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莅临 将我们的仰望一节节拔高

超越了呢喃和表达

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

比爱情更晚熄灭的智慧之火

是的 从来都没有启明星

我们的心 需要像你一样 自明

写这些名贵的女人，对我来说，波伏娃是最难下笔的。确切地说，是恐慌。真是奇怪，写梦露的时候下笔一点也不怕，在心里头没有什么观念上的储备说写就写了，写的时候还带有着对她的精神审视所诞生的某种优越感。不知不觉的。秘密的。人总会那么尖锐地在第一时间看出别人的破绽。看出来别人的破绽，是不是能让当事者感到某种意义上的安全。还有，杨志军的那句话——女人看女人使用的是逻辑思维——说得真是一针见血。波伏娃在女人生命史顶级的精神高地上，是属于创造了精神极品的那一类罕见的女人。写她，就像一座小土丘去描述一座海拔极高的大山。我怯懦了。我怕自己说不得她，一说就错。其实，我早就知道这是一些一说就错的文字，我知道波伏娃一些什么呢。就是梦露，我又知道她的一些什么呢。有一次我和一个学心理学的女友探讨过为什么对仰望之人总会产生畏惧感这个问题。她解释说，这是在心理学上的欺软怕硬。欺软怕硬其实不是一种有褒义的品质，可我在精神领域里面总会犯下这个毛病。我改不了，也不想改。

我二十岁的时候是敢于对波伏娃下定义的。无知者无畏嘛。那个时候只知道波伏娃是一个一辈子不结婚的哲学家，只知道她的终身伴侣是那个叫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存在主义是何等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向别人道出萨特的“存在主义”这样的词语，就已经使我豪迈得要命，仿佛那个主义的东西熟悉得是我家的一个亲戚。仿佛我的身上穿的是一件叫“存在主义”的名贵豪华皮衫。那个时候我说，波伏娃一定是拼命忍受着自己生活的那一种女人，她和萨特的关系是不纯洁的，不是爱情的那一种，爱情怎么能不嫉妒呢。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爱情这个深重的大词是一个可以在我的想象中开出任何华美花朵来的东西，是可以被我的诗歌打造成有身段的腰形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以自己二十岁单薄的身躯去嫁接在伟大的波伏娃的身躯上。我说的是二十岁肉身的我的感受，这个感受和真实的波伏娃毫无关系。可我的的确确又假装在说波伏娃，说波伏娃使我显得有文化。风渐渐地吹，我渐渐地长。风声是在变动着的，街上的风和内心的风。听风的感受是在变动着的，街上的感受和内心的感受。日历一页一页变薄，变到最薄又成为最厚。总是这样的。波伏娃在尘世上标本式的影像没有变化，变化了的是我对她的看法。变化的是我对生命的看法，对爱情的看法；变化的是我对人性的看法和对人性迷乱的看法。从果敢地对她下着庸俗的定义，到怯懦地怀疑着我以为的对于波伏娃的认知，到如今的不敢下笔。变化的依旧不是成为历史的波伏娃，变化的依旧是我逐渐残损着并且还将残损下去的内心。

不敢下笔，我就看波伏娃的传记，看完了这一本再看那一本。大抵是大同小异的，说的几乎是同等的波伏娃的一些事情。敏感的童年。颖慧的学生。与好友扎扎不可复制的友情。与萨特没有婚约的爱情。与美国作家断过肠的欲情。还有三人家庭。以及构成了三人生活的女宾。女宾带给波伏娃的迷乱。还有她的同性恋情。这些素材又来源于什么呢。无非也是别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字，还有一些道听途说。我曾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深刻地体味到了话语这个东西的荒诞。是朋友搬新家请一帮人到他家坐坐。那一天，我带着某种例外的情绪说出了一些消极的话。那话至今想起来也不是过分的，是一种不为大多数人认同的选择而已。这几乎不是我主流的一种情绪。我远没有我所说的那么勇敢。我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人，做着的是一种大多数的人都在做的事情。我没有成为非大多数人的勇气。但那个想法那天像烟一样很命定地冒了出来，最大的可能被我自己轻易地忘掉它。它却被一起在这间屋子里吃饭的人当场认定是属于我的确凿的预备向旁人推而广之的想法。继而在一些人的想象中我的这种想法已经变成行为。是荒诞的。是非人性的。我的话语变成那天桌子上丰盛的菜肴，被大家精神化地咀嚼了一番。最后的我变成了萨达姆。如果可能的话我将被实施绞刑。一支烟一样的会飞的蝴蝶其实不一定非得翻山涉水，不一定非得漂洋过海，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就可以变成一只恐龙的。当然，那天大家是以好玩的心情把我变成萨达姆的。可是，平常的日子，那些看起来一本正经地表达出来的水里的鱼，游到同样是一本正经的接收者的脑海里，变成泥沙里面的青蛙这等事情不是在大规模地发生吗？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吗？对于同一种东西的认知，假如把它们变成水，假如人脑是一种容器，倒进去的时候，对于这种认知的东西一定和个体的盛水的人脑容器有关的。而人脑这种容器是千差万别的，是奇形怪状的，它们像人的指纹一样绝不相同。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和一个众人皆知的哲学说法有着吻合：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关波伏娃，有关波伏娃的一些传记，离开波伏娃的真实的生命的那一时刻，从浪漫的法兰西去了地球的每一个有人的角落，从上个世纪初叶的1908年波伏娃的出生来到这个世纪的今天，还有即将翻滚而至的一大些岁月，它们从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变成了另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有哲人说，语言是一种流言蜚语。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比对语言的定义更准确呢？然后我的这些文字又是以那些裂变了的文字作为真实的版本，添加进由于我思维的偏颇造成的流言蜚语，不过是制造了另一篇关于波伏娃的流言蜚语罢了。

