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的寒冬，京城建康铺天盖地的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雪。当夜，从一所颇为讲究的宅院里传出了婴儿落地的哇哇哭声，宅院里的人们随着婴儿的哭声，欢天喜地地喊道： “生了! 生了一个男孩儿!”这个刚刚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就是何尚之。
何尚之字彦德，他出生在一个中等士族家庭。祖籍在庐江灊(今安徽舒县)。从他曾祖父何准起，何家才渐为世人所知。何准是个很有学问、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具有高尚的品格。成年后，已是乡里人人皆知的人物了。朝廷多次征他为官，他都推辞不就，因而越发有名气。到尚之的祖父何恢时，就与仕官结了缘，祖父是个勤勉的地方官，他曾任南康(今江西赣江)太守。到尚之的父亲时，何家的知名度迅速提高。这全由于尚之的父亲何叔度是个孝才双全的知名人士。
何叔度继承了父辈的优良品格，自小就恭谨谦让，有成人之量。家庭的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忠诚孝顺的优秀人才，据史记载，他的姨母是沛君的刘璩的妻子，她和叔度的母亲有深厚的亲情，因为叔度早年丧母，姨母待他如亲生儿子，他侍奉姨母也像对生母一样。后来，病魔夺走了姨母的生命。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定去给姨母上坟，而且是设祭奠。祭品一律是山珍海味，并由他亲自过目。如果在初一、十五有公事在身，他就提前派人把祭品送去，祭品也都是他亲手做成，每次都是对着祭品流涕不止。公事办完后，他立即前往去致哀，他这样做都成了常规，直到三年后除了丧服为止。由此成为人人称道的孝子。
何叔度不仅是孝子，而且也是为官清明的君子。当他官为尚书时，在义熙五年(409)，接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案子。原来，在吴兴武康县(今属浙江)，有一百姓叫王延祖，年纪轻轻就抢劫他人，王延祖为盗的事被父亲王睦得知，王睦大义灭亲通知了官府。当时新制定的法律规定，凡是犯抢劫罪的人，要处以斩刑，其家人则处以弃市(在闹市上斩首)刑。因王睦先是告发了儿子，这就超出了法规，何叔度认为将王睦处弃市不合情理，便上议说： “制定法规是为了防止奸人，这本是合乎情理的，而不是说一人为劫贼，全家人都应当受刑。之所以罪连同家，目的是启发他们互相告发，以除掉做恶事的人。王睦父子论感情可以说是父子情深，完全可以宽容儿子和他一起逃走，但是他却割舍亲情，并缚其子押送到官府。如果手中了螫毒，为保全性命当割断手腕。对于人情来讲，王睦送子到官认罪很值得同情、怜悯，就是于理来讲，也应当给予宽容。使罪犯不容于家，使逃避刑法的人没有安息之处，才是斩绝罪根的根本。王睦已经押来了儿子，那么他家其余的家人不应当再受牵连，而应一起赦免。”安帝接受了他的上议，王睦一家因此得救。
此后他出任过金紫光禄大夫，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加秩为中2000石。在吴郡时，他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太保王弘曾称赞他是清身洁己的榜样。何叔度于元嘉八年(432)病逝。叔度虽死，他却有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儿子，他就是隆安五年严寒的冬天迎来的那个小生命何尚之。
何尚之虽说生在官宦人家，祖父、父亲都是受过教育，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可是他自幼娇生惯养，少年时学业无长进，行为却十分轻薄，尤其喜好赌博，不务正业。为了教育他，父亲没少生气，可他仍恶习难改。渐渐地，父亲不再管他了，也不再指望他振兴家门。元嘉八年，父亲病危之时，他整日守在父亲病床前，父亲望着儿子一天天消瘦的样子，心里不禁心疼起来，不过，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去了，因为儿子在20岁上发生了一个质变，弃恶从善，改掉了恶习，走上了正道。人常言“浪子回头金不换”，自从尚之改过从新后，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品性大为改观，为当时名士陈郡(今河南淮阳)的谢混所知，尚之还与他一同游玩，相交甚密。
