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凡根基不固，则难以持久，主体虚弱，则易于摧毁。孔子还说：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无信之政，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魏文帝景初(公元237～239年)年间，盛行兴建宫室，农业荒芜，有关的期限和信约得不到兑现，刑罚与杀戮大多仓促施行。王肃上疏说：“我大魏承嗣于百代帝王的疲惫时期，幸存下来的黎民本来就没有多少，战乱又久久得不到平息。现在，实在是应当让民众休息，并惠赐给他们以远近安静的环境。而今要想以蓄积钱粮和休息疲惫的民众为急务，就在于省减徭役并让百姓们勤于农桑。如今建筑的宫室还没有完工，有关的劳作也没有完了。漕运调发，转运供奉。所以，兵丁夫役疲于劳作，农民纷纷脱离了他们的耕地。这就造成种粮的人少，吃粮的人多; 陈粮已经吃完了，新粮却接继不上。而这是拥有国柄的君王的大祸患，而不是什么早作预备的好计策啊!如今，正在劳作的人役就有三四万人。九龙宫院已经可以安居陛下的圣体了，那里面也足以安置下陛下的六宫妃嫔了。而显阳宫的殿堂，又即将竣工，只有泰极殿的前边，所余下的工程量还比较大。眼下正日趋严寒，疾病很可能会在民夫中流行，臣真诚地希望陛下能发播仁德之声，颁布英明的诏令，怜悯役夫们的疲劳，哀怜众百姓的赡养不足，只留下通常食廪的士众，把另有紧急用途的役夫先罢免、遣返，选出成丁健壮的，保留一万来人，让他们干完一年就换班。这样，他们都知道自己将有人替换，休息有日子了，就没有人不高兴地去干他们的事，大家再劳苦也不会有怨言了。合计一年也有三百六十万个工日的役夫，数量也不算少了。本当一年完工的工程，且听由它三年完成。分遣其余的民夫，让他们都回家务农，这实在是克服贫穷的好办法呀!这样一来，粮仓里就会有充足的粮食，民众就会有剩余的人力和物力。用这种办法兴功建业，什么功业建立不了?用这种办法推行教化，什么教化推行不成?对人民讲信用，这是国家的大宝啊!孔子说：‘自古以来都是死，对民众非讲信用不可，否则就不能立于人世。’像区区的一个晋国，小小的一个重耳，想要使用他的国民，还要先向他们显示出信义呢。所以原国的人虽然即将投降了，但重耳顾及到信用还是将军队后退一舍之地。所以能一战使原国投降，成就霸业。这件事情至今还被人们称颂。前些时陛下的车驾将要巡幸洛阳，征发了一批民夫为陛下修建行营，有关职司部门当时命令以建成行营为这次徭役的期限。可是行营建成后，官府又贪图这批民夫功力上的便利，不肯及时遣返他们。官府只知营求眼前的利益，不顾及国家的大体。臣愚见以为，从今以后，倘若还要使用民夫，那就应当明确有关的命令，让官府必须如期遣返。如果下面还有别的事，宁可再征调一批民夫，也不要失信于民。大约陛下处以死刑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那些犯罪而应该处以死刑的人，天下民众都不知他们的详细情况，说成是陛下对人命草率仓促。故而臣愿陛下对于这些罪犯要充分地暴露他们的罪行。同样都是让他们死，但不要因为他们的死而玷污了朝廷，而让远近的人产生怀疑。而且人命最重要，杀起来容易，活过来困难，气绝了是续不上的。所以圣贤很重视它。孟轲宣称，如果用杀一个无辜的人来取得天下，仁德的人是不干的。汉朝时有个冒犯警跸，惊了汉文帝乘舆驭马的人，廷尉张释之所作判决是让他交纳罚金。汉文帝怪张释之判得太轻了。但张释之却说：‘当那个时候，皇上让人杀了他也就算了。如今将他交付廷尉，廷尉是天下审案断狱的天平，它如果一倾斜，天下人都会仿照这个案例来行使律令，不是偏轻就是偏重，黎民们还往哪里置放手脚呢?’臣以为张释之这段话很有失圣贤的本义，不是忠臣所应当陈奏的。廷尉一职，只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可以失去断案标准。难道说天子本身，反而可以随便乱来，以至产生谬误而让人疑惑吗?这说明：张释之对自己要求重而严，对君上要求则松而宽，他对君主太不忠诚了。周公曾经说过：‘天子不说开玩笑的话。如要说话，史官就要记录下来，乐工就要背诵吟唱起来，士人就要称颂起来。’说话犹且不能儿戏，更何况是法律行为呢?故而对张释之所说‘廷尉为天下执法天平’ 的话既不可不察，对周公所说 ‘天子不说开玩笑的话’ 的告诫也不可不效法。”王肃又陈奏说： “诸般鸟兽等没有用的东西，却还要在它们身上浪费饲料，占用喂养人员，这些都可以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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