是的，这是我的一篇关于波伏娃的流言蜚语。假如它有什么属性的话，那么它们是顽强地属于我的。

波伏娃出生在巴黎。是个长女。后来有了一个妹妹。巴黎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地方。巴黎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仿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这使得波伏娃的出生有了某种妥帖的味道。有很多的磨坊；有酒吧，沿街的和露天的那种，帽子一样扣在房子上。大艺术家和大学者们走出来走进去，不是在酒吧里就是在去酒吧的路上。这地方多么适宜于波伏娃的成长。波伏娃出生在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家庭。收入丰厚。爸爸叫乔治。乔治和所有的小具成功者一样对生活充满生机勃勃的念头又立刻对它厌倦不已。母亲弗朗索瓦茨酷似画上的美妇人。弗朗索瓦茨从小在修道院接受教育，是天主信徒，婚后只当家庭主妇。她性格贤淑温顺、忍让宽厚、处变不惊的气度让人舒服。她从不对任何事情表现出惊讶。波伏娃对母亲大约是依恋的，长大以后她的那篇著名的叫《女宾客》的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弗朗索瓦茨。小的时候波伏娃黑发碧眼，十分出众。

我看传记的时候就一直等待着颖慧的小波伏娃出场，这个举世无双的哲学家怎么可能缺少了剑走偏锋的童年呢。果然，小小的波伏娃就有伟大的念头。五岁那年，她说：我保证我长大以后不会忘记我五岁时就已是一个有心事的人了。还有，每长高两三公分，波伏娃就会忧郁地产生想法：我再也不能坐在妈妈膝上了，忽然之间，不可知的未来要把我转变成另一个我，那一个我将不是现在的我。还有，她不喜欢听大人说这样的话——这是荒谬的——然后不给她做任何解释。还有，波伏娃总是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弄不明白：昨天我剥了一个桃子，今天为什么不能剥这个李子。有一次波伏娃正在吃榛子，家庭教师说，小孩子们很喜欢吃榛子。波伏娃竟然被惹火了，她告诉家庭教师，我的口味并非取决于我的年龄，我不是所谓小孩子，我是我自己。有一次，姨妈给她出了一道同她的年龄相符的简单的题，她气坏了，她感到自己受到了耍弄。小小的波伏娃和我想象中的她十分吻合。

笃信上帝，是信徒母亲对波伏娃的期待。但她很快就不信上帝了。对于上帝存在的质疑，源于波伏娃的一次忏悔。她偷偷看了禁书，就去找她心中上帝的代言人神父。神父给她讲了个故事：有个聪明而好奇的女孩子同样也向他倾诉，同样是小女孩因为看了禁书而感到忏悔。小女孩说那些书让她丧失了信仰，继而认为生活是恐怖的。神父告诉波伏娃，那个小女孩不久就自杀了。这个故事非但没有让波伏娃恐惧，反而让她对那个小女孩产生了仰慕之情。她认为小女孩这么小就懂得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人嫉妒。这个故事还让波伏娃对上帝产生了严重质疑：上帝为什么要让小女孩去死——上帝连拯救她这种事情都干不了，那么为什么还要信任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的恩宠，那么就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了。大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波伏娃就躲开了现成的所谓的理性的东西，开始寻找适合于她自己的对于人生及生命看法的启蒙之旅。

遇到扎扎是波伏娃学生时代的一个重大事件。扎扎是小学生波伏娃的邻座，那年波伏娃十岁。扎扎的聪明让波伏娃佩服。这个叫扎扎的小姑娘即使因病休学了很长时间，照样在考试的时候拿得出好成绩。重要的是扎扎的敢说敢做，她竟然敢在台上弹钢琴的时候对台下自己的母亲吐舌头。这在众人眼里是极没教养的举动。波伏娃却认为扎扎真是有个性。波伏娃和扎扎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扎扎离开这个人世。这当然是后话。

一起长大起来的波伏娃和扎扎一前一后地产生了自己的爱情。对爱情的向往是青春期的一个必然产物。生命是一枚鲜活的果子，肉体大抵总是先于精神发育得浑圆。体内的荷尔蒙大批量超浓度地分泌，把一个个少男少女打发得腰肢鲜嫩，肌肤上妖气邪出——是东邪西毒的那种邪，邪得合情合理。这个时候一个个男人变成了亚当，一个个女人变成了夏娃。亚当开始寻找自己的夏娃，夏娃开始觅见自己的亚当。这成为他们相当主要的生命功课。这是我们的祖宗添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基因密码决定的。就像一个女人生出来的孩子是小人儿那么顺理成章。亚当遇不到夏娃，是会产生身体饥饿的，和肠胃的饥饿同样难受。这使得这种“遇见”变得便捷。我们的周围一直是这样的，男孩和女孩，一旦到了二十岁，找异性这事儿就像找工作一样开始了。当然说出来的理由是找爱情。当然为了这种找到的爱情要用结婚这种方式去证明它。这是社会文化编织出来的一种程序。几乎没有人对这种程序产生质疑。反而，被这种程序排斥在外的男人和女人急坏了，仿佛被上帝揪着头发离开了大地。这个时候的波伏娃是和所有的青春期女孩没有什么两样的，她爱上了自己的表哥。那个叫雅克的男人。雅克俊朗的外形让波伏娃很顺眼。比波伏娃大的雅克多读了几本书，这让波伏娃感到他有才华。雅克还是疼爱波伏娃的，这让波伏娃获得了她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温暖。波伏娃几乎是想和雅克结婚的，有的时候她因想雅克而哭湿了枕巾。当然，雅克还是慢慢露出了他的弱点，他根本就禁不住生活的弱小打击，一次考试的失败就能够让他自暴自弃。雅克精神上的残败还是露出来了。很快地，波伏娃就丧失了从雅克身上得来的怦然心动。最终的结果是，雅克娶了另一位女人，过着心灰意冷的婚姻生活。他游手好闲，将财产任意挥霍，被妻子扫地出门。没有一个亲人愿意接纳他。他就有点钱就去买酒，然后酩酊大醉。二十年后，雅克的形象跟个要饭的差不多，四十六岁的时候死于营养不良。

雅克毕竟是波伏娃第一次情欲对象，这个情欲对象被我们特殊地称为初恋。初恋的模样真是好看，仿佛天生是用来被歌颂的。我想这肯定不是因为初恋真实意义上的情爱质地，而是它在肉体生命中情爱的登场次序。它命定地排在一个人情感生活的第一次上，就像我们看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国运动员粉墨登场，排在第一个的某个国家的队伍总会引起世界上最多人的关注，留下最深的印象。这绝不是说这支队伍就是绝色的，只不过它占领了数学序位中的那个第“一”。

