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常委蒋梦麟

边城昆明的离乱生活

蒋梦麟（1886—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由他代理。1928年任教育部部长，1930年冬重返北大任校长。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主张，对学校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他治下，北大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1938年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1945年辞去北大校长，退出西南联大。主要著作有《西潮》（英文自传，后译为中文）、《孟邻文存》等。

蒋梦麟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中国大陆知道他名字的人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他的《西潮》和《新潮》在大陆发行不同的版本后，人们对他的认识逐渐深入，认识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建者之一，他“在中国首先倡导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以高等学术作教育的基础，培养活泼的、能生产的个人，以为家庭增资产，为国家求富强”（马勇：《蒋梦麟传》）为目标，几十年里始终不懈地为此而进行努力奋斗。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大的3位常委之一，在边陲城市，他和他的同仁在西南联大艰苦的条件下弦歌不辍、鸡鸣不已，为中国文化和科技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在长沙临大进入筹备阶段时，蒋梦麟抽空回到浙江余姚老家，那时他的父亲还健在，他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前可能没有任何时间和机会再回到故乡，因此，临行前他郑重地对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他的父亲问：这是为什么？他说，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火光血海，但是中国将赢取最后的抗战胜利。在抗战爆发两年后，他的父亲在故乡去世，作为儿子的蒋梦麟没有出现在父亲灵前。在故乡作短暂停留后，他立即回到南京，乘船赴汉口，再改乘火车到达长沙。在长沙，临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由蒋梦麟兼任总务长、梅贻琦兼任教务长、张伯苓兼任建设长，一起共赴国难，推进长沙临大的建设和发展。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多次遭到日寇敌机轰炸，经过长沙临大第36次常委会议决：“请蒋梦麟先生与政府接洽以下各项事件：1．本校学生志愿对国防服务者甚众，除分别向各机关介绍外，将来学校至不能维持时，希望政府能将学生全体加以组织，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成其志愿。2．女生无家可归者亦请将来加以组织使能为国服务。3．学校在绝对必要时，希望对于交通问题政府能予以帮助（本校学生多数来自平津，疏散较为困难，望政府特予注意）。”于是，蒋梦麟受托飞赴武汉，拜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他商谈联大继续迁往内地等诸多事宜，但陈立夫不赞成联大迁来迁去，无奈蒋梦麟直接面见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得到蒋的支持，决定长沙临大西迁昆明。

西南联大校门

1938年1月，长沙临大在昆明设置办事处，蒋梦麟任主任，秦瓒为副主任。他与秦瓒、杨石先等教授先期到达昆明，积极协调解决联大师生的校舍问题。为此，除先期租到的江西旅滇同乡会等几处会馆外，蒋梦麟又与张伯苓等联名致函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商借昆华工、农、师范三校部分房舍，并会晤云南省主席龙云，得到龙云和云南地方当局的大力支持。云南省教育厅奉龙云主席条谕发出训令，要求昆华三校“于文到后三日之内，将上述指定房屋腾空，移交临大筹备处借用”。但昆明校舍仍不敷用，蒋梦麟又亲往滇南蒙自进行考察，3月14日返回昆明。次日下午，他在四川旅社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郑天挺等开会，决定将联大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理、工学院设在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

西南联大教室

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并更名为西南联大后，仍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主持工作。常委会每周二召开会议讨论校务。后来，各院、处长也列席会议。常委会逐步形成“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格局。1938年8月，西南联大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代表常委会找到南开大学原教务长黄钰生谈话，希望他能出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欣然接受任命。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同年底，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开学，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新设的8个师范学院之一。

