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安人廉昭因才能出众被提拔，很爱上书言事。杜恕上疏极力劝谏说：“看到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有罪罚应当禀报而没有依照诏命，因此获罪被审问。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推脱处罚，也不敢以重重处罚作为恭敬之举，心意十分诚恳痛切。臣私下为朝廷忧虑痛惜! 圣人不选择时世而兴盛，不变换百姓而达到治世，然而一定有贤明聪慧的人辅佐，是因为他奉行道义而遵循礼教的缘故。古代帝王所以能治理国家，统领民众，莫不是远得百姓的欢心爱戴，近则发挥群臣们的智慧能力。如果现在朝廷中的官员全部都是天下的优秀人才，但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能说会使用人; 如果不是天下的优秀人才，也不能说是能任用人才。陛下忧劳万机，有时夜以继日，但诸事并不康宁，刑法禁令日益松弛，这难道不是大臣不称职的明显表现吗? 推究其中原因，不仅仅是朝臣不尽忠，也有君王不能很好使用人的关系。百里奚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却聪明，豫让在中行氏手下苟且安身而在智伯那里显露忠节，这就是古人成功的经验。现在臣说一朝官员都不忠，是诬谄一朝人，但这种类似的事情却可以类推出来。陛下深感国库不充实，而战争未平息，甚至于减免四季进奉的衣服，减少王府的粮食，这些都出自圣上的心意，满朝称赞英明，那些参与政事的机要大臣，哪里有这样诚恳忧虑国家的人呢? 骑都尉王才、宠幸乐人孟思所做的违法之事，震动京城，但其罪状的揭发来自于下级官吏，公卿大臣起初没有谁说过一句话。自从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哪里有依据法制来督察坏人，使朝廷肃严的呢?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贤良之人，朝廷缺乏贤明的辅佐，又怎么可以追望稷、契的远踪，等待来世的杰出人才呢? 现在所谓贤能的人，都有了大官职而且享受厚禄，但忠于君王的志节没有树立，一心为朝廷的心也没确立，是因为君王委任的职责不能专一，而世俗又颇多忌讳的原因。臣以为忠直之臣不一定亲近，亲幸之臣不一定忠正。为什么? 因为他们处于没有猜疑的境地便能使自己竭尽心力。现在有被帝王疏远的官员批评人，不核查其批评是否属实，就一定说他是为了私心报复所憎恶的人，称誉人不核查其称誉是否属实，就一定说他是偏爱他所亲近的人，君王的左右也趁此陈述憎爱的说法。不仅是毁誉如此，政事得失，也有这样的嫌疑。陛下应当思考如何充分开阔朝臣的思想，真诚勉励有道之人的忠节，使他们自己向古代的贤臣看齐，希望流传于史册。如果反而使像廉昭这样的人扰乱朝廷，臣担心大臣就将安身保官，坐观得失，应当为未来警惕啊!当年周公告诫鲁侯说： ‘不应当使大臣抱怨不被信用。’周公不说贤愚的区别，是因为知道无论贤愚都必须为世所用。尧称赞舜的功劳，夸奖他流放四凶，不言大小，是因为有罪就应该除去。现在朝臣不自以为缺乏能力，认为是陛下不信任他们;不自以为缺乏智慧，认为是陛下不询问他们。陛下何不遵循周公使用大臣，舜流放四凶的做法?使侍中、尚书的陈述一定亲自听到，那么群臣的操行和能力好与不好都可以得知。忠诚而有能力的人提拔他们，昏聩无能的人黜退他们，谁敢反复犹疑而不竭尽心力?以陛下的圣明，亲自和群臣议论政事，使群臣人人尽心竭力，人人自认为亲近，人人思考如何报答，朝臣的贤明愚笨，能与不能全在于陛下使用。用这种方法来治理政事，什么事不可以办成呢?以此来建立功业，又有什么功业不能建成呢?每当有战事，诏书常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是这个样子，但先公后私就只办理自己的事情去了。’臣读诏书，才知道圣上心中是深入了解下情的，但也惊讶陛下不治根本而担忧末节。人的能力的大小，确实有自己的本性，就是臣我也认为朝臣不全都称职。明主使用人，使有能力的人不敢不尽全力，而缺乏能力的人不得担任自己无法胜任的职务。荐举选拔了不当选拔的人，未必是有罪;满朝官吏都容许有人担任不胜任的职务，才是怪事。陛下知道他们不竭尽心力，而代他们忧虑他们的职责，知道他们缺乏能力，而教他们处理事情，岂不是君王劳累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出现于世，终究不能以这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陛下又担心尚书禁令不严密，说情嘱托之人络绎不绝、听从伊尹制订迎客出入的制度，选司徒更换恶吏来守护官寺之门，威严禁令全由他们，实在没有得到为禁的根本。过去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儿，仍被举奏，弹劾的奏章纷纷扬扬。现在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司马懿狂妄乖戾的弟弟，而主管官吏却都沉默。观察风头，迎合当权者意旨，甚于接受君王授予的职责。选举官员不依据真实才能，这是政事中的一大缺陷。窦嘉同皇帝有亲戚关系，郭躬不是国家重臣，仍然如此，用现在来比古代，自然是因为陛下不督察施行必行之罚来杜绝阿谀结党的原因。伊尹的迎客之制，与恶吏守门，不是太平之世应该具备的。假使臣下的意见能稍蒙明察采纳，怎么会担心奸邪不消灭，而滋养了廉昭这样的人呀!纠察揭发奸人，是忠于国家的好事，但世人都憎恨小人来行使这项职权，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而只求安身和升官。假如陛下不再考察其来龙去脉，必然会把违背众意，抵触社会当成尽心奉公，将秘密报告官吏言行作为竭尽忠节。哪里有学问渊博、堪负大任的人才而不能做这些事呢?他们实在是顾虑道义公理而不愿意做。假如天下的人都违背道义而追逐私人利益，那么就是君王所最担忧的事情，陛下将有什么快乐呢?为什么不把这消灭在萌芽状态呢!那些先摸清意旨而追求表面做得漂亮的人，大都是天下浅薄而无道义的人，他们的意图只致力于迎合君王的心意罢了，并不是想治理国家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尝试改变办法而启示他们，他们怎么会坚持一贯作法而违抗圣旨呢?人臣赢得君王之心，是为了安稳的官位，处于尊显的官位，是荣耀的好事;享受千钟俸禄，是丰厚的待遇。人臣虽然愚拙，没有不喜欢这些而乐于犯上的，只不过迫于道义，强制自己罢了。实在希望陛下多加怜爱保护他们，稍加委任，为什么反而采纳廉昭这一类只知迎合的意见，而忽视这一类自强之臣呢?现在外有伺机进犯的敌寇，内有穷困的百姓，陛下应好好考虑国家的成败，政事的得失，实在不可以懈怠。”

