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浦薛凤

乾坤坍陷到西南

浦薛凤（1900—1997年），号逖生，江苏常熟人。14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秋官费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翰墨林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历任云南东陆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由西南联大转赴重庆进入政界，历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行政院副秘书长。1949年后，在台湾历任国立政治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研究所所长、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1962年移居美国，任桥港大学教授、纽约圣若望大学教务长。著有《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现代西洋政治思潮》《政治论丛》《政治文集》《万里家山一梦中》《八年抗战生涯随笔》等。他是研究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权威，曾创立“政治五因素论”，用于阐释和研究政治现象；其专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曾被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在学术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浦薛凤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是我国研究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权威，他曾创立“政治五因素论”，用于阐述和研究西方政治现象，开辟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政治的崭新路径。浦薛凤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翰墨林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先后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后任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清华学报》编辑。1949年赴台湾，历任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等。主要著述有《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政治文集》等，还有《太虚空里一游尘》《万里家山一梦中》《相见时难别亦难》等散文集多种。其中于1939年初版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作为“清华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不断再版。

1937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在平津铁路交通时断时续之际，浦薛凤抱着共赴国难、为国效力的想法，冒险前往江西牯岭，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庐山谈话会。据他自己回忆：“清华此次得邀柬者，有梅校长、正之、（潘）光旦、（顾）一樵、（冯）芝生、（陈）岱孙、（萧）公权、（陈）之迈、（沈）仲端、（张）奚若及予诸人。”（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他于7月13日出发，经天津、南京，17日到达江西九江，24日回到北平，“及返抵清华大学甫四日，而北平易手”，于是，他携带全家到城内避难。“入城后风声时紧时松，而隐约炮声，隔数日即可闻得。飞机大队则往往于黎明高越屋顶天空而过，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然而每次飞行，正不知毁坏吾某地……只得听天由命，留在园内。”（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确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顾毓琇为筹备委员，以北大、清华和南开为骨干组成长沙临大，指定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委，筹备委员会主任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兼任。同年10月14日，浦薛凤与王化成、马约翰等人相约南下，经天津，20日到达青岛，与雷海宗等汇合，24日到达郑州，27日历经艰险到达长沙。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上课。其时，上海已为日寇占领，浦薛凤的家乡江苏常熟和吴县等地相继沦陷，不少教授因交通阻隔，无法按时汇集长沙。因此，有些开设的课程暂时没有教授授课。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校临时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和学者来校进行演讲。先后来到临大讲演的有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和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其时，浦薛凤住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与王化成、吴有训、杨武之和李继侗等教授住在麻园岭22号。“初到长沙，连旬晴佳。闻不久前即阴雨数周，可谓初来佳运……长沙橘子极多，价亦甚廉。岳麓山畔且有橘园，橘子树实为予生平第一次见到。绿叶红实，状至鲜艳……天心阁为全城最高建筑，远望景象颇壮。俯视全邑都在眼底，远望江山亦如图画，洵为胜地。曾与友人游览数次。品茗其上，可畅心胸。”（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但是好景不长，战争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飞机空袭长沙的次数不断增加，长沙临大是不是搬迁成为师生们议论的主要话题。不少慷慨激昂的学生感到国仇家恨，不是安心求学的时候，纷纷投笔从戎；还有不少学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仅劳民伤财，荒废学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认为，长沙绝对安全，若临大要搬迁，也可迁到常德等地。经过长沙临大与国民政府的反复磋商，1938年1月，长沙临大决定搬迁边陲云南。

1938年1月27日，浦薛凤与施嘉炀、冯景兰、张印堂、陈省身、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等乘火车南下，先抵达广州，于2月3日乘轮船到香港，与陈寅恪夫妇合住在九龙。暂住香港九龙时，他得知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尚在印书，立即着手《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的修改，同时作序、编目录，在4月13日前完成书稿的修订，送达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对于这段经历，他在书的序言中说：“值此吾整个中华已到存亡呼吸之际而犹以一部政治思想史稿，尤其是一部西洋政治思想史稿，于大学再度播迁由湘赴滇匆匆旅次之间，郑重编目付印。”（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9年9月印行；1943年，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在重庆影印再版；1953年，台湾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影印重版；197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刊行第四版，该版后来重印多次；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版。

