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与守，就是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韬略人才辈出，攻守的理论也有长足的发展。

从攻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攻的方式、内容、形态、途径都有了全新的尝试。

两军相抗，基于实力的拼搏，力攻是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取胜的前提与保障。各大军事集团无不想方设法增强实力，扩大兵员，以便进行正面的打击。但三国时代的心攻，却别具特色，与力攻相辅相成，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力攻更富成效。因为人们认识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郑浑在平乱中，发动百姓，以牙还牙，教育匪民，立功赎罪，广开降路，孤立梁兴。强大的心攻威力，使匪首梁兴的部下逃亡殆尽，在夏侯渊和豫章郡兵的打击下，梁兴终于被杀，匪患荡平。张辽以病危之躯，远征东吴，以其威名，使吴军闻风丧胆。实际上，曹丕命张辽南征，采用的是一套攻心韬略。田豫在南阳太守任上，以攻心之法，使囚犯效力，以致盗贼解体，郡内清静。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采用的是马谡和抚怀柔、征服其心的策略。笼络各族豪帅，使各族自治，征其强壮者为兵，取其贡赋，弥补蜀汉财政。攻心政策的成功，使得蜀汉在北部边境对魏作战能够全力以赴。张嶷执行诸葛亮的南中策略，恩威并施，攻心为上，成功地解决了越嶲郡少数民族反叛事件。

与力攻、心攻形态相接近的是战攻、势攻。通过作战形式达到既定目标是三国时期显著特点，因为外交途径、政治途径都不起作用了，只有诉诸武力。一旦武力十分强大，各方面又占有绝对优势时，势攻就成为可能。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均十分成功地运用过势攻。在强大的声势面前，敌手或缴械投降，或落荒而逃，或化敌为友，或跪迎称臣。曹操扫荡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利用军事上的强大，政治上的主动，以顺击逆，事半功倍。刘备攻入益州，刘璋不战而降，前提就是刘备击斩刘璋干将，长驱直入，声势显赫。刘璋感到大势已去，只有投降。关羽挟势而攻，大破曹军。西晋顺江而下，多路出击，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吴国很快被剿灭。三国时代，攻战之际，常常发挥势攻的作用，所谓“传檄而定”，就是以势攻人。势攻的前提和条件是战功，否则势亦不成，功也不立。

火攻与水攻的方式，在三国时期得到充分的运用。三国时期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曾巧妙地运用过火攻。皇甫嵩利用火攻，以弱胜强，摧毁了波才黄巾军，使黄巾军死亡数万人。官渡之战，曹操两次袭击和焚烧了袁绍的军粮军草，捣毁了袁绍的后方基地乌巢，釜底抽薪，使袁军由此走向崩溃。曹操统一北方，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大决战。孙吴与刘备联手发动赤壁之战，火烧曹军，使三国鼎立的局势成为可能。猇亭之战，陆逊火烧刘备营寨，使刘备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三国鼎立的格局最后完成。至于水攻，更是十分普遍。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军，就是使用半渡而击的策略，利用水的特性，取得成功。钟繇大破郭援，也是以未济而击取胜。周瑜发挥水军优势，阻曹军于赤壁。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声威显赫。曹操听取荀攸、郭嘉之谋，决泗沂之水灌下邳，使吕布束手就擒，解除了一大劲敌。在冷兵器时代，韬略家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打击力，取得了人力难以企及的成功。

除了以水火佐攻之外，三国时代的攻战主要依靠攻其无备、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的谋攻。曹操大破于毒的用兵韬略，就是攻其必救，使得围困东武阳的于毒军队回救其大本营，曹操乘势进军，取得眭固大捷。公元215年，夏侯渊进攻韩遂，韩遂退走略阳城。诸将认为应当进攻兴国城的氐族兵，以便肃清略阳城周围的韩遂势力。而夏侯渊却率军攻打羌人聚居、防守薄弱的长离，迫使韩遂军因内部羌人之危出兵相救，结果放弃险要，到平原交战，被夏侯渊打得大败。此外，孙策攻取会稽，是攻其无备。曹操攻杀吕布，是攻其未固。