因为父亲为官以“清廉”为本，所以家里很贫困。何尚之从政，始于任临津(今江苏溧阴东北)县令，当刘裕领征西将军时，补他为府主簿。在从征长安时，因公事免官。因有随从刘裕西征的功劳，赐其爵都乡侯。少帝即位后，他任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义真和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不和，经常说些愤愤不平的话，尚之多次劝谏他，可他不听，终引来杀身之祸。刘义真被废后，何尚之到朝中任中书侍郎。刘义隆即位后，诛杀了徐羡之等人，对其他人没有追究责任，可是对刘义真手下的何尚之仍不免有一丝抱怨，主上受害臣下孰能无过?于是，文帝初年，把何尚之调任临川内史，一干就是四五年，在临川他开始了解地方上的情况，积累了为政的经验，后来入朝后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直到父亲去世，他才离任守丧。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个大孝子，守丧期以孝见称。
服除后，他起任左卫、领太子中庶子。因他雅好文事，性情高雅，为文帝所赏识。元嘉十二年(435)，升迁他为侍中，中庶子不变。又改任领游击将军。元嘉十三年，彭城王刘义康想调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今江苏南京)尹，文帝不许，改任了何尚之。尚之在丹阳南郭外，修建了房屋，开设玄学，招集生员。当时，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徐秀，庐江(今安徽舒城)人何昙、黄回，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荀子华，太原(今属山西)人孙宗昌、王延秀，鲁郡(今山东曲阜)人孔惠宣等都因仰慕玄道来此游学，一时兴盛，称之为南学。何尚之的大名远播。
二
何尚之有个女儿才貌出众，嫁给了当朝权臣刘湛的儿子刘黯为妻，何家与刘家便成了儿女亲家。刘湛是个博学多才，通晓历史典故的政坛要人，他一个很大的缺点是恃才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连宗室诸王也不理睬; 他又善谈，侃起来三天三夜也不知疲倦。他总想爬到万人之上的位置，对政敌可以不择手段地排挤打击。他极强的权力欲和亲家何尚之清淡高雅相去甚远，他们两亲家在追求和爱好上的反差形成了心理上的差距，特别是刘湛高高在上，何尚之远不及之。刘湛和何尚之之间由此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最终落到了权力之争。刘湛很想领丹阳尹; 于是刘湛就迁何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何尚之对此十分气愤，可是刘湛权势大，自己又奈何不得他，只是白生气。可自此后，亲家变成怨家，何尚之断绝了与刘湛的往来。刘湛这种权力欲不仅会引起同行的不满，也会引起皇帝的不安，所以，除掉刘湛只是个时间问题。彭城王刘义康曾重用过刘湛，刘义康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俩人互相勾结，终于酿成杀身之祸。元嘉十七年(440)，刘湛及其儿子们全部被诛杀。刘湛死后，何尚之才调任吏部尚书，在朝中总算有了一席之地。
当时，左卫将军范晔参与机密，何尚之观察他很久发现他的志趣意向不同寻常。何尚之把自己的想法禀告了文帝，建议文帝应当调范晔外任广州之职，如果让他留在朝内，必然会有大灾，到那时，皇上不得不动用铁铖，屡屡诛杀大臣，这样会有损于皇恩，有失于教化。文帝却说： “当初诛杀刘湛等人，就想破格提拔后进之人。范晔所做事还不明显，便给以黜斥，天下人将会说卿等不能宽容有才的官员，又会认为我被所宠信的人挑拨，听了谗言才这样做。只要让天下人共知范晔所做的事，就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元嘉二十二年(445)七月，何尚之由中护军升任尚书右仆射。十二月，范晔谋反事发被诛。文帝因为何尚之有先见之明，对他很是赏识。到国子学开学后，文帝因他知识渊博，由他领国子祭酒。又领建平王刘宏的老师，迁为中书令、中护军。何尚之的地位渐渐上升，并得到巩固。
三