西南联大教室

在昆明，学校安顿下来后，最令联大常委感到头疼的问题就是办学经费的紧张及物价上涨造成的生活困难。据蒋梦麟记述：“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6块钱一担（约80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40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会涨到70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70元。”（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为此，他和梅贻琦曾先后数次奔赴重庆，向最高当局面陈困难，争取经费给予补助。因此，在西南联大的常委会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记录蒋梦麟“在渝向当局商洽本校教职员米贴情形”“赴渝向教部接洽校务经过情形”“在渝接洽补助本大学职教员生活费用经过情形。（当局）为昆明物价高涨，特拨给本大学职教员生活补助费贰拾万元，已交由本人（蒋梦麟）带昆”等内容。抗战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办学经费来源不同，北大是国立大学，其经费依靠国民政府支持；南开为私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于自筹和捐助；清华的经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庚子赔款支付，但由于抗战爆发，清华和南开的经费都受到严重影响，西南联大的全部经费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拨给。但国民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教育事业经费，将原核定的经费改按七成拨付。同时，规定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同样改为按七成发给（以50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相应地，西南联大教师的工资收入就十分有限。1941年11月，西南联大54位教授联名上书改善待遇，痛陈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但要求被国民政府无情拒绝。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友人帮忙，设法解决学校教师的生活待遇。

1939年秋，在蒋梦麟的积极斡旋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聘请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任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聘请罗常培、汤用彤、姚从吾、杨振声、丁声树、罗庸、唐兰、魏建功、游国恩等为导师，积极指导研究生展开研究工作，如殷焕先的《联绵字之研究》、王达津的《尚书与金甲文比较研究》、李孝定的《甲骨文研究》、高华年的《黑夷语研究》、胡庆钧的《川边宗教调查》、王利器的《吕氏春秋校注》、方龄贵的《元上都考》等，取得了一批优秀的成果。其中高华年的《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和阴法鲁的《词与唐宋大曲的关系》都获得教育部的学术奖励。到联大结束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共培养研究生22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

除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复习英文，同时开始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西潮》的原稿是用英文写成的，据他介绍，在抗战时期的昆明，他利用躲警报的间隙，陆续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全书共分为7部，在第一部中，蒋梦麟叙述他出生所在的旧乡村的生活、他幼年所受的传统教育、他的父母所给他的精神上的影响，以及他少年时期在绍兴、杭州和上海等地求学的经历；第二部叙述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活；第三部和第四部叙述民国初年的知识革命和学生运动；第五部叙述他对中国生活的种种看法；第六部叙述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第七部叙述中国文化的若干重要特征及对抗战的看法。该书英文版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重视。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指定该书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对于该书，西南联大学生、历史学教授王德昭认为：“书中的每一页都闪耀着他的晶莹的智慧，缀以隽永的妙语和幽默的讽刺，佳趣洋溢，而且发人深省。”（王德昭：《评介〈西潮〉》）1957年，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发行，“《西潮》中文本的出现，正是台湾被视为‘文化沙漠’的时代，无疑是一本具有重大吸引力与重大影响的书。在国内，特别是台湾农村青年，几乎人手一册”（王德昭：《〈西潮〉与〈新潮〉》——有关蒋梦麟先生撰写〈新潮〉的两封信》）。

《西潮》封面

《新潮》封面

西南联大作为惟一一所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的联合大学，为什么能一联到底？究其原因，除联大师生出于爱国、报国的历史责任感和坚持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外，西南联大3位常委均具谦和宽让的君子之风是重要因素之一。建校初期，蒋梦麟曾写信给胡适说：“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到校后，三校在一起，矛盾在所难免。当有人主张拆伙时，他竭力反对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据郑天挺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郑天挺：《梅贻琦先生与西南联大》）以学校的历史和校长的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处于领导地位，但他以团结为重，积极与梅贻琦通力合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对此，中国社科院马勇研究员说：“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充分评价蒋梦麟的“不争”。1937年9月，西北联大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分崩离析。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同样的，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铭》中也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毛子水、陈雪屏等教授也认为“这固然是由于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都是谦谦君子，但假如没有先生（指蒋梦麟）那样的‘善与人同’的胸怀，恐怕西南联大没有那么好的名誉”，对此“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蒋梦麟）先生”。（马勇：《蒋梦麟传》）

1945年6月，蒋梦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0月，他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职务。其后，他又临危受命，主持中美两国联合组织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致力于拯救日趋破败的中国农村，为农村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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