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殷海光

自由主义的斗士

殷海光（1919—1969年），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曾师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5年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1948年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1949年到台湾，同年5月，又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后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该杂志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他受罗素、哈耶克等人影响，所撰文章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忠实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自称“五四之子”和“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20多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在台湾期间，他先后培养了李敖、林毓生、陈鼓应、张灏、成中英等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他一生撰写了《中国文化的展望》《思想与方法》《海耶克和他的思想》等著作和无数的文章。在这些著述中，他批判专制极权，传播民主理念，以其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饱蘸激情的文字影响了海外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思想的启蒙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38年春天，19岁的殷海光离开家乡湖北黄冈，决定前往昆明。他从汉口搭乘小船，经洞庭湖到湖南，然后在公路上挤进汽车，随着从东南向西南涌动的难民，向云贵高原进发。在贵阳时，他碰巧与同赴西南联大文学院任教的洪谦相遇，洪谦后来成为他的老师。几经周折，殷海光终于抵达昆明，加入流亡学生团里，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但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西南联大可以免试接收一批新生和转学生，殷海光即以转学生和借读生的名义进入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学习。从此，他在西南联大度过7年的漫长学生生活。晚年，他在回忆这段岁月时，倍感怀念：“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和我心灵契合的老师及同学随时可以碰见。在学校附近文林街一带的茶店里，在郊外滇池旁，在山坡松柏林中，常常可以听到我们谈东说西。现在，我回忆起来，总觉得‘梦魂不到关山难’！内心说不出的想念。”（卢苍编：《殷海光书信集》）

在西南联大，殷海光所就读的哲学心理学系。当时，哲学心理学系分成哲学与心理学两个组，哲学组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王宪钧，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郑昕，南开的冯文潜、王维诚以及兼职教授张荫麟等，阵容相当强大。在这样的环境里，对还是中学生时就翻译过查普曼（Chapsman）和罕勒（Henle）合著的《逻辑基本》（The Fundamental of Logic）的殷海光来说，可谓如鱼得水。他一方面继续追随着自己所仰慕的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其他哲学课程。“开学后，他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课，郑在学生堆中见到他，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学习结束考试时，没有上课的殷海光还得了最高分。”（章清：《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而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上，学生人数不多，冯友兰一般先开个头，就让学生展开积极的讨论。每到学生发言讨论时，殷海光就站起来，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讲完了还要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在选金岳霖的“逻辑”课时，金岳霖见他来上课，告诉他不必上自己的课了，请他跟刚从奥地利留学归国的王宪钧学习“逻辑”。此外，殷海光还选修沈有鼎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和“胡塞尔原著习读”等课程，由于沈有鼎讲课非常深奥，最初十几个人的课，最后只剩下殷海光等两三个人，于是他索性将课堂搬到学校后面的花园里，与学生在古木参天的环境里谈论哲学。

在昆明求学期间，殷海光接触最多的还是金岳霖。其实，早在1935年，殷海光在读过金岳霖的《逻辑》后，“受一股求知热望的驱使，受一种对金先生景仰之情的驱策”，他直接致信金岳霖，希望有更多的收获。金岳霖很快就给他回信，对他的见解表示欣赏，愿意多思考他提出的问题，同时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供他阅读。1936年，年仅17岁的殷海光在得到金岳霖的来信鼓励后，决定到北平求学。到北平后，他拿着金岳霖给他的地址，找到家中，与金岳霖住在一起。“接下来在北平一年的经历，对塑造殷未来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金的言传身教感染着他，还通过金结识了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章清：《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因此，到昆明后，他经常陪着金岳霖在学校附近散步，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学术思想，金岳霖给予他积极的引导，让他认识自己和身外的世界。可以说，通过金岳霖，“殷海光了解并认同了以科学、自由、民主为代表的西洋文化，这对他以后最终走上自由主义之路、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陈战友、颜昌武：《自由主义精神的秉承与铸造——简论金岳霖对殷海光的影响》）。除接近金岳霖外，在昆明期间，沈有鼎也是他较为钦佩的教授之一。沈有鼎是西南联大有名的数理逻辑教授，早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弗赖堡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殷海光和沈有鼎一样，经常不理发。有一次，6个月没有理发，当他们一起走过街头时，便有人耳语说：“那是西南联大的沈有鼎，旁边那个瘦小的年轻人是他的学生殷福生（殷海光的本名）。弄哲学的，就是这副怪模样。”于是，当殷海光领到稿费时，就约着沈有鼎到当时昆明最好的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一看两人的长发，只得自嘲说：“今天运气好，一早就接到好生意，这两人的头发又硬又长又脏。”两人听后大笑。可以说，“在此后的岁月，殷海光无论提及金岳霖，还是沈有鼎，更多的都是谈到他们对铸造其性格和思想生命的影响”（章清：《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确实，昆明7年的教诲，作为启蒙导师的金岳霖和沈有鼎铸造殷海光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自由激荡的思想。