元嘉二十二年，文帝想改造玄武湖，并设想在湖中构造出方丈、蓬莱、瀛州三座神仙山，这个工程耗资巨大，所以何尚之坚持进谏，文帝才放弃了这个计划。不久，又要造华林园，当时正值盛暑，大兴土木、劳役民工，很不合时宜。何尚之又劝谏认为应该与民休息，但文帝不许，说： “小人(老百姓)经常是脸朝地背朝天，在太阳底下耕作，如今做这些活不足以说受什么劳苦。”文帝晚年，经常巡行四方，回来时大多是夜晚。何尚之又上表劝谏说： “万乘之尊的国君应当重点保护，尊贵的人不可轻举行动，这是圣心所明鉴，岂是听臣下劝说的。陛下车马屡次出宫外巡，回来时多半是深夜，群情不安。清除道路再出动，已是帝王早成的法规，古之深以为诫训，因为即使天下太平也应该安不忘危。如果遇上汲黯、辛毗，一定会冒犯龙颜直切劝谏，但是臣等平庸碌碌，每次都默默地顺从陛下，但愿陛下少采纳臣下的愚诚，恩垂明察，不以人废法，才可以安慰四海所望。”文帝特别下诏表示接受。
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因物价上涨，朝议对策。早先的时候，因为货币重朝廷忧虑，就铸造了四铢钱，民间多有人私铸钱，大部分是毁凿古钱，取其铜来铸钱，对此，文帝十分忧虑。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建议，用一大钱当两，防止毁古钱，上议的人大部分都同意。何尚之上议说： “纵观圣明的法令，想要改变钱制，既不劳扰采铸又加倍收利的，实在是治理弊端的宏远打算，增加财货的良方。深究其见解。还有不明了的地方。大凡泉贝通行，以估量货物为本，成功之处在于交易流通，岂能是靠着发行的数量多?数量少那么货币就轻，数量多物价就高，多少虽不同，起的作用却相同。如果要以一大钱当两，只不过是提高虚价罢了。凡是创制改法，应当以民情为本，没有什么事可以违背众情、矫正事物而能长久的。泉布废而又兴，屡次商议，此前代替赤仄白金，不久就罢黜不用，六货愦乱，百姓泣于市。实在是因为法令不统一，难以遵守法令流通，本不是治疾病的权宜之计，也不是适宜守长久大业之法。烦政曲杂，要达到长远目的，经常是历尽艰难。况且货币价值偏高或偏低，那么百姓痛苦，所以先王设立井田来统一财富，使富者不淫侈，贫者不过于贫乏。虽然这种法令废止已经很长久了，不可立即实行，要适合近况，应大略地效仿古法。如果现今的制度执行了，那么富人的财货自然加倍，贫困的人更加贫困，恐怕不是原来求平均的本意。另外，钱的形式，大小多种，都说是大钱，也不知其规格。如果只是用四铢、五铢钱，那么其文皆为古篆字，已不是百姓所认识的，加上有的已漫失，更加难以区分，公私交乱，争讼事件一定会出现，所以对这一点最是值得怀疑的。如今圣旨考虑到毁铜日益增多，以至消耗尽了古钱，依鄙人之见认为几乎没有这种嫌虑。百姓的巧妙对策固然很严密，但总是要露马脚的，况且用钱买铜，事情可以寻查。完全是因所管部门的怠懈放纵，才致使纠察不精细，发现毁铸钱的事情少，今天虽然有悬赏之名，却无酬谢之实，如果申明旧制，擒获买铜的立即上报，实行奖赏，人人都畏惧法令，盼望奖赏，不用多时便自行安定了。愚者的上议，由智者选择，既然参加讨论，敢不尽陈之见。”何尚之的上议，得到了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丞天、太常郗敬叔的赞同。而中领军沈演之以为： “龟贝这种货币通行于上古，泉刀作为货币兴于西周，都是阜财通利、富国利民的原因。历经年代虽远，资用却更为方便，但是采铸之业久废不用，加上丧乱不断，所以大部分糜散烟灭，现在已没有什么办法统计了。东晋迁到江南，边疆没有开拓，有的地方沿习了它的风俗，普遍不使用钱，钱的数量因为很少，带来的灾患还比较轻。如今大王略开边境，声教远播，金钱所布，远及偏远的地区，是昔日所不及的。货币全部流通起来，用的越广那么货币越少，加上又竟相窃毁古钱，销毁的越来越多，刑禁虽严厉，但奸人逃避也慎密。贫困之家日益空虚，百姓没白没黑地劳作也不足以供养家人的生活。实由货币贵物品贱，长期以来没有改变，若不思改革，那么弊病就更深重了，这实在是亲行教化的良时、通变求新的良机。愚以为如以大钱当两，那么国家有余，家得一倍之利，不用法来限制，巧窃私利之源，便自行断绝。实施一个法令而使众人得到，没有兴造的耗费，就会收到繁盛的功效。”文帝听从了沈演之的上议，于是，推行以一钱当两的货币改制。通行了一段时间，公私都不便利，才罢除以一钱当两的规定。
元嘉二十五年，何尚之升迁为尚书左仆射，并领汝阴王刘浑师，散骑常侍不变。直到元嘉二十八年，何尚之出任尚书令，领太子詹事。这是他从政以来首次位登宰辅，成为当朝宰相，只是他这个宰相并没有发挥宰相的作用。
四
元嘉二十九年(452)，何尚之要求退休，也就是说何尚之没有任相一年就致仕了，他还在方山的田园里著有《退居赋》，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要远离仕途，追求人生的出世境界。虽说如此，可是人们还是议论说尚之不能固守他的志向，仍会入仕，太子左卫率袁淑给尚之写信说： “知丈人(尚之)已有志于山田不再出仕，虽然说年事已高，礼宜遵崇，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使