初恋为什么是容易破损的？心理学家修德克尔总结了这样一个状态：恋爱发动状态。这个状态极度地容易出现在初恋的前期。如果没有毛病，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都会自发地启动自己“恋爱发动状态”的心理准备，一旦达到这种心理的临界点，只要外部稍加刺激，情欲便会一触即发，一泻千里。还有心理学家认为，初恋为什么容易破损，来源于生理的早熟总是先于精神的成熟，因而肉体的欲望与精神上的爱不能同时燃烧。当精神成长与理性觉醒后，肉体的欲望可能受到抑制而平缓了。天才的波伏娃都没能逃脱得了肉体先于精神的早熟，大量的凡人更加难于摆脱得了这等宿命。于是，这个世界上有大量的处女被歌颂着，大量的初恋被当事者永远记挂着，仿佛它原本就是珍贵的。当然，更多的初恋前赴后继地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损了或者正在破损着，把这个世界搅拌得五光十色。

扎扎的死让波伏娃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精神上的复活。扎扎的第一次爱情是被自己的父母给拆散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女儿应该找到更加与她般配的男人。扎扎的第二次感情是一次真心投入的爱情，情人是一个叫梅洛的才子。扎扎与梅洛一见钟情。扎扎的这次情感同样遭到了父母的排斥，原因是他们私下里调查梅洛是一个私生子。这可是有损于门面的事情。他们强行地拆散了这对爱着的情侣。扎扎精神失常了，有一天一丝不挂地走出家门。扎扎的父母想起来不再阻挡女儿爱情的时候，扎扎已经病入膏肓。扎扎是死于爱情的。这么一个有个性的聪颖女子竟然也能死于这种叫爱情的东西。在被别人圈定的情爱程序里面，爱情这么轻易地就能杀死一个好女人。扎扎的脆弱竟然比她曾经的坚强更加确凿无疑。这让波伏娃对传统的爱情观产生了极大的反思。她看到了私欲导致之下的情爱有着怎样致命的力量。她下定决心不再看重传统的道德和爱情观。她要活出自己。她说，扎扎的死，让她获得了自由。

现在该请出我们的男主角萨特先生出场了。这是个写出了《存在与虚无》《词语》《恶心》等名动世界的存在主义代表作的大师，曾经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已经永远地载入了人类文化的哲学史系之中。比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惊讶的，则是萨特和波伏娃惊世骇俗的爱情。

萨特十五个月大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后来又改嫁了。这让萨特有了不那么温情的童年，也对萨特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好在萨特是绝顶聪明的，读书让他尝到了甜头。还有写作。他一个劲儿地写下去也觉得不累。萨特的聪明使得他有实力考进有名的巴黎高校，这是全球精英教育的典范学校，每年只招收二百来名学生，而报名的却有四万多个。这所古老的学院至今在世界上焕发着名贵的气息。在这个学校里，萨特和其他两个“死党”交流密集，谈哲学，谈人生。那两个人也是大才子，一个叫尼赞，一个叫马厄。萨特长得矮，个子一米五八，左眼斜视。马厄右眼也不好，和萨特的左眼对称着倾斜。挺逗的。萨特有过几次成功之后又失败了的情色韵事。波伏娃恰好也在这所学校学习。相貌清秀体态雅好的波伏娃最初是看不好萨特的，虽然萨特的才华她早有听闻。波伏娃最先认识的是尼赞，她和尼赞的交流十分通畅。波伏娃是在萨特的房间里见到萨特的，在场的还有尼赞。这个历史性的相见，成就了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爱情的初次相见，却是以波伏娃的心不在焉为开头的。

这大约才是真实爱情的撞见方式。以我几十年来的人生经验，几十年的所见所闻，我以为，生命意义上真实的爱情大抵不是以人为的方式介绍得来的，爱情也绝难成为精心策划斟酌的产物。那样出来的更多的是婚姻，是男女关系。爱情是撞上的，大抵在毫无防备的当事者中间。上帝这一次也做了一次故意的安排，让人类史上聪慧至极年龄合适的一男一女，在如此紧密的物理距离里面生活，以便让他和她的撞上得以达成。这真是奇迹。上帝的这次安排其实是别具匠心的，他老人家不仅需要一次人类罕见爱情的可贵登场，更重要的是让一颗头颅和另一个头颅可贵地相遇。我一直以为，正是波伏娃头颅里面装着的硕大精神力量和萨特头颅里面装着的硕大精神力量的不竭撞击，才最大限度地支撑了他俩传奇爱情的延绵不绝。