从守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守其所必攻，使敌不知其所守，因此，守而必固。

作为防御的一方，一旦发挥内在的最大潜力，人自为战，以一攻十，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汤。三国军事家防御韬略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分人之兵，以攻为守，此守彼攻，借力而守。将单纯的防御改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军事上的防御，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进攻。

官渡之战，曹军以弱胜强，反守为攻，关键在采纳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声东击西，伪装要渡河进攻袁军的后方。袁绍中计，急忙中调部队西进迎击曹军，而曹操乘机引军东袭，援救白马驻地的曹军，阵斩袁绍大将颜良，大破袁军。诸葛亮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北伐曹魏，在战略上采用的是以攻为守计策。而袁绍计夺冀州，孙策攻取会稽，曹仁击走刘备，乌巢袁军之败，杜畿河东之行，邓芝出使东吴，邓艾、钟会灭蜀之战……都是此守彼攻，或此攻彼守，守攻相佐，以守助攻，以攻坚守。至于借力而守，使攻者见势而走，则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也是三国时期各种力量发生逆转、各大集团内部、外部重新组合调整的一大原因。

此外，当一方力量不足时，就采用守势，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后转守为攻，弱守强攻、却防勇战，丢卒保车，张机设阱，努力削弱敌方的强大攻势。张辽守合肥，先战后守。贾诩向李傕、郭汜献计，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长安，是先守后战。曹洪守潼关，以不守致败。司马懿扼秦川，以坚守为胜。守之艺术，变化无穷。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不以战为胜，不以守为败，而是善战者胜，善守者成。

《孙子兵法》对于军事上的攻守也有过不少理论性、原则性的论述。孙子认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 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者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孙子的意思是，那些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设法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所战胜，然后等待敌人暴露问题，以致出现那些能被我方战胜的机会……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敌方所战胜，在于采取了守势，在于防守的严密和完备; 敌方出现可胜之隙、可乘之机，有可能被我方战胜，就要靠采取攻势，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势。决定是否采取攻守，要看兵力状况，我方兵力不足时，就采用守势; 而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则采用攻势。善于防守的将帅，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样，使敌人无法察觉;善于进攻的人，调动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测的天穹，使敌人猝不及防。所以，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又能夺得全面的胜利。

综观三国时代的攻守实践，已经突破孙子攻守原则的禁区。由于形势的逼迫，三国韬略家们必须考虑以弱攻强，以寡击众，以轻击重，以不足击有余的问题，并且往往在许多场合，均是以不足击有余，最后夺取胜利。可见，攻守本身并不决定成败，成败取决于对攻守韬略精髓的体认。

军事上的攻守往往显得比较清楚，政治、外交上的攻守，则更加隐秘复杂。攻守不仅是一门军事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政治、外交艺术，曹操迎天子，是守，可是守中却隐含着攻，而这种攻，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其攻势之强大、凌厉，只有目睹全部三国韬略的历史，比较多方敌对集团的胜衰，才能深刻领会。但曹操迎天子，本质上采用的以守为攻政治韬略，毕竟被荀彧等人识破，形成对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至于外部，刘备、孙权等人以坚决的行动，予以反击，尤其是刘备，坚持汉王朝的立场，与曹操针锋相对，并从这种对立中，获得很大的利益。

吴蜀猇亭之战，吴取守势，蜀取攻势。战后，蜀在军事上由攻转守，但诸葛亮不以少数人的恩怨为转移，匠心独运，派邓芝出使东吴，结仇敌为盟友，化干戈为玉帛，这实际上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赢得了蜀国东线战场的平静。

三国时代的攻守，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也无论在实践上、理论上，均有独到之处。其独到之处，可题以“谋攻智守”四字，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三国之势，实为谋攻智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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