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常委梅贻琦

在巨幅帆布上描绘盛典的人

梅贻琦（1889—1962年），字月涵，天津人。早年在南开学堂学习，是张伯苓的学生。1909年10月，由游美学务处第一批派遣直接留美。1914年回国，在清华学校任教，后再次赴美，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回清华任教。1926年起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196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病逝于台北。他在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不可泯灭的贡献。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位极其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主要在于：他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在10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却没有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的重镇；他没有博士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统率清华的博士群体，而且大家对他极为敬佩。终其一生，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百年的历史上，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被称为“四大哲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正值暑假。当时清华一、二、三年级学生正在西苑兵营集中军训；毕业生因考学留校者二百余人，教职员除少数随梅贻琦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或有些作短期旅行外，大部分都滞留校内。事变发生后，学校里的加急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庐山。7月14日，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和秘书长沈履给梅贻琦发出“和平绝望，战机已迫，盼设法绕道正太、平绥返校”的急电，梅贻琦感到心急如焚，但南京方面正在做教育领域应付战局的统筹安排。梅贻琦要在其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当然不会轻易放他返程。17日，梅贻琦从庐山回电潘光旦等人：“今早重要会谈，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对地方当局极信赖维护。津方谈判早有传闻，且有卢线撤兵说，不知究竟何如。日内与蒋徐商，行程或先赴京再定……”7月28日，北平沦陷，学校师生纷纷向城内逃亡。梅贻琦由庐山抵达南京，但因交通中断不能北上。7月29日起，无耻的侵略者开始滋扰校园。至8月中旬，敌寇驻校达3000人，清华园完全沦入敌手。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湖南，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长沙临大。梅贻琦受命于8月底由南京抵长沙负责筹备。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火逼近长沙，三校师生再次被迫转移。1938年4月26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各路师生汇合，改组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5月4日开始上课。当时，联大学生共993人，其中清华481人，清华教师职员除由湘来昆者外，尚有由北平直接南来的，共达200人以上。（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当时的西南联大，延续长沙临大的原有行政体系，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清华校长梅贻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开会时，各学院院长和各处处长列席。三校校长中，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担任要职，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因此，在西南联大8年的时间里，主持校务工作的实际上是梅贻琦校长。

西南联大新校舍

在战前，梅贻琦在清华治校采取“无为而治”和“吾从众”的态度。那时，他处理问题总是非常慎重，多方考虑，决不亲率表态。“在许多会议上，他一向只听别人的意见，自己却发言极少。在别人催促他时，也往往不立即答复，以致许多性急而又不了解他的人说他优柔寡断和不负责任，而了解他的人则常常善意地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但是，到了西南联大，众多的师生员工背井离乡来到异乡边陲，如何解决他们的食宿，兴建起必需的校舍，都是艰巨的任务。对此，梅贻琦一反常态，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果断的态度处理各种问题。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园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为母校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词》）虽然这段话是他对清华同仁说的，但却最充分地表达他在西南联大办学时的心情，也显示出他对前途的坚定信心。

西南联大校舍

1931年，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谈到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可以说，这种思想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教育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他办学的目的都围绕着：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认为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之所在，不学无术将使国家和民族限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为此，他坚持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到校任教。他在1931年那次就职演说中还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大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就职演说》）这种主张突出强调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即使在物质极其匮乏，根本不存在“大楼”的西南联大，他也多方延揽，聘请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如唐兰、游国恩、李广田、张清常、卞之琳、袁家骅、向达、吴晗、王宪钧、陈康、洪谦、敦福堂、费孝通、钱锺书、吴泽霖、李树青、陶云逵等。对于学术自由，他同样给予积极保障，据冯友兰回忆：“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学术工作。”（冯友兰：《三松堂自序》）1944年，国民政府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一些“部订”教学上的规章制度，也由于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变通执行”。

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龙头街演出

梅贻琦（二排右一）与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在西南联大，对于如何办好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何培养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使西南联大成为有自己风格与特点的大学，梅贻琦进行积极的思考，先后完成《大学一解》《工业化前途与人才问题》《抗战期中之清华》等系列文章。在他的代表作《大学一解》中，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正如清华校友经常提到的：“梅校长……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因此，在当年的西南联大校园，既有吴宓、钱穆等传统文化的坚决捍卫者，也有陈序经等全盘西化论者；既有吴晗、闻一多、罗隆基等左派教授，也有周炳琳、姚从吾、陈雪屏等右派教授。之所以如此，正如朱自清所说，关键是有梅贻琦这样的“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长。

在《大学一解》中，他还强调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应该将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情操修养融入教育之中，他的“明明德”，就是要求学生有“自我认识和自我知能之认识”；他的“新民”思想则要求学生在校或是毕业以后，都能以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服务于社会，对社会风气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和促进。为实现“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梅贻琦提出适应社会需要培养“通才”的教育原则。“通才教育”就是要求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通识”，即“知识通达”的培养。他指出，为实现“新民”的目的，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必须一反当时教育中那种只注重专门知识培养的短视倾向，“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致，则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只不过人生之一部分”，而“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这种教育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在当时的中国，敌祸歧害日深，民众饱经患难，要改变这种面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用新的文化精神重构中国社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因此，“梅贻琦提出的‘通才教育’思想正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社会，更新民族文化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思想的继续与发扬光大”（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的重要实践。

当然，梅贻琦也同样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西南联大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不仅在于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社会需要的知识宽广的杰出人才，而且也由于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专门人才，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专家、学者的摇篮。梅贻琦与潘光旦合作撰写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就是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大贡献，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全面论述我国现代工程教育的“开山之作”。他们认为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特别是国家建设所需要之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其他的机构来解决。一是依托大学的研究院；二是兴办各类高级专门学校；三是通过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他们在文中提出“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更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这是工业化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

在重视培养“通才”和专门人才的同时，西南联大特别注重专业基础的训练。他们坚信，只有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才能培养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因此，西南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非常严格，专门设立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这一点，从当时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门课是当时联大各学院共同的必修课，分别由钱穆、吴晗、雷海宗等知名教授来讲授。

可以说，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国家栋梁之才，西南联大学子中不少都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做出过重要贡献。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者，梅贻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较好地平衡三校的关系，而且推动西南联大在战时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昆明时期，西南联大教职人员的工资虽随着生活指数的变化有一定的调整，但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涨，教职员的生活普遍困难。梅贻琦主张创办清华服务社，利用清华教师的技术专长，为国家和地方建设部门服务，将所获得的利润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同仁。

1946年7月31日，梅贻琦主持召开最后一次常务会议，他宣布“西南联合大学至此结束”。至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西南联大结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人们难以忘记，“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坚守通才教育的宗旨和方针，西南联大在人类的奋斗史上已经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如今，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不朽的传奇，巍然屹立在岁月的长河中，梅贻琦和他的同事在战争年代的贡献，已成为应举世追忆的独特遗产。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东寺街合影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renwu/20221023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