; 班、邴、魏、通美于前代，龚、贡、山、卫，见美于旧时史籍。都是退休政坛，清涤素怀，希望寻找幽静之欢，居玄远之志。但是我袁淑却是逸操偏回，野性昏滞，果有空寂，一定是乐而忘归。然而，据道听途说的意见，说丈人您明志没有耗尽，光荣的事业正兴起。如果能委屈自己来康助大道，降己节以殉政务，舍南濒清远之风操，袁淑我此行只求你决断。我日益期待着，愿相约之期莫错过。”何尚之的住宅在南涧寺旁，故为己宅书云： “南濒”。这正应了《毛诗》中所谓的“于以揉
，南涧之濒”之语。
不久，文帝又下诏书敦劝他入仕，还特地给专权的江夏王刘义恭下诏说： “今朝中贤士不多，羊、孟还不得告谢退休，尚之又为朕任遇有殊，更不能允许退休了。”义恭回答说：“何尚之清忠贞固，所历事都给以允诺，虽然他到了退休的时候，可是身体还十分健壮，不应允许他退休，这也是下面的人所共识的。”何尚之只好再次入仕，就职。这里面提到的羊即为羊玄保，孟即为孟
，都是宋代老臣。
何尚之再次入仕，文帝对他更为器重。当此之时，朝廷又派军北伐，供应部队的所需物品全部委托给何尚之办理。元嘉二十九年底，文帝的长子刘劭、次子刘濬谋害文帝，控制了京师，刘劭进何尚之位为司空，让他领尚书令，何尚之二次出任宰相。元凶弑父为逆引起各地的义兵反抗，当时各方义兵将佐的家属都住在京师，刘劭想全部诛杀了他们，何尚之为了保全这些人的性命，诱劝刘劭，才使这些人得以幸免。二凶之乱最终被镇压了，文帝的三儿子刘骏即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后，又任命何尚之为尚书令，是他三任尚书令。并由他专领吏部事务，迁为侍中、左光禄大夫、领护军将军。孝建元年(454)九月，解去了何尚之护军之职，加特进之位。没过多久又让他以本官领尚书令，算来这是他四任宰相了。早在孝建元年二月，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豫州刺史鲁爽、兖州刺史徐遗室举兵反叛，一直到元月底才平定这次大规模的叛乱。事后必要株连一部分人，其中刘义宣的司马竺超民，臧质的长史陆展兄弟都应受诛连。为此，尚之上言说： “刑罚得失，治乱所由，全在于圣贤留心，不可不慎重。竺超民任义宣的司马，是叛贼，贼兵已经逃走，他本可以擒获逃走的叛贼，如果反复昧于私利，应当立即擒之，不只是使朝廷赦免他的过错，也可以向朝廷要些不义的赏赐。而超民不曾有此意，稍稍留心便可观其过知其仁义。况且他为官府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如今要戮及其兄弟，与自始至终参与谋反的人没有什么区别。陆展劝谏臧质又十分明显，让他罪同大逆，对他来讲是不是太严重了。为臣蒙受恩顾，有别于一般人，如有所怀，不敢默默不语。”孝武帝同意了他的上议，因此竺超民等受株连的人才得以免死。
孝武帝想分荆州设置郢州，让朝臣议论郢州的治所应设在哪为宜。江夏王刘义恭认为应设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尚之上议说： “夏口(今湖北武汉东南)在荆、江的当中，正与沔口相对应，通接雍、梁二州，实为渡口要地，是由来已久的重镇，根基牢固。如今分取江夏(今湖北武汉)、武陵(今湖南常德)、天门(今湖南石门)、竟陵(今湖北钟祥)、随(今属湖北)五郡为一州，治所在夏口，已经有大城，又有大的码头。自竟陵去荆州，就水路而言，与去江夏相同。各郡到夏口都是顺流，十分便利。湘州所领十一个郡，其中巴陵已边带长江，离夏口很近，已划分给了湘州，现在湘州更大了，当然也可以割巴陵分属新州，对国家事务更为公允。”孝武帝听从了他的上议。荆、扬二州，户口占南方总人口之半，自东晋迁江南以来，扬州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荆州则为朝廷的外援，到宋时分割二州，想以此削弱臣下的权势，也正因此，荆、扬二州全都虚耗下去。尚之又上言建议恢复二州原貌，但孝武帝从个人权力出发，不愿使地方权力过重威胁自己，所以不同意。
孝武帝大明二年(458)，何尚之任左光禄大夫，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不变。至此，何尚之手握大权，但他却畏惧手中的权柄，自己的亲戚故旧，没有一个人沾他的光进官加爵的，所以亲戚旧故多抱怨他，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称赞他的为人。又以本官领中书令。大明四年(460)，病危，孝武帝诏遣侍中沈怀文、黄门侍郎王钊前去探视慰问。几天后与世长辞，享年79岁，追赠司空、侍中、中书令，谥号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