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钱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8岁在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后，在小学和中学任教。完成《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等著作。1930年他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纠正了中国近代经学疑古的学风，学术界为之震动。经顾颉刚推荐，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以后又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初期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离昆，历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华侨大学教授。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4年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辞去院长职务。1967年移居台北，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由经学而治史学，由通史而研究文化思想史，是自学成才的著名历史学家。有专著80种以上，在昆明时所撰《国史大纲》，是读者最多的一种。

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生从未进过任何大学深造，更没有出国留学获得学位，完全依靠自学成才；他由乡村教师成为大学教授，是西南联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他是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作，“所以有人把他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陈勇：《钱穆传》）。他一生以阐释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就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诚如余英时教授所说“一生为故国招魂”。

1938年2月，由于日军进攻，国民政府决定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学校决定组成水陆两路奔赴昆明。因钱穆身体强壮健行，大家公推他为陆行队长，但他羡慕桂林山水，辞去陆行队长之职，由闻一多担任，带领“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赴昆，而钱穆则一路游览桂林、阳朔山水，然后经南宁，出镇南关，绕道越南河内乘火车抵达昆明。4月，文学院师生搬到蒙自，钱穆在蒙自分校为文学院学生讲授国史。对此，他在《国史大纲·书成自记》中对这段经历有详细的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1938）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某晚，他与同事陈梦家在住处附近闲聊，陈梦家提议他写本《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但钱穆认为所需要的资料繁多，自己所知有限，推辞了。又过几天，他们再次相遇，陈梦家再次提起写教科书的事情，钱穆无法再推辞，决定撰写《国史大纲》。

当时在蒙自，钱穆与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鋐教授同住一室。刘崇鋐治西洋史，学识渊博，待人和蔼可亲，他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泡浓茶一壶，钱穆也经常和他一起共饮。蒙自分校附近就是著名的南湖，景色优美，为“一极佳散步胜地”。师生们出学校去湖上，要先经一堤，堤的两旁都种植着柳树，雨后杨柳依依，绿树成荫，更添湖光山色。钱穆在上课之余，每日必到湖上，品茶亭中，“移晷不厌”。

1938年8月，西南联大文学院师生迁返昆明，钱穆听说以后，感到“大懊丧”，其时他正在撰写《国史大纲》，认为到昆明交际频繁，没有闲暇落笔，而他“因念宜良山水胜地，距昆明不远，倘获卜居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尚得半星期清闲，庶得山水之助，可以闭门撰述”（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于是，他就留在位于昆明东北部的宜良县北山岩泉下寺中，潜心著述《国史大纲》。

据钱穆的《忆岩泉》记载，他移居岩泉下寺时，住在当时的“县长别墅”之内，初到的当天，西南联大的同事汤用彤和贺麟把他送到宜良。这天晚上，他们3人就同睡在室内地铺上。第二天汤用彤、贺麟才离开宜良赶赴昆明。钱穆每天除早晚两次散步外，白天都在楼上写《国史大纲》，到夜晚则看《清史稿》数卷。每周一次到宜良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有二十五史，有十通等。在岩泉寺写作的时候，陈寅恪和姚从吾等都前来探望过，陈寅恪还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对钱穆清净优美的写作环境给予称赞。当时，钱穆居住在岩泉下寺，拾级而上是上寺，两旁都是密林，浓荫蔽日。岩泉上寺有一院，内有池石之胜，环境更为清幽雅静。因此，钱穆于后半年迁到岩泉上寺的道院楼上居住。上寺院中还有棵高大的白兰花（当地人称为缅桂），春季开花时清香四溢。道士采摘到宜良火车站，有人就贩卖到昆明。楼下阶前有流泉，围砌成两个小潭，潭的直径大约有两尺，清泉映白瓷，晶莹剔透。住上寺后，钱穆写作的心情比下寺更为愉快，因此，他以极大的激情和信心投入到《国史大纲》的撰述中。

初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播迁未定，又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租用昆明大西门内外几所中学的校舍，供文、法、理学院使用。城外的省立昆华农校和城内的省立昆华中学，是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作为西南联大各学院共同的必修课，钱穆所讲授的“中国通史”安排在昆华农校楼上的一个大教室里，这是当时西南联大最大的一间教室，可以容纳200多人。“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内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因此，其他大学的学生、中学的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至教室虽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此前，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4年，来到昆明又讲了两年，“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指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6年的讲授，使他有机会不断对讲义进行修改，不断充实所需要的资料。因此，《国史大纲》的撰写进度较快。1939年6月，这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在云南宜良岩泉寺脱稿。

