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叶企孙

一代师表

叶企孙（1898—1977年），名鸿眷，以字行，上海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1933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大会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常委。叶企孙的重大贡献在于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他建立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特别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建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著名大学做出重要贡献。在“文革”中，他因熊大缜冤案身陷囹圄，于1977年1月辞世。

在我国近现代科学、教育事业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上，叶企孙不只是一位先驱性的人物，而且还是位贤哲式的人物。正如研究者所说：“叶企孙具有一位大师级人物所应有的一切品格：渊博的学问、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奇特的志节和儒雅的文风。他是一位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务实精神的爱国学者。”（虞昊、黄延复：《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1999年，中国政府表彰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他是杨振宁、李政道等国际知名学者的老师；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使其迅速成为国内师资力量最强、科研最活跃的物理学教学科研基地，并培养出了5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他利用X射线短波限与加速电压的关系进行普朗克常数的测定，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多年；他的博士论文《流体静压力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深受当时欧美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叶企孙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指挥抢运一批清华图书仪器南下，这批图书仪器后来在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月初，他受清华校长梅贻琦委托，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临时办事处，一方面帮助师生南下，一方面负责留北平人员、经费和校产的管理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协助清华学生奔赴游击区，并以清华经费万余元支持黄色炸药、通讯器材的研究和购买药品等，有力地支援了冀中的游击区抗日。1938年10月，他离开天津，途经上海、香港，在香港停留期间，他通过蔡元培与宋庆龄取得联系，请求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11月底，他抵达昆明西南联大。1939年1月，在清华第20次校务会议上，被聘为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从此到1941年6月，他参加清华的校务会议、教授会议、评议会等，为清华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努力。1941年9月，他赴重庆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持中研院日常工作，并主编中文的《学术汇刊》。1943年夏，他重新回到西南联大，直到1946年三校复员北返。在昆明期间，他先后住过才盛巷和北门街71号等地的清华单身宿舍，后因敌机轰炸昆明，他又迁到西郊的大普吉，与吴有训、赵忠尧、任之恭、赵九章等居住在一起。