写出这一段文字，我笑了。我抒情了。有人说，人在美妙得无法言说的东西面前，或者在讶异得令自己发呆的东西面前，就要抒情了。

萨特的出现第一次让波伏娃感到了在智慧方面的低人一等。她总是争不过他。当然是一些哲学上的重大问题，还有学业上的难题。有一次他们吵了起来，当然还是萨特赢了。这却让两个人都觉得对手的杰出和彼此智慧方面的旗鼓相当。然后的一次考试中，萨特第一，波伏娃第二。萨特相貌的丑陋，他的眼斜，他的比自己矮小，外加抽烟酗酒，都不重要了。像波伏娃这样的女人是怎么可能抵挡得了智慧的袭击呢。对于一个对精神的要求无比确凿的女人来说，被一个男人智慧的袭击所衍生出来的爱情倾情是最重要的一种倾情。于是他俩好了。他们不停地约会。约会的好感觉让下次的约会不停地来临。他们的感觉不停地变得更好。为了诉说这样的好感觉，他们每天都要通信。他们隐约地感到，这样的一种两人关系将会是永恒的。当然，这其实也是被若干年后的事实成就了的一种永恒。我想，和所有的恋人一样，当时他们这样的表达，也有着很大程度上海誓山盟的成分。我一点也不讨厌热恋中男人和女人发烧时的海誓山盟。我还以为，没有海誓山盟的爱情一点也配不上爱情原本的质地。热恋中的海誓山盟当然不是用来实践的，而是用来表达两人当下的激情的。除了海誓山盟，还有什么能和把生命拿出去的恋情相匹配？当然，把说过的海誓山盟当成诺言去实现，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就不聪明了。就痛了。就混乱了。不聪明的人总会活出痛苦和混乱来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好到一定程度的男人和女人是要走入婚姻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可是，萨特和波伏娃竟然同时是两个不喜欢用结婚这种东西证明自己感情的人。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人也不喜欢用结婚这种东西证明自己的感情的。因为结婚和爱情在本质上是两个太不一样的概念，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爱情是那么属于生命内里的东西，怎么能用现实性那么强的婚姻去证明它呢。但是，即使是不相信婚姻的人，也大抵地跟着走向了婚姻。其实他们走向的是一种力量强大的世俗文化。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力量抵抗得了这种世俗文化。是在萨特和波伏娃看完电影后去散步的路上，萨特突发奇想地对波伏娃说，我们签定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在这两年中，用我们都愿意的最亲密的方式一同消磨这几年，然后我们可以两地分居几年，然后在其他地方，国外，可能的地方，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可以让我们彼此永不陌生，谁也不用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割断这条连接我们俩的纽带。而且，我们决不能将这断断续续的同居生活庸俗地视为一种义务或者习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向这方面堕落。随后，他俩还互相约定：双方之间不互相欺骗，也不互相隐瞒。双方所遭遇的偶然爱情也一定要向对方如实汇报。他们都渴望爱情，却都害怕在一棵树上吊死。

不喜欢用结婚的方式拴住自己的爱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萨特和波伏娃对于“性”这个活跃因素的了解和悟透。当然是普遍人性当中的具有花心特点的那个最能作野的“性”。萨特和波伏娃都是天才，天才当然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花心是普遍的人性里面的特征，这是在世上有点沧桑的正常人都能得出的结论。他们俩的天才部分是用不着向俗人那样试着去证明自己的爱情或许是天底下最不混乱的，然后再必然地被过后的日子证明这种想法只是天方夜谭。在情色之中，大量的男人和女人是容易这样想的：人类都是花心的，可我们的爱情质地可以例外地好到不花心的。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人和女人是不花心的，那就应该是我们了。当然，这种自信心是有利于让自己心花怒放的。可毕竟这只是一种美好地骗过自己的方式。我当然不是说世界上绝对地没有专一的爱情。可是，专一的爱情大抵是以克制住自己为代价的。是要牺牲掉人性中的那种自由的。自由原本是生命中多么宝贵的东西呵。而且，有的时候当事者所呈现的那种专一，不知道是否只是悬浮于世界的肉眼表面之上。还有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就是没有遇得上惊动了自己灵魂的异性呢。

哲学家周国平说过性行为、爱情和婚姻这些两性关系的三种形式及其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质。它们是和人性的三个层面相对应的：性行为是人的生物性；婚姻是人的社会性；爱情是人的精神性。生物性是一个基础，如果没有性，爱情和婚姻都谈不上，都不可能产生，都没有存在的理由。这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生理基础。但是，性、爱情、婚姻又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的是社会原则。困难在于把这三者统一起来。周国平还说，爱情的讲究使得这三者的冲突更加严重。爱情是两性关系的最高形式，在历史上出现得最晚。在野蛮时代，大家都不讲究爱情，谁和谁发生性关系都没有关系。可如今的人们讲究爱情了，麻烦就来了。爱情是专一的，可是人的生理机能并没有因此改变，性的指向仍然可能是广泛的。这其实是人类根本无法解决得了的问题。自古以来其实从来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解决过。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节目中，周国平还无可奈何地告诉大家：激情的东西只有在初恋和婚外才能得到。

二十岁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读书活动，得到的奖品就是萨特的小说《理智之年》。那个小说里面的一个细节至今让我回味不已。小说的主人公叫马洛。有一天马洛在她漂亮的情人家中。他们刚干完那件事。马洛赤身裸体，两腿之间躺着垂头丧气的生殖器。马洛突然意识到，它就像个大儿子，男人终生都在为它操劳。我想，这是男人萨特借主人公之口说出的自己的一句话。这是哲学家萨特替凡俗男人萨特说出的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承载了哲学意义上的悲悯精神。这种悲悯，从一个男人性觉醒时就开始了，它一直会持续到男人用不动自己的肉身为止。

我想，萨特和波伏娃之所以选择不要婚姻，还因为他们想最大限度诚实地面对对方，面对自己。既然他们都需要在两人不可割裂的爱情基础上享受偶然的爱情，都需要两人之外的情爱激情，那么就诚实地告诉对方。我还想，即使拿到有着法律意义上的那张婚姻的纸，波伏娃也不相信婚后的萨特能不去遭遇那种与另外女人偶然的爱情。在这方面，波伏娃大抵也是不相信自己的。事实的矛盾无论怎样的不能解决，诚实地面对是比不诚实地面对要净明得多。在这样的诚实面前，把那张象征着两性法律关系的婚姻纸领回来，就显得荒谬了。这样的法律在两人的诚实面前是虚弱的，也是滑稽的。诚实是一个多么好的品性呵，凡俗的人也是知道诚实是一种好品性的。可是，我敢说，萨特与波伏娃所选择的这种诚实，是所有的诚实中最沉重的一种。这种沉重是凡俗的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凡俗的我们宁愿被稀里糊涂地骗过自己也不要这种沉重。我曾经看到英达做过这样的表白：最要妻子有的品质就是忠诚。让别人对自己忠诚，哪怕对方是作为妻子的那个女人，是当事者自己能决定得了的事情吗？这一个质疑，英达难道不曾追问过自己吗？在我的心中，英达是个怎样的聪明绝顶之人呵。他也在根本上有着俗人的局限。然后我又感到一种强烈的踏实感：英达都可以是俗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英达更俗，俗到不可耐，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我们的身体内从来没有取消过亚当与夏娃的基因。而亚当与夏娃正是因为偷吃禁果才意识到男人与女人身体奇旖的差异的，从而对此产生了难以抑制的诱惑。这诱惑和法律与文化所能给出的用来阻断它们的东西毫无关系。这诱惑自己长大着，强壮着。领悟到这些根本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婚内婚外偷吃禁果，对于世上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这根本就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个女作家朋友，一个写出了诸多深奥文字的女作家朋友，一个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洞悉到骨子里面的女作家朋友，她曾经在桌子的对面对我说：在一生这么长的时间里，她绝不相信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没有外遇。我反问她，按照这样的逻辑，她的丈夫是个男人，而且是个有出息的男人，他有外遇就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的。她说，当然。我又反问她，如果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她知道了后会如何处理。她想了想，说，那一定是要分手的，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一个怎样的悖论！我问她怎样解决这个悖论。她说她不去想她丈夫有没有外遇这件事。她不让自己有寻找对方外遇证据这样的心思。