钱穆《国史大纲》

1940年6月，《国史大纲》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即成为名动一时、风行天下的作品。该书采用章节体的写法，将中国历史从唐虞之际到清末民初，以朝代更替为经，学术兴衰为纬，揭橥了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真相，全书共分8编、46章，每章又分若干节。在撰写内容上，钱穆不仅注重政治制度，也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叙述，旨在反映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他还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自唐至明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等等，皆多创见。”（陈勇：《钱穆传》）因此，顾颉刚对《国史大纲》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定之作，钱穆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大。”（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何兹全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读〈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札记》中认为：“一部《国史大纲》，包罗万象，又言简意赅，把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历史的真相，揭示出来。处处有新意，处处有创见。”他的学生严耕望也说：“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严耕望：《治史答问》）因此，《国史大纲》成为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界中有重大影响的通史性著作，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钱穆读书广博，精通国学，但他并非单纯的书呆子。他从事历史学研究，是抱着兴国安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去做的。因此，《国史大纲》深刻地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也体现了他“以通驭专”的治学理念。在《国史大纲》中，他讲兴衰动荡之际多，太平治世之际少。他大量的篇幅用于讲述兴衰转换之时，尤其以一个朝代衰落时期的表现和内在原因的分析最多。同时，钱穆还特别强调学术的兴衰对政权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朝代要兴旺持久，必须有一种立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实际就是儒家传统学术的精神。他指出，学术（指儒家）兴则国运兴，学术衰则国亡，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学术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此，他的学生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所发挥的是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昆明素有“春城”的美誉，这里“冬不极寒，夏不极暑”，一年四季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在战乱的年代，尽管昆明也不是战时的世外桃源，但相对于国内的大部分地区来说，这里的确是难得的静土。困苦忧懑的联大师生们在此寻求到乱世中的片刻宁静，在和谐的自然中求得心灵的慰藉。走向大自然，寄情于青山绿水之中，在许多人看来只是文人固有的一种雅兴，而对于战乱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恐不适宜。其实，对于离乱中的联大师生，寄情山水却是他们当时必不可少的一种生存需求。通过与大自然的无言沟通，可以舒缓他们内心的焦灼与不安，求得内心的平静，从而以一种“安之若素”的心境寻求开启现代文明的钥匙。钱穆秉性爱好大自然，在他任教于北平期间，曾经游遍附近的名胜古迹，还到山东泰山、江西庐山、陕西华山、河南洛阳、开封等地远游。他在宜良岩泉寺写作，得知附近有石林、大叠水瀑布等名胜，就邀请他的学生李埏（云南大学教授）一起前往。“首日游石林，遍山皆石笋嶙峋，或大或小，簇立无可计数。洵平生所未见。尤奇者，在山前一大草坪，草皮平滑，青葱可爱，大石笋皆平地拔起，高耸云霄……余等徘徊流利连其下，俯仰欣赏，真若置身另一天地中。宇宙非此宇宙，人生亦非此人生矣……第二日另一路去游山洞。洞中石乳下滴，凝成诸石笋倒悬。”（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钱穆正是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中寻觅到自己的心灵家园，从而在艰难时势中进行着自己的历史沉思的。

《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于1939年暑假经香港、上海回到苏州，探望他的母亲。一直到1946年，昆明于乃义、于乃仁兄弟筹建“私立五华书院”，他们与云南大学一起合聘钱穆到昆明讲学，他才又重返昆明。他刚到昆明时，居住在翠湖公园里，当时的云南省立图书馆也在园内，他常去图书馆看书、著述，后来搬到圆通山上的唐家花园（唐继尧故居）居住。他晚年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余前半年在翠湖日亲水，后半年在唐家花园乃日亲山，亦初来所未料也。”他每星期到云大和五华书院讲课一次，在云大讲授“中国文化史”，在五华讲授“中国思想史”。在此期间，云大教授刘文典听说钱穆到昆明，一改往日除上课外闭门不出的习惯，徒步到他的住处拜访，此后，他们经常相会，一起探讨、交流学术问题，到深夜才互相告别。然而在昆明一年后，钱穆多年的胃病未见好转，他认为自己的胃病“当以居乡为得”，于是在1947年9月离开昆明，赴江南大学（无锡）文学院任教，自此离开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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