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芝任大司农，以前，诸典农官强迫属下吏民从事商贩行业，用以求取利润收入。司马芝上奏说：“王者治国，崇尚农耕本业而抑制商旅末业，务保农业而注重粮谷。《王制》说： ‘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国就不能成为其国了。’《管子·区言》也以积蓄粮谷为急务。现今吴、蜀二虏还未消灭，战争连绵不断，国家最要紧的事，只在粮谷和布帛两件。当年太祖武皇帝特地开设屯田的官职，专门用来从事农桑本业。建安年间，天下的仓库粮廪都很充实，百姓们也都殷实富足。自从黄初以来，听任诸典农官各治产业，各为自己的部下考虑，这实在不是从国家大体考虑所应当做的。王者应当以四海之内为家，因而《左传》说： ‘百姓如果不富足，哪位国君能富足呢!’富足的根由，就在于不失掉天时而克尽地力。如今商旅所谋求的，虽有加倍的显著利润，然而对于一统天下的大计说来，它已造成了无法估价的损失，不如去开垦田地，增益一亩地的收成啊!农民从事田地劳作，从正月耕田播种起，用锄耘田，修剪桑木，放火烧荒，耕地种麦，收获筑场脱粒，到十月才完毕。然后修治仓禀，修平道路，架设桥梁，运输租赋，粉刷屋室的墙壁，至此一年方告终结。可以说每天都在从事农业啊。如今诸典农官各自都说 ‘我们留下的人为出行经商的人代劳田中的活计，替他们课农出力，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想要农业一点儿都不荒废，那么国家素常就应当让我们的部下保有余财余力。’臣的愚见以为，诸典农今后不宜再用商旅的末事来扰乱农业，他们应当专门以农桑为事务。这样，从国家考虑才是方便合适的。”魏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农商本末之说，代不乏论，然而司马芝结合历史，征引典籍，针对社会问题，着眼于国家大局，考虑到今后的影响，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卓具远见的。制定政策时能以根本问题为出发点，就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政策是政权的生命，司马芝深知两者的关系，故措置得法，也能行之有效。从根本问题观察社会，就会及早发现、纠正错误，挽狂澜于既倒，避险难之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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