这就是我们凡人的局限。我们可以把理论的东西储备到足够，足够到强大，可是，强大的只是一些理念，而不会是我们依然脆弱的心灵。我们的知识可以发育到与现代化的今天相匹配的程度，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配件和我们的古人里面的配件没有多少差异。它不与时俱进。我们的大脑那些额叶什么的还大量地停留在初级的管理方法上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因此活跃着大量的最初级的那些人性弱点。那些我们津津乐道的经验，那些高深莫测的哲人的话语，是我们用来教育别人时使用的，或者是写文章时把句子打扮得天花乱坠的。而一旦真实的危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些哲学的东西就像冰淇淋遇到电暖气，一会儿就融化得无影无踪了。

我其实从来没有以为波伏娃强大到取消了自己的嫉妒心。取消了嫉妒心，就等于是说，波伏娃取消了肉体的生命。天才的波伏娃同样有一个会痛的肉体，我们的肉体能痛到多么厉害，她的肉体也会痛到多么厉害。我还以为，那些令人类痛苦的因子，经历它们时波伏娃一定比我们痛得更严重。同样的事物，她比我们有着更为细密和深入的接纳能力和穿透能力。人和人的差别其实是巨大的，有的人的感知能力是以微米为计量单位的，有的人则以米为计量单位。波伏娃细密如丝的接纳能力使得那些红尘之事以多么痛的方式渗透在她的生命之中呵。但是，无论这个肉体会怎样的痛，都无法阻止性爱这个东西巨大本质的原本样式。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生活，性这些东西的本质都没有变动过一丝一毫。这才是根本的东西。这才是要命的东西。萨特的前情人是一个叫卡米耶的女人，波伏娃曾经十分醋意地强烈要求见卡米耶一面。于是萨特安排她们见面了。波伏娃不得不承认卡米耶的确生得花容月貌，风情万种。波伏娃被嫉妒心弄得很痛。谢天谢地，波伏娃生命中那些细密深入的接纳能力同样以丰淳的方式让她得以汲取伟大的智慧。这样的智慧是我们凡俗之人根本无法体味到的，我们的想象力也企及不到它们。这样的智慧足够使她改变自己生命的结构，使得再大的痛楚也伤害不了自己。是的，波伏娃把自己的智慧变成了自己的哲学。她所需要的哲学比红尘中的情色更妩媚，更庄重，也更能提供生命以能量。

上帝创作出萨特再创作出波伏娃，其实是要他们承担起另一个更重要的使命的，那就是他们共同的哲学。以哲学为使命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世俗生活几乎是浅显得可以流淌的。他们需要衣服穿，以便冬暖夏凉。他们吃饱肚子，以便营养自己的身体。他们需要情色和爱情，于是他们做爱。必要的时候他们和别的异性做爱。萨特和波伏娃是不生活在一起的。他们各住一处，距离不远。平常的日子，他们去一家熟悉的和喜欢的咖啡屋聊天，聊的当然是一些有意思的话题。这才是他们生活中无比重要的东西。是比物质的食品更离不了的东西。是离开了就不能活的东西。我总会想象波伏娃与萨特在一起的样子。我的想象总会很恍惚，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一会儿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会在我的想象里面变动。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一幅波伏娃和萨特的照片，是在一本书的封底上：萨特穿着一件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上的针织衬衫，就像波伏娃几次提起的那个样子。波伏娃的头上系了一个头巾，头巾上打了个结，很像清洁房间的女仆打成的那样的结。她就那样看着他。那么自然地看着他，仿佛活着的内容之一就是这么看着他。他那么自然地被她看，仿佛活着的内容之一就是被她这么看。旁边是两个杯子，一个是萨特的，一个是波伏娃的。萨特的那只杯子半满着，波伏娃的那只杯子已经空了。从那以后，波伏娃与萨特在咖啡馆里就被我定格成这个样子了。就是他们之间谈起各自偶然的爱情，也被我想象成这个样子。我想我一定要去巴黎的，就是为了看一看波伏娃和萨特常去的咖啡馆我也要去巴黎。就是为了摸一摸把头巾打成结戴在头上像个清洁房间的女仆的波伏娃坐过的椅子我也要去巴黎。

萨特和波伏娃从认识后再也没有分开，直到萨特死亡。正是这些无比重要的东西才达成这种伟大的永恒的。我想，仅仅是他们之间男女的情色是承担不起这么伟大的永恒的。假如他们有什么最美妙的回忆，那么一定是在一间洒满阳光的屋子，里面有他和她在写作，在交谈。