在《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中，浦薛凤认为“政治”为“万题之题”，最为重要。他说，“政”“治”之中，“政”必本于“治”，一切致治在“行”而不在“言”。他引用卢梭的话说，各种法律之中最重要者并非刻写于铜板石表之上而系雕琢于国民心坎之中。据此，他认为，“政”之所以流为“弊”,“治”之所以转成“乱”，不外由于持政阶层之“贪”“私”“伪”“偷”与“稚”，而“为政”及“致治”之先决条件，端赖于具有贤明领袖、清勤官吏与优良风气。全书8章，60余万言，第一章说明西洋政治思想之性质与范围，第二章叙述西洋近代政治思想之渊源——自柏拉图至孟德斯鸠，第三章到第八章分述卢梭、十八世纪后半期欧洲各派社会学说、美法革命的政治理论、德意志唯心主义、英法革命后反动与守旧的政治思想和英国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于该书的写作，他始终遵循的标准就是：“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研读昔贤之原著，亲自咀嚼消化，然后扼要详述。在消极方面言之，即不愿偷懒取巧，从西方政治思想史诸学者之撰著中简介摘录拼凑。”（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由于早在该书初版前，部分章节就在清华大学《清华学报》《社会科学》和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发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此，该书出版后，萧公权教授即刻撰文评价认为：“著者态度之谨严，致力之勤，下笔之审慎，一扫国内一般作家轻率的习气。尝见国内出版一部分号称专门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小册子的专门著作）序言中往往说作者‘于寒假中’‘于暑假中’或‘费时几月，写成此书’。其实学术的著作不比文艺作品，有时候可以依仗灵感而有‘兴到’之笔。这一类的作家似乎治学的甘苦还不曾亲身阅历，如何谈得到学术上的贡献？浦先生这一部书正好为他们示范立则。”（萧公权：《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1953年，时任台湾政治大学的邹文海教授再次评论说：“自卢梭以后，《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乃分六章叙述。对卢梭，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思想，美法革命的政治理论，唯心主义，美法革命后的反动思想，功利主义，各以一章的篇幅予以详细说明。这是浦著的主题，其间期约等于1748年至1848年，在这一百年间，正是西洋国家缔造民主最艰苦的时期。而激荡于当时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乃如是其分歧，如是其宏肆。细心体会本书的人，一定会憬然于了解民主的真精神诚非一宗简单的事情。至于各章皆有独到之处，读者自能领略。尤其卢梭一章，论《社约》及论《全意志》的几节，精辟深入，可与付汉氏（Vaugham）的《卢梭政治论著集》比美。”（邹文海：《评介〈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可以说，这本成书于西南联大时期的著作，是浦薛凤研究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名著。

浦薛凤先生与夫人

1938年4月15日，浦薛凤一行200余人乘嘉应号轮船离开香港，在抵达越南海防时，“海防验关，最为讨厌，行人视为畏途。盖安南人之索贿，固不待论，即法国人自己，亦自有份。故施查验时，声色俱厉，翻箱……拆被摸衣，无所不至其极”，4月23日，抵达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所在地——蒙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初抵蒙自，浦薛凤就收到妻子的家书，每念关山阻隔，战事变化，无不揪心，写下古诗：“杜鹃声里过端阳，好梦清华回味长；一处羡君欢聚合，三方感我费思量。故乡陷落同深恨，家产抛残各莫伤。万里天涯祝国运，今朝相忆倍彷徨。”（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其中蕴藏的寝食难安的心情，不难见出。但是，地处滇南的蒙自，还是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印象。在蒙自，他参加清华历史系王信忠的婚宴，驻足庭中一株白玉兰下，绿叶层中藏玉簪无数，芳香四溢，扑人眉宇；在蒙自，他和陈寅恪、郑天挺、陈岱孙等人游览黑龙潭，一路蝴蝶无数，色泽鲜艳美丽……

1938年8月，蒙自分校结束，浦薛凤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昆明。12年前，他曾在昆明东陆大学任教，今番重来，神州陆沉，客居西南，感慨良多，遂口占两绝：“十二年前讲学地，重来感想不须论，风声云影都非旧，呆对西山无一言。”“五华金碧胜云昙，依旧青衫不自惭，那是一身荣辱事，乾坤坍陷到西南。”（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同年9月28日，日军首次空袭昆明联大校舍后，他疏散到云南禄丰山居，赋诗山居杂兴，吟哦之中，关注的还是时局，时常与朋友“重与细论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他还与陈寅恪、箫公权、朱自清等人用古体诗彼此唱和。他所写的古体诗，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气象，有一代学人的情感和态度，也有国难当头的无限哀伤。

在西南联大，浦薛凤先后讲授“政治学概论”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等课程。在讲授“政治学概论”时，他力求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着重讲述政治史观，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和分析。他语言生动，分析透彻，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是，他在西南联大的时间不长，1939年3月，他离开昆明飞渝从政，从此开始，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7年。据他的女儿浦丽琳在《浦薛凤回忆录》序言中说，“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以学者身份从政。”他自己也说：“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直到抗战结束，他历任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和行政院副秘书长。1948年秋，他出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被人誉为“政学两界，长袖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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