杜恕在朝八年，他的议论刚直，都像以上述疏奏那样。

杜恕出任弘农太守，几年后转为赵相，因病辞官。再度起用为河东太守，后来担任淮北都督护军，再次因病辞官。杜恕所在之处，只求能坚持大的原则罢了，至于树立仁爱，更得百姓欢心，不如他的父亲杜畿。不久，征召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不得当权者的喜爱，所以总在地方官的职位上。再次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扎蓟县，尚书袁侃等告诫杜恕说：“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在青州倾轧陷害田国让。今天您一同杖持符节，同他共驻一个城内，应当特别注意对待他。”但杜恕不以为意。任职还没到约定期限，有鲜卑部落首领的儿子，不经过关塞检查，直接率数十余骑兵到达州府，州府斩杀随从一人，没有上表奏明。程喜于是上奏弹劾杜恕，被廷尉拘捕，当判死罪。因为父亲杜畿忠于职守而死于水中，罢去官事贬为庶人，迁居章武郡，这年是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杜恕不拘小节随意而行，不注意提防隐患，终于导致了这次失败。

起初，杜恕从赵郡返回，陈留人阮武也从清河太守的职位上被征召，都要去接受廷尉讯问。阮武对杜恕说：“看您的相貌，才能品性可以遵循公道但执行不够严厉，器量能力可以担任大官但追求它不会顺遂，才力学问可以记述古今但志向不专一，这就是所谓有这种才能而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现在将安静无事了，你可以尝试着去潜心思考，成一家之言。”后来在章武，杜恕就著成《体论》八节，又著《兴性论》一篇，这些文章大概都是结合他自己经历有感而发的。嘉平四年(公元253年)，杜恕在章武去世。

甘露二年(公元266年)，河东人乐详九十余岁，上书称颂杜畿治理河东的遗绩，朝廷有感于此，下诏封杜恕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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