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家曾昭抡

不修边幅的教授

曾昭抡（1899—1967年），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20年在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3年内修完课程，于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系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邀请，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1934年在北大推行毕业论文制度，通过论文培养高年级学生的科研能力。1932年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并创刊《中国化学会会志》，担任主编长达20年之久，是我国化学科学研究工作开拓者之一。他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中国化学名词等领域均做过不少研究并取得成就。他在西南联大备课认真，讲课系统性强，善于联系实际，鼓励学生主动钻研，独立思考，他是联大化学系中开设课门类最多的教师。曾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受到不公正对待，下放到武汉大学。

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曾昭抡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1920年作为公费生赴美留学，1926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间成为北大化学系主任，将北大化学系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研究中心。与此同时，他极力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多次担任中国化学会会长或理事长，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和《科学》《科学时报》《化学》《化学工程》等刊物的编委、编辑或专栏撰稿人，对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中华自然科学社等科研机构和社团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7年7月，曾昭抡应邀参加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建议国民政府精诚团结、抵御外侮。会后，他随即离开庐山来到上海，迎接从英国归来的妻子俞大絪，对此他回忆说：“从庐山回上海不久，我爱人从英国留学归来，在虹口朋友家住下。8月12日半夜，和我爱人同船回来的朱学范打电话来，说日本人马上要登陆打战，虹口为战争区，不能耽（呆）下去。”（戴美政：《曾昭抡评传》）此后，他们夫妇被迫分开，妻子到庐山探望他的岳父，他到长沙临大上课。但在长沙一段时间后，联大师生分三路进发昆明。他主动参与步行的“湘滇黔旅行团”，与黄钰生、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教授成为旅行团的辅导老师，和两百多学生一起长途跋涉。

湘滇黔旅行团途中合影（右三为曾昭抡先生）

湘滇黔旅行团在湖南常德

湘黔滇旅行团渡盘江情形

湘滇黔旅行团抵达昆明

在从湖南常德到桃源的途中，他和闻一多、袁复礼教授与学生一起乘船同行，“在船上他们对我们的教诲甚多，特别是闻先生和袁先生，谈吐风趣，妙语横生”（张寄谦：《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