叶企孙先生（右一）在清华与同事合影

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在物理系开设的课程有《电磁学》《热学》《物性学》《微子论》等。他讲课的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讲物理概念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特别深入，根据时代的发展将新颖、多学科的内容结合起来，引人入胜。据曾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和助教的钱伟长回忆：“1939年春季我从北京到昆明西南联大时，叶老师因为要到重庆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把物理系二年级的热力学讲课任务交给了我，我在1933年听过叶老师的热学、热力学的课，自以为学得不错，满口应承了下来，他同时也交给我有关的讲课笔记，以便接课方便。但在叶老师离滇后，我仔细按叶老师的笔记备课时，发现讲的基本原理虽然还是熟知的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实例完全是有关金属学的热力学性质，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叶老师博览全书，他把金属学学术期刊上的最新发展利用热力学定律富有成效的部分，吸收入了讲稿。叶老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钱伟长、虞昊编：《一代师表叶企孙》）在教学中，他认为教课不只是授学生以物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使学生掌握获知科学的方法，从而自己能够获取新知识，发展知识，有所创造。因此，他通过教学，给学生以扎实严谨的学术训练，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他还与饶毓泰、吴有训等物理学家一起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人才，杨振宁、李政道、钱伟长、郭永怀、黄昆、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胡宁等不少学生和助教后来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物理学家，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我国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被他破格推荐到美国留学深造的李政道回忆：“1946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青年助教各两名去美国深造。吴大猷老师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老师破格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做博士生。所以，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李政道：《纪念叶企孙老师》）正是有了吴大猷和叶企孙两位老师的推荐，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后来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叶企孙在担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后，积极领导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属学研究所、农业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展开工作。航空研究所克服了当时的种种困难，在昆明进行风洞试验，举办飞行员培训班，改良机型的试验，空气动力学研究，高空气象研究，直升飞机研究、设计和试制，结构材料研究等，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无线电研究所进行了真空管制造、录弧整流器、长波无线电定向器以及军用无线电通讯器等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重要成就；金属学研究所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合作，用X光研究金属与合金的性质、结构，直接为西南各省建立金属工业和迁滇的一些重要工厂解决所用钢铁及其他金属材料问题，为抗战和经济发展服务；农业研究所针对云南地区农业生产状况，开展研究工作，病害组对云南经济植物病害进行详尽的调查，对云南小麦抗病育种试验，云南大麦抗病育种试验，黄豆育种试验，中国真菌名录以及云南菌类的调查等课题，进行了研究、试验，取得较好的效果；昆虫学组针对各种植物虫害进行了调查并研究虫害的有效防治方法，尤其对云南疟蚊的消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人口普查、登记，农业普查，个旧锡矿调查，中国人口问题文献索引等方面做了广泛深入的工作，同时对中国战时移民运动与社会变迁，昆明市的贫困状况以及云南一些市县社会行政、社会组织、民风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分析。据当时在清华农业研究所工作的汤佩松教授说，清华大学收到美国某基金会的捐款，作为教授生活补助，由叶企孙分配到每个人。鉴于当时汽油是稀缺资源，他从这笔生活补助中拿出100美元交给汤佩松，作为成立一个小型酒精提炼厂的“开办费”，提炼运输需要的汽车用酒精，以支持战时需要。（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可以说，他在清华领导的研究工作，无论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他积极筹措经费，物色人才，解决各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抗战时期，他所领导的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不仅为军事需要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且为航空运输、信息科学、气象应用、金属物理、冶金等学科建设的发展，为跨学科研究、发展交叉学科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继续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在全国范围内选招留美学生，由于清华将该工作作为学校的特种事业，具体招生考试工作由身为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的叶企孙负责协调。当时招考出国留学生的工作十分艰难，由于需要面向全国招考，学生有的来自敌占区，交通困难。考场分设在香港、重庆和昆明。后因战时变化，香港考区临时取消。为体现考试的公正公平，命题和阅卷人选，除国文、英文外，在其他门类科别中，尽量向校外选聘。但在他的卓越组织下，清华在抗战期间先后选送两届公费留学生，共39名，如杨振宁、钟开莱、屠守锷、何炳棣、吴保安等，他们大多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同时还选送过一批“半公费留学生”以及发放过一次“自费生奖学金”。

1945年8月，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赴重庆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由叶企孙接任联大理学院院长。8月15日，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11月，联大常委梅贻琦离开昆明，到北平考察接收回来的清华园。梅贻琦不在校期间，由叶企孙暂行代理常委，主持校务。

在他主持校务期间，正是昆明以学生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之时。1945年11月25日，联大学生自治会联合云大、中法、英专等校学生在云大至公堂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昆明国民党军政当局闻讯后，立即动用军警包围会场，企图以枪声威吓、驱散集会。当晚，集会学生形成决议，宣布自次日起罢课。事件发生后，他以代校长的身份主持清华教授会议。他在会上报告“本校学生罢课情事发生及校务会议处理之经过”，会上决议认为军政当局的行为，是对爱国师生的重大侮辱，学校须站在教育立场加以抗议，并推举抗议书起草委员，同时，劝导学生复课。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发生的次日，他主持召开教授会议，本次会议决议事项有：一、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先生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代表本会同仁致吊。二、请主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游行。三、建议学生自治会，死难二学生在本校校园安葬。四、接受助教二十八人建议书中关于法律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法律委员会由周炳琳、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五先生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曹树经、闻鸿钧二人充任。1945年12月5日，他又主持召开教授会议，形成若干决议，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说明此次事件的真相；学校停课7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要求地方当局严惩杀人凶手等。为此，他亲自出面与李宗黄、关麟征等地方军政领导交涉，处理与“一二·一”惨案有关的诸多事宜。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隆重的结业典礼。梅贻琦常委主持典礼并讲话，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词，西南联大宣告结束。此后，时任清华大学复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叶企孙亲自指挥，将属于清华原有的图书仪器等打包待运。他先行一步，离开昆明，取道南京、上海，再继续北上，1946年10月，他回到阔别8年的清华园，任清华理学院院长，并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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