有一个叫奥尔加的女人是必须提到的，因为不仅萨特和奥尔加有着那种偶然的爱情，就是波伏娃也与她有着暧昧色彩的感情。单单凭着两个伟大的哲学家同时都对这个叫奥尔加的女人有着特殊的好感，我就认定这个女人绝对有着生命中超凡的东西。奥尔加起初是波伏娃的学生，后来被萨特爱上了。讨好奥尔加，萨特使用了比当初讨好波伏娃更多的心思，可见萨特的这份偶然的爱情有着不低的品性。当波伏娃发现萨特与奥尔加相爱的时候，她感到难过。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萨特爱奥尔加而难过，还是为奥尔加爱上萨特而难过。因为她既爱萨特，也爱奥尔加。波伏娃的这种感情里面肯定有那种叫作嫉妒的东西。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他们竟然是和平着的。至少是看起来和平着的。我想，如果有不和平的东西，那一定是发生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又被波伏娃和萨特使用到了他们的哲学之中。三人关系终究是一种反人性的关系，它终究还是解体了。这种他们共同创造的新型的人际关系让三个人都身心俱疲。为此，波伏娃还以此为蓝本，写出了一本叫《女宾客》的小说。波伏娃在小说中写道：所有诸如反复无常、毫不让步、极端自私这些虚假的价值观念逐渐暴露了它们的弱点，被蔑视的旧道德观念获得了胜利。小说的主人公被波伏娃使用上了自己母亲的名字：弗朗索瓦茨。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弗朗索瓦茨无法忍受女宾客与情人的相爱，打开煤气杀死了女宾客。这其实是一部描写情色的痛苦与嫉妒的悲剧。那个杀死了女宾客的主人公肯定是波伏娃潜意识中的另一个自己。那是一个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出场的自己。那个被情爱折磨得痛不欲生的自己。那个和别的女人一样有着爱恨情仇的活生生的自己。当然，另一个真实自己却是这样的：她没有杀死奥尔加，她和奥尔加始终是好朋友。这本叫《女宾客》的书还有一个特殊的题词：献给奥尔加。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有着这样严重分裂着的人格，却又安好无损地活着。这样的分裂怎样统一在同一个女人的肉体生命里面？这个会痛的肉体生命被一种怎样超越的人格力量所支撑？这根本就不是我们俗世的人可以解释得了的。

波伏娃与一个叫博斯特的男人保持了近十年的情人关系，直到波伏娃和美国情人奥尔格伦相爱，她和博斯特才分手。这个叫博斯特的英俊的年轻的男人比波伏娃小很多。一直是“女宾客”奥尔加的情人。后来博斯特和奥尔加结婚了。证婚人是萨特和波伏娃。在我们的眼里，这么奇形怪状的男女关系竟然被他们处理得这么妥帖，这么绅士。这样复杂的故事若是落实在老百姓之中，就会被说成是乱伦了，别说嫉妒的登场，就是白刀子变成红刀子都得好几个轮回了。生命和生命的差异太大了，大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生命对生命的理解太不一样了，像白天和夜晚那么不一样。生命对爱情的理解也太不一样了，像天使与魔鬼那么不一样。一个俗人对于自己的凡俗了解得太少了，少到连自己身上的凡俗是怎样回事儿都不知道。

比安卡和万达也是两个让萨特献出自己偶然爱情的女人。而且这两份偶然的爱情分量也是不轻的。阿莱特是晚年萨特的情人，为了这个情人的利益萨特竟然把她从法律上收养为养女。萨特与这些女人在一段时间之内，或许有着比和波伏娃之间更加浓重的情色关系，但是，波伏娃却是萨特惟一的一个从见面就没有分开过的爱人。可以这样说，除波伏娃之外的无论哪个情人，她们与萨特在精神上的链接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萨特与波伏娃的那种紧密的。我读过的一本波伏娃的传记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对萨特来说，他与每一个女人的交往，都只是一场爱情实验而已。爱上萨特的女人通常会被萨特置于观察与质疑之中，处于无所不在的语言的监控之中，像实验室里的老鼠。对萨特来说，写作是最至高无上的事，活着就是为了写作，整个世界只是他写作的材料，为了写作可以牺牲掉任何人的幸福，甚至包括自己的快乐。波伏娃也是一样，她之所以一直陪伴萨特到死，也是为了写作。萨特可以无限地满足和调动她本人的语言欲望，她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追求。她把自己变得适合于写作，以写作的眼光来要求生活。

我认识两个女作家。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她们两个也是好朋友。她们两个能写出有分量的文字。她们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城市里，却同时爱上了一个著名诗人。著名诗人写出的那些有力诗行，足以让这些诗行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妖娆地活下去。这两个女作家那么仰慕他。他也与她们分别有着不同程度的情色关系。我的这两个女作家朋友是在不经意的交谈中发现了对方秘密的。女作家原本是一些敏感的女人。她们对于事物细节的捕捉有着雷达一样的缜密。所以破译了两人之间秘不示人的秘密，她们根本不用太多的心思。因为我同时是她们的好朋友，我便得到了两份曲径通幽一般的女人的秘密。令我惊讶的是，我的这两位女作家朋友彼此竟然没有使用自己的嫉妒心。她们依然那么喜欢着对方，假装不知道对方那个事实上伤及了自己自尊的秘密。更让我惊讶的是她们不恨那个爱着的男人。她们甚至连知道了的这个秘密也像宝贝一样对他封存了起来。我知道了，她们之间的欣赏是建立在精神的高处的。女人与女人之间这种珍贵的精神赏悦，连看起来那么锋利如刀的自尊心都伤不着它们。连那么深的孽情也伤不着它们。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它帮助我更深地理解了波伏娃和萨特之间男女情色的错综复杂，以及他们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尊重。

一些在高处的精神，就像飞机在天空中的那种飞翔。地面上那些高高低低的建筑物是伤不着这种飞翔的，就像高高低低建筑物一样竖立着的红尘往事伤不着精神在高处的人，哪怕这样的人是用会疼的肉体做成的。

波伏娃与美国作家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段美妙的传奇。美国作家叫奥尔格伦。波伏娃甚至动过和他结婚的念头，但终究是念头而已。他俩的相遇也格外有意思，像小说中的素材。那年波伏娃四十一岁。美国作家三十九岁，离异，单身着。那是波伏娃去美国讲学时发生的故事，她接受别人的采访，也采访别人。当时她在美国小有名气，被誉为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她在纽约讲学完毕，想去芝加哥。有一个朋友介绍她去找一位在芝加哥的知名作家，叫奥尔格伦。奥尔格伦得过普利策文学奖。到了芝加哥，波伏娃给奥尔格伦打电话。奥尔格伦听到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这女人说的虽然是他也同样使用着的英语，却是一种他听不懂的那种调子。他就说你打错了给扣电话了。波伏娃又打了一遍，又被奥尔格伦给扣了电话。幸亏第三遍电话奥尔格伦的电话没有扣掉，不然就没有这段传奇佳话了。奥尔格伦和波伏娃见面了。他与她说着对方几乎听不懂的语言，一见如故的感觉却找到了。两个人很快地好上了。奥尔格伦的深情把波伏娃的生命激情又一次唤醒。回法国后，波伏娃与奥尔格伦的信件开始像两只蝴蝶的不停纷飞，那一只飞过来，这一只又飞过去。波伏娃把奥尔格伦称为我亲爱的丈夫，有的时候也称作亲爱的鳄鱼，因为美国作家长得像只鳄鱼。奥尔格伦称波伏娃叫青蛙，因为波伏娃对他有说不完的话，像个青蛙在叫唤。波伏娃背诵美国情人给她的文字，喜欢的，赏悦的。他也被波伏娃的才华和深情所打动，感念着，惊叹着。他们忍受着异地不能相见之苦。波伏娃同样把自由的理念传达给美国情人。她写信的时候这么说：当我想到你克制自己不去找女人或者赌博，像个和尚似的生活时，我感到很内疚。千万别这样。我这是真心话。我决定告诉你，没有任何东西会损害我们的爱情，你要把多少女人带回家都行，无须告诉我。宝贝，生活别太枯燥了，我不想剥夺你最起码的东西。这个期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写了大量的信。她的一生给美国情人写了三百零四封信。