到达贵州镇远县，他应邀到当地学校讲国防工业问题，对枪炮制造、原料供给、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精彩演讲。到云南沾益，他与李继侗等教授相约众多学生，到当地的温泉泡澡，游山玩水。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受到先期到达的联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西南联大期间，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设课程最多的教授。据李钟湘回忆：“曾昭抡（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录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除“有机化学”和“无机工业化学”外，他还讲授“国防化学”“染料化学”“高等有机化学”等课程。他备课认真，讲课系统性强，善于联系实际，常鼓励学生主动钻研，独立思考，深受学生喜爱。但由于战时环境，西南联大化学系教学设备和实验药品缺乏，促使学校教师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带领着学生走出课堂，到昆明等地进行参观考察。1940年7月11日，曾昭抡就和助教刘均带领化学系39名同学到裕滇纺织厂、云南纺织厂、云南制革总厂等工厂参观考察。同月，他又带领化学系同学到昆明北郊参观中央机器厂。“在这些参观活动中，曾昭抡虚心向厂方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请教的认真精神和求实态度，为学生做出了表率，深为学生钦佩。参观中他看得仔细，问得详尽，随后及时记录在当天日记中。”（戴美政：《曾昭抡评传》）这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受到当时学生的欢迎，而且开辟了人才培养的新途径，为以后学生就业和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带领和鼓励学生积极走出校门进行社会实践的同时，他还根据战时社会需要，将研究视野转向田野，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推动了战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1939年7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西康省建设厅的资助下，由他任团长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组建，考察团分为地理气象组、农林畜牧组、药物组和工程组，共10人（另一说为12人）。对于此次考察路线，他说：“考察的路线，最后一共分成四路，第一路由雅安直赴西昌；第二路经康定、九龙、木里，到云南省北部的丽江；第三路到九龙后，向西北去，经五须，到雅砻江边，归途经折多山回康定；第四路在九龙县境内兜一圈后，归途经雅江返康定。”（曾昭抡：《西康日记》）到当年10月，历时3个多月，各组行程共计3220公里的考察结束。此次考察，考察团一路克服交通不便、气候不适、民情不熟、语言不通等种种困难，对西康省西南和西北的地形、气象、森林、植被、矿产、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最后各组分工写出调查报告，汇编成15万字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报告书》，成为促进战时西康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1941年6月，他在西南联大又组织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自己任考察团团长，团员来自联大化学、地理和生物等系学生。他们于1941年7月2日出发，经富民、禄劝、会理到达西昌。在西昌停留期间，他们的调查活动得到西昌行辕的资助。8月4日，他率领考察团向被外界称为“独立罗罗”的大凉山腹地进发，9日，到达昭觉县城。10日到达竹黑，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将考察团分成三组：甲组曾昭抡、裘立群，继续前行考察大凉山；丙组为马杏垣、黎国彬；其他成员为乙组。乙、丙两组先返回西昌，然后再分头行动。据参与此次调查的裘立群回忆：“我们从磨石家‘羊圈’起程，从山顶下坡，要步行175华里才能到达考察的终点站雷波县城。这一带地势陡峻，河水湍急，步行在西苏河床，蜿蜒前进，要经过二道溜索，才能过河前进……沿着西苏河床南行，每到村民居住的地方，看到村边都筑有碉堡，呈现一派戒备森严的情景。这是汉彝交界的特点，目的是为了防止对方突然袭击。我们到达乌角后，重返汉人的境界。自从西昌向东步行两个多星期以来，穿越507华里的少数民族彝区，一直保持着紧张、警惕的心情。”（裘立群：《曾昭抡先生带领西南联大学生考察大凉山》）历尽艰辛，他们到达雷波，再经美姑回到雷波，又经屏山、宜宾等地，辗转到达成都，最终于同年10月回到昆明。此次考察历时101天，甲组行程3100多公里，对大凉山地区的地理、矿产、民族、文化等做了深入的考察。在1942年2月形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受到西南联大师生的瞩目。同时，在此次考察中，他还相继完成《滇康道上》《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两部著作。《滇康道上》分为引言、鲁车旧道、会理及其附近、西会道上5篇，讲述了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到西昌沿途的所见所闻；《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分为西昌见闻、凉山夷区概况、昭觉途中、横越黄茅埂、雷波剪影、凉山尾声、东下叙府7篇，详细记载了考察团到达西昌后进行的准备活动，从西昌经昭觉等地到大凉山的考察，最后到达宜宾的经过。作为曾昭抡此次考察的重要成果，《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向世人介绍了考察的经历和大凉山的风貌，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戴美政就认为《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对大凉山彝区的历史由来和现时状况，作了全面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其观察角度之多样，记述内容之广泛，细节描写之真实，思考问题之深刻，堪称曾昭抡旅行记中的精品”（戴美政：《曾昭抡评传》）。可以说，这些调查作为中国彝学研究的早期成果，对中国现当代学者从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对大凉山彝区考察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在战争时期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曾昭抡以惊人的毅力推动着自己的工作。1938年9月，中国化学会第六届年会在重庆召开，他主持并致开幕词，勉励同仁“使本会会务能规复旧观，且能于抗战建国，有所贡献”，同时他还积极推动战时中国化学会工作重心的调整与转移；此后，中国化学会在昆明、峨眉、成都、重庆、兰州等地持续召开，他为战时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39年6月，《中央日报》（昆明版）开辟“科学”副刊专栏，由他负责编撰；1943年8月，他成为《青年与科学》的特约编辑；1944年12月，他成为《民主周刊》专栏撰稿人；1945年5月，为纪念戴安澜将军，他创办《海鸥周刊》。1940年8月，他在昆明广播电台作《抗战以来中国工业的进展》的演讲；同年12月，他再次到昆明广播电台作《化学战争》的演讲。1940年，他投资兴办中华实验窑场支援兵工建设；1944年，他创建振南化工厂；1944年，他创办文化补习学校。可以说，他在化学、算学、地质、文学、军工、实业……在几乎一切科学领域，都显示出了超人的学识和智慧。特别是他密切关注时局，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评论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5年1月，昆明《正义报》对他进行采访，其时欧战正酣，对方问他欧战前景如何，他说：可能于上半年结束。同年5月，在谈到美军何时进攻日本的时候，他明确写道：“最早当在今年八九月间迟至则可延伸至年底。但是攻势一旦展开，战争的结束，也许并不在远。”届时“苏联在远东参战，也开始成为可能。”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与他的预见如出一辙。因此，西南联大结束时，学生们认为他“擅长分析时事，所写的时评，比之我国某些任何专家毫无愧色”（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

1945年8月，作为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兵工署长的俞大维找到妹夫曾昭抡，请他推荐几位学者到美国学习原子能知识。在他的提议下，吴大猷和华罗庚成为人选。此后，吴大猷在重庆会见国民政府高官时提议派物理、化学和数学三学科人员出国研究考察。于是当局决定由曾昭抡（化学）、吴大猷（物理）和华罗庚（数学）3人各带两名研究生赴美研究。在赴美考察确定后，吴大猷选择李政道和朱光亚，华罗庚选择孙本旺（在美国后增补徐贤修），而曾昭抡选择的是唐敖庆和王瑞銑，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1948年3月，曾昭抡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成为数理组化学学科当选的4人之一，其他3人是吴宪、吴学周和庄长恭。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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