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环境里，感受着生活给予他的一切。记得殷海光初到学校时，在西南联大旁边有两座又高又粗的没有线的电杆。有一天几个学生围着看，有人说：“谁敢爬这电线杆？”殷海光大声说道：“我敢！”他果然爬上去。他说上面的风很大，震动得很厉害，下面的人都笑了。另有一次，他与西南联大的同学打赌，独自在风雨之夜到校外的坟地里转了一圈。同时，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还清晰地记得：“他经常穿一套黄卡其中山装，冬天则加一件黑棉布大衣。他说话的声音，永远超过聊天的程度，而像是在演讲；其坚定嘹亮，简直不像发自他那瘦小的身躯。每当他高谈阔论，整个寝室都静下来，他口讲指划，滔滔不绝，有时夹杂着几声怪笑，别人绝少有插嘴的机会。”（傅乐成：《悼念殷海光兄》）那时他在西南联大已颇有名气，作为金岳霖教授的高足，许多同学对他都怀有几分敬意。当时他谈话的内容，包罗万象，诸如政治、时事、哲学、文学及相术、恋爱秘诀、人物评论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个晚上当大家谈到抗战前途和国内政局时，他大声地说：“不要怕，蒋委员长每遇困境，必有旋转乾坤的能力。你们看过去多少人反对他，结果怎样？军阀、日本人，在他看来，都不过是小孩子！”当然，其时的殷海光凭借单纯的热情把民族存亡的希望寄托在宣传的个人身上，在他几年后蒙“蒋委员长”的“召见”后，他才如梦初醒：“具体的时间、地点，我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说了，但是那个过程一定要你记起来。我到了侍从室人员指定的地点以后，一个大厅等着好多人……不管他是总司令、省长，还是部长，一个个半个屁股贴在沙发上，正襟危坐，毕恭毕敬，那副奴才相，至今忘不了。轮到我了……他开口问一些籍贯、家庭一类的话，突然说，你学哲学的，王阳明哲学念过吗？我如实说念过，没有深入研究。这下他开始自拉自唱谈王阳明了，我的感想是‘不知所云’四字，完全不是那回事儿！那他为何要如此不知藏拙呢？这就是人被权力冲昏了头，强不知以为知，就是装模作样。本来一个武夫，没有墨水有何关系，何必如此……我懊悔啊！我不应该去的。”（陈平景：《与殷海光师三日游——殷海光先生去世十五周年》）在西南联大良好的学术氛围里，年轻的殷海光接受着精神的洗涤。当时联大哲学系每两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讨论会，哲学系的老师和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老师在台上讲话，学生也可以上台发言，殷海光总是积极发言，“几乎事事有反应”。譬如在一次讨论会上，研究黑格尔的贺麟教授讲了个叫“超时空”的题目。贺麟讲了半天，金岳霖起来发问，什么叫时？什么叫空？怎么个超法？贺麟答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最后金岳霖站起来说：“对不起！”戴上帽子就走了。这一幕给殷海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学习终了，他和另外一个喜欢黑格尔的同学把期末学习报告交给金岳霖，结果他的逻辑报告的分数，却低于那位写黑格尔的同学，他跑去找金岳霖，问他这分数怎么打的，他的老师告诉他说你的思路虽和我的相同，但你的功夫却没有他深。对此，殷海光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地说：“我只佩服金岳霖，他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话说得有理就承认。”可以说，在西南联大7年的时光，殷海光不仅磨砺了自己的坚强意志，而且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自由气息。

殷海光先生和夫人夏君璐

1942年夏天，殷海光完成大学学业，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哲学部，在位于昆明近郊的司家营跟随金岳霖做研究生。1944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损兵折将。10月，军委会政治部发表《告全国青年文告》，呼吁广大知识青年放下书本，走上战场。同时，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号召知识青年奋起从军，以身许国。西南联大响应成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动员学生为国效力。此时正在上研究生的殷海光，虽然尚未完成学业，但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抗战，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成为西南联大学生军的一员。1945年1月，殷海光和其他西南联大的同学入营，到昆明郊外的北大营进行短暂的军事训练后，由美国飞机载着他们离开中国的领土，飞越澜沧江、怒江，过滇缅边境，到达印度的阿萨姆。然后搭乘汽车，来到一个名叫雷多的地方，成为一名二等兵，进行汽车驾驶训练。雷多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过着单调的生活。没过多久，他们的训练生活结束，这批学生军驾驶着汽车，经由史迪威公路回到昆明。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从军的学生保留学籍，回校后可继续学业，但殷海光没有回到学校，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1946年6月，西南联大结束，在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立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碑的背面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以研究生身份参军的殷福生的名字赫然在列，铭记着悲壮艰难的从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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