奥尔格伦想娶回波伏娃做妻子，还想让她一直留在芝加哥。波伏娃不是没有这样想过。但是这些想法都变成了念头，因为法国还有萨特。有的时候她以为自己是可以放弃萨特的，真想这么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受不了。为此她拒绝了奥尔格伦。奥尔格伦是个大脾气的男人，他认识了另一个女人，还想和前妻复婚。不知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惹怒波伏娃。他们就这样聚着散着，分着合着。美国情人与前妻即将复婚的前期，波伏娃告诉他，她很庆幸他们的友谊还这样存在着。奥尔格伦激动地说：不，这不是友谊！我给你的什么时候都是爱情！奥尔格伦家的墙上贴满了波伏娃的照片、信件、书籍封面和修改过的手稿。事实上，与妻子复婚后的奥尔格伦并不快乐，不快乐的生活使他的衰老加快。十年后波伏娃又一次和奥尔格伦见面，他们平静了许多，一起去别的国家旅游。波伏娃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把她与奥尔格伦之间的通信公之于众，奥尔格伦很不高兴，他不喜欢自己的隐私被众人观瞻。他一时气愤地把波伏娃写给他的信全部卖掉，随后又立即买了回来。奥尔格伦死的时候七十二岁。他的身边保留着的是存放了三十多年的他们通信的铁盒子。铁盒子里面还有当年波伏娃随手送给他的两朵小花，那些新鲜的小花早已成为干花。波伏娃曾去美国的墓前看过奥尔格伦。波伏娃去世的时候，她的手上还戴着奥尔格伦送给自己的一枚戒指。

这又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爱恨情仇全在里面。奥尔格伦想把爱着的女人娶回家，这多么正当。他不想再孤独地活在人世间，这多么正当。他想让婚姻证明这段感情的存在，这也多么正当。可是，波伏娃离不开萨特，这又有什么错呢。比较起来，她更舍不得与萨特伟大的感情。她当然得尊重自己。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在没有对错的缘由里面誊写着自己的爱情故事。是故事自身在横冲直撞。横冲直撞着自个儿长大。故事自身原本就有横冲直撞的能力和成为任何结局的最大理由。

我得补充下来这样一段文字。我的一个女友看完了整篇文章后，告诉我她对于萨特与波伏娃的一种解读。她说，波伏娃之所以对萨特不离不弃，是因为在她的人生与思想之中，萨特是绝无可能被人替代的。是的。就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替代，它太重大了。我非常同意女友的说法，也感谢她给我的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点。我接着想，其实萨特一生没有离得开波伏娃，也是因为没有女人可以在思想上可以将她替代。

我们很容易按照世俗的理念下定义。我们喜欢拿忠贞这个词儿去评判男女的爱情。在我们的概念中，忠贞就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好了，就不能对另一个男人产生感情了。如果这个女人同时又对另一个男人好，这就绝不是忠贞。那么，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见面了，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从此再也没有分开，有那么多的诱惑使他们各自有着自己偶然的情欲，这些情欲一个个地消失了，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还是没有离开。这样的感情是忠贞呢？还是不忠贞？用忠贞这样的语言去照量一个人的心灵，还有比这种照量更荒诞的吗？一个人的心灵是立体的，它有着海一样的深不可测和海一样的变动不息。在这一刻和那一刻之间，我们的心灵都是不一样的。是的，只要海是起伏的，我们的心灵就是变动着的。我们有大量的念头在波动着。大海有多少的浪头在涌动，心灵就可能有多少个念头在波动。就像不会有同一个浪头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心灵所呈现出来的感念，也不会这一刻和那一刻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心灵更像大海的东西吗？而词语所给定的解释又是何等的平面，肤浅得连几颗毛毛细雨都滴不进去。如果非得有忠贞这么一回事儿，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忠贞。正是这一种对自我的忠贞，才影响着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做法和看法。几年前，我就对男女之间所谓的忠贞有了一种严重的质疑。在我事关情感的词典里，我把这个词给取消了。忠贞是一个不存在的词语。是一个伪词。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忠贞。也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忠贞。如果我对一个男人产生了感情，我一生一世对他依恋，那不是因为我对他忠贞，而是因为我的生命需要我这么做。我的生命愿意这么做。一个男人如果对我好过复而不好，绝不是他对我不忠贞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了。是他听从了他自己心灵的指挥。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新又打开了哲学的书籍，打开了波伏娃和萨特共同探究着的存在主义哲学。我还重新寻找了海德格尔和克尔凯戈尔。他们都是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说，我抵制的恰恰就是绝望，我知道我将在希望中死去，而我必须为这个希望创造一个基础。按我的理解，萨特给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希望的基础就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世界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真理占领着绝对的积极和绝对的消极。往往都是两者皆有。我非常同意哲学家张汝伦对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的解读：存在主义的质疑是残酷的，但却绝不是绝望的。存在主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任何对荒谬的认同都不能仅仅当作忍耐，在忍耐中必须见证人类的自由。而自由正是反抗或者说责任的前提，只有人的自由在荒诞面前被勇敢地见证，人的选择所承诺的意义才成为可能。实际上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让自由接受荒诞之考验，让无所凭靠而只有回到自身选择的个体勇敢地面对周围世界的悖谬。

