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613)，隋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为炀帝的征辽(辽指高丽，即今之朝鲜)大军督运粮草，决定趁机造反，他将自己的刎颈之交李密找来充当军师，先问造反方略。李密对他说：“我有上中下三条计策，任凭楚公选择。现在天子出征高丽，大军已深入敌境，距离幽州(今北京西南)有千里之遥，且南有大海阻隔，北有胡戎之患，天子身处夹缝之中，照理说应是凶多吉少。楚公若率兵长驱入蓟(今北京西南)，正是出其不意，可一举扼住天子咽喉。那时天子的处境必然是前有高丽，后无退路，最多能坚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就会粮食耗尽，三军大闹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楚公举麾一招，天子的征辽大军必将不战而降，所谓弹指而得天下，堪称上上之策。中策宜先取关中。关中四面有雄关天险，利于防守，又土地肥沃，民多粮丰，经济上有天府之实，其次军事力量薄弱。关中虽有卫玄坐镇，但他独立难支，易被攻克。为今之计当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兼程西进，过城不攻，争取早日控制关中。关中在手，就等于掌握了百战百胜的优势，天子即使火速回国，也因襟带已失，无险可守，再难扭转乾坤。如果随近取便，先攻东都，自然是下下之策，因为唐祎已奔告洛阳，樊子盖必定已加强防守，攻城不可能轻易得手，相反会耽误大量时间。在东都稽留太久，难免有夜长梦多之嫌，成败胜负也相应地很难预料，所以此计最不可取。”杨玄感听了李密的分析，却推出了一个与李密的计划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说：“你刚才所说的下计其实正是上上之策。现今百官家属统统集中在东都洛阳，如果舍之不取，怎能取得震撼人心的效果呢?再说一律过城不攻，又何以立名示威?”李密见杨玄感执意将下策当上计，只有在心里叹气的份。结果杨玄感久攻东都不下，官军却已从四面八方赶来增援，致使形势急转直下，杨玄感先败于洛阳城外，接着又在西进途中犯了一次同样的错误，即留攻弘农宫(炀帝行宫，在今河南陕县)，给了宇文述等追踪官军以充分的决战时间，终于在董杜原(今陕西潼关县东)一战中满盘皆输，了结了君临天下的梦想。(《隋书-李密传》、《隋书·杨玄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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