他言辞恳切地说到： “我在徐羡之谋划废立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大谋略，也没有什么功劳，然而皇帝却以功臣晋升我为司空，并享有食邑千户的待遇，实在是有愧于心的。请皇上收回成命，我愿一生洁身自好，不要高官厚禄。”忠苦之心，充溢字里行间。这样辞让了一年多，文帝才答应他的请求。
情况果然不出所料。文帝颇有魄力，精明能干，不愿大权旁落。看到徐、傅在朝内居高位、掌要权，谢晦在朝外握军权，内外相应，气势很大; 想到自己被杀的两个哥哥，悲从心来，决心除掉徐、傅等三人。不露声色地和自己的心腹王华、王昙首做着准备。元嘉三年(426)正月，诛杀徐羡之、傅亮。并派军讨伐荆州刺史谢晦，二月，俘谢晦斩于建康。而王弘因先前多次上书辞官，也不是主谋，所以这次幸免于难。
虽然免于难，但他常不寒而栗。一日，散朝回家，坐在书房，沉思静想。徐羡之本中才寒士，为人沉静; 傅亮乃布衣诸生，有谋略; 谢晦，有胆识。三人均先帝刘裕的要臣，忠心效力，为国着想，却因权利之争落得如此下场，想着想着，幽然长叹，决心远离权力。
有时，许多事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刘义隆诛杀徐、傅之后，收回朝中大权，仍重用王弘，授与弘侍中、司徒等要职，领扬州刺史，王弘不得不接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难违成命”。但这时办事，只是默默秉承皇帝的旨意，唯命是从。年轻时的锐气、魄力烟云般散了。
文帝义隆还有一弟义康，被封为彭城王，领荆州刺史。他性情聪敏明睿，详察下情，把荆州治理得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但他在地方做官，始终未参与朝中政权，远不如王弘、王昙首兄弟二人的权力大。王弘因此常感不安。一日，左光禄大夫范泰对他说： “国家大事，责任很重，权要的地位是很难久居的。你们兄弟二人权力和地位，已达到了顶峰，应考虑退让了。彭城王刘义康是皇上的亲弟，最好征召他回京，共参理朝中事。”王弘说： “这也正是我想的，只是我多次辞官，皇帝总是不准，这如何是好呢?”
元嘉五年(428)，春天大旱，王弘以此为借口引咎辞官。他上书皇帝说： “世道清明，则五福相应而来，政治上失德，则坏的征兆必显现出来。而现在大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一年四季疾病蔓延，这难道不是圣主用人不当而造成的吗? 我本才能平庸之辈，可陛下偏又委以重任，我受命三年来，虽忘我工作，但结果还是寒暖失调，遭受大旱，给百姓带来灾祸。回想起来，真使我惶惧惭愧，伏念惶赧，五情飞散，无颜见人。所以，我愿辞官还家，闭门思过。请求圣裁。”接着向皇帝推荐刘义康接替他做司徒，他说： “根据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制度，义康为皇室刘家之人，且治理有方，很有谋略，为以后着想，皇帝您应委他以重任，辅助您治国，参赞机务。臣泽龙恩日久，愿见国家和睦、强盛，忠心难表，请皇上恩准。”文帝为其言感动，顾念君臣之意，眼窝一热，泪竟下来了。
文帝没有同意王弘辞职，却也按他的意思提拔了刘义康。让他与王弘共同辅政，参赞朝廷政务，待遇亦相同。刘义康年轻，精力旺盛，办事决断。王弘深知官场之艰难，于是凡大事都推给义康，自己不发表意见。虽则如此，刘义康仍怏怏不乐，心怀不满，他看准了王弘司徒、扬州刺史的位子，想取而代之。因常在一起共事，王弘亦有所觉察。
元嘉六年(429)刚过完年，但仍是寒冷异常，偌大的南京城在寒风的挟裹下，显得冷峻、单调。王弘毕竟是老了，经寒风一吹，一连几日咳嗽不已，最后竟卧床不起，这时刘义康年轻气盛，说话恃势毫不掩饰，他对别人讲： “王弘患病在床，难道能在床上治理天下吗?”其实王弘早在病床之上奏请皇上了，要求将司徒职及扬州刺史让给刘义康。皇帝听了刘义康的话，怕他们之间引起矛盾，就势答应了王弘的请求，将司徒一职授与刘义康，后来又应王弘请求，将其府中文武官员的一半分给刘义康。这已是元嘉七年的事了。
此后的两年中，王弘虽不愿再染指政治上的事，但他对于一些庶务、百姓疾苦还是相当关心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是降职所不能改变的。
刘宋一朝百姓赋役年龄沿晋制，以16至60岁为正丁，61至65岁、13至15岁为次丁来规定赋役。王弘认为赋役年龄太早，不利百姓。因此上书陈述，讲得贴切有理。皇帝认为合理，依其所述，将赋役年龄改为15—16岁为半丁，17岁以上为全丁，半丁负担一半，全丁全赋。这样百姓的负担就相对减轻了，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
刘宋时律刑对百姓较为严格，且士庶有别。士人犯罪常因皇帝的开恩而赦免，而百姓犯法却要严惩。因此，王弘三次上书议论刑律，在朝廷中引起一场大争论，而最终皇帝采纳了王弘的建议。他在上奏中是这样说的： “同伍犯法，士庶本来是不分的，但是执行起来则往往是有分别的。皇上常垂恩赦免士人，而对庶人则严格有加，这是不太合理的，也是对法律的违犯。不如制定刑律时，就有所不同。另外，对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就判死刑，百姓都认为太重了，十分不满意。不如这样，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才判死刑，既罚惩了不轨之民，又使百姓觉得合理。”这些建议，王弘虽是站在士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上来讲的，但对百姓也是有利的，对社会安定起到很好的作用。
元嘉九年(432)，皇帝感念他多年筹谋庙堂，内虑外虞，竭尽智力，匡主宁邦，晋其位为太保，领中书监。多年的为国操劳，殚精力竭，使他看起来老得多了。这年的情形更不比从前了。拿书的手常打颤，还时常忘掉一些不该忘的事体。他叹息自己是日薄西山了，真是时不饶人啊。但是病更不饶人，一开春，体弱的他染了一场病，竟卧床不起，连请名医加以调治，皇帝亦亲自赠药，谁想终是没有能康复，撒手西归，风风雨雨走过了54个春秋。
皇帝闻知王弘病逝，伤叹、痛惜不已。念其忠义而赠职太保、中书监、侍中、录尚书，增封千户，给予了极大荣誉，谥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刘裕庙廷。
王弘生于名门，久居要职，大权在握，在一般人看来应富比王侯了，但他从不喜财。先前其父爱财，喜聚积，家里富极一时，在民间放有大量高利贷、债券。王弘打心里不高兴，等到王珣一死，他就将那些债券、帐本，全都烧了。把他的家私财产，统统让给了族中诸弟。财乃身外之物，他看得清淡。所以他死后，虽不能说家徒四壁，也是财物了了，皇帝知道后，深感其“清约之美”，赐家钱百万，米千斛。
王弘才思明敏，善思多虑。因为久居高位，很注意影响，大凡做事，都有一定的度，很得体。时时处处注意自己及家人在百姓中的形象，行为举止、治事处人都遵循一定的礼规。常告诫族中子弟，不可有高门优越之感，不可恃势、恃才而傲慢无礼。因此他在百姓中很有美誉，认为他教人有方。所以他的行为举止，言谈书信，教子方法，处理家事的得体，在后人中流传甚广，称为王太保家法，人们争相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