存在主义的哲学其根本本质便是存在。从这自我的存在出发，人可以绝对自由地选择他所需要的本质，即可以自由地选择已有的社会价值标准或自由地创造新的价值标准来使自己成为什么人。简言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何种生活方式。这一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连人生意义的选择都可以是自由的。选择是困难的，但你必须选择。选择就是选择，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不选择是自由的，毫无理由的。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二战时期一个青年人曾向萨特提出过一个问题，因为他面临两种选择，是参加抵抗运动离开自己年迈的需要照顾的母亲，还是留下来和母亲一起听任德国占领者的欺辱。无论哪种选择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希望萨特能给他指出一条路来。萨特说，没有一般的道德标准供你参考，你是自由的，所以你自由选择吧。

萨特和波伏娃不仅在于认真地做了如此的思考，同时又在认真地行动。这样的行动即使在这种行动必然造就的悖论之中，但是，这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样的悖论因此也有着自由的性质。他们的心灵其实也在自己的这种选择中扭曲着，异化着，痛楚着，虚无着，但是，这也是一种自由选择背景之下的扭曲和异化、痛楚和虚无。因为自由，可以痛苦但无怨无悔。

看这些深奥的哲学，我很沉重，但更加清明。假如生存意味着痛苦，假如哲学的真相就是把生存的痛苦展示出来，那么我宁愿面对现实而尊重这种痛苦。正是这种我喜欢的尊重使我清明。所有的哲学都曲径通幽地告诉我们，人生就是恐惧、厌烦、忧郁和绝望。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制造出自己可供取暖的光明，然后迎着光明向死而生。生命的畏惧，畏的不是这个世界之内的具体东西对个人造成的威胁，是人感到被抛到这个世界而又找不到意义和归宿时所感到的惊恐。人类都要躲到一个地方去忘掉恐惧。男人躲到酒桌上，女人躲到爱情里，哲人躲到哲学里。我十分理解为什么大智的萨特和波伏娃也要把一些精力用于男女情色之中。他们同样也要用自己自由选择的方式使自己暂时地躲避人生的畏惧。读过王跃文写的一篇关于死亡的长文，使我的这等理解更加通透。一份医学研究报告，说爱导致的心跳与死导致的心跳频率相同，王跃文因此理解了为什么欲仙就是欲死。他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惜毁灭生命也要去冒险、恋爱、吸毒、挑战极限。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极乐状态就是一种自我迷失，彻底交出自己，甘心失去自我意识，由此找到人生最高快乐最高价值。这看似荒谬，却是人生真实。

波伏娃最伟大的艺术成果，是她写出了《第二性》。这是一部被称为女人的“圣经”的伟大之作。这是女人生命史上一部革命性的著作。只有波伏娃才能做得出来这种荡气回肠的关于女人生命理念的重大颠覆。这么深重的一部著作，那么疼痛的一些事关生命血肉的文字，它们怎么能与波伏娃生命与情感的真实体验有着须臾的分离呢？那种痛做出来的深。那种深做出来的痛。它们那么高耸入云地表达了一个女人生命可能抵达到怎样的一种程度。

伟大的萨特终于老迈得住进了医院。波伏娃像一个亲人那样呵护着他。萨特的晚年，肉体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不知一个哲学家肉体的痛楚和一个俗人肉体的痛楚是不是使用了同样的承担。有一天他对服侍他的波伏娃说，你真是一个不错的老婆。看着医院里的年轻女人，萨特就会告诉波伏娃，他想起了和那个年轻女人同样年轻的那时的她。这么一个把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都不当回事儿的举世无双的男人，不理会婚姻，却在情感上与这样一个女人一生不离不弃。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深与怎样的重。红尘中的男女情色怎么可能有分量和这样的感情去对应。

七十五岁的一天，萨特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年是1980年。

萨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波伏娃找了个机会，要求单独留在萨特身边。她准备钻进裹住萨特的被单里面躺在他身边，像几十年他们无数次做过的那种样子，再呈现最后一次。医生阻止了她。医生说，不行，当心，坏疽。直到那个时候波伏娃才知道死亡真正的来临。波伏娃还是躺在被单上睡了片刻。

六年后的一天，波伏娃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总结自己：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

人们把波伏娃与萨特葬在了一起。

我的同事知道我在写波伏娃，告诉我一定要把他对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感念写进去。他说：我们所谈论的世俗意义上的爱情是涵盖不了波伏娃和萨特的爱情的，就像一只奶瓶涵盖不了一只大缸。他还说，波伏娃与萨特是一架精神天平上的两只砝码，而这座天平从来没有倾斜过。

在这篇长文结束的时候，我想澄明一种东西。波伏娃与萨特所选择的处理感情的方式，是不可复制的，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就像波伏娃与萨特是人类伟大的特例一样。这样的特例不是用来在人类之中推而广之的，而是用来令我们仰望的。大众就是大众，大众过的大抵就是大众的生活。我们当中有人或许也选择了一生不结婚，或者也需要自己偶然的爱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所选取的这等自由，就是波伏娃和萨特的生命中流淌着的那种自由。不是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波伏娃的那种自由，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承担得了的。不在波伏娃的生命之中，这种自由会极度地走样的。婚姻制度确实有着种种的漏洞，有着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谁还能证明一种婚姻以外的制度或者游戏能使人类的情感关系不那么漏洞百出？假如没有一定的合理性，绝大多数的世人为什么那么自动地选择了让两人感情进入婚姻？假如婚姻制度真的是合理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围城内外破损到难堪的故事？这只是一个被质疑着的选择题，而且将永远被质疑。波伏娃的伟大，就在于她勇敢地尊重了自己的自由，哪怕这种自由可以使自己身只影单到独一无二。是的，波伏娃的美妙，就在于她的从容和她对自己选择后的承担。还有她对人性的极度洞悉和这种洞悉之后采取的对于他人对于自己的尊重。她给我们的那种惊世骇俗，绝不是源自她自己故意而为的一种制造，而是她的人格自然发出的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纯正光泽。她前无古人。她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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