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军队频繁出征，百姓疲惫，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谈论这样下去的利害关系，事后写下来，称为 《仇国论》。谯周在论著中指出： “因余之国小，肇建之国大，这两个国家同时争夺于世而成为仇敌。因余之国有一个叫高贤卿的人，问伏愚子说： ‘当今国家统一的大事尚未完成，君臣百姓都费尽心力，往古的统一事业中，那些能以弱胜强的事例，他们的策略怎么样?’伏愚子说：‘我听说，处于大国地位又无忧患的国君常常会十分懈怠，处于小国地位又存在忧患的国君常常会思考美政; 十分懈怠则将发生动乱，思图美政则会治理得好，这是常理。因此周文王养育人民，以少胜多灭掉了殷商，勾践体贴百姓，以弱克强而击败吴国，这就是他们的谋略。’ 高贤卿说： ‘以往项羽强大而刘邦弱小，相互战争，没有一天安宁，然而当项羽与刘邦约定划分鸿沟为国界，各自准备归回使人民安歇时，张良却认为人民的意愿已经确定，难得说服他们，随即率领军队追击项羽，终于使项羽灭亡，难道以弱胜强的例子一定要效法周文王吗? 肇建之国现在正有患难，我国趁着这个空隙，攻占它的边境，正是希望增加它的患难而使其灭亡。’ 伏愚子说： ‘殷商和周朝时候，王侯世代尊显，君臣权位长久坚牢，人民习惯于自己所专心的事务; 根深的难以拔动，据守坚固的难以迁移。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汉高祖刘邦又岂能持剑鞭马而夺取天下呢? 当秦朝罢黜诸侯、设置郡守之后，人民疲惫于秦朝的劳役，天下土崩瓦解，有时一年改换主人，有时一月变更王公，弄得鸟兽惊骇，不知所从。于是豪强纷争，国家割裂分离，迅疾强大的获地多，迟凝后起的被吞并。如今我国和肇建之国都是经历过承传国业、改换时代的，既不是秦末民心鼎沸的时代，而是具有战国时六国并争割据的形势，所以可以成为周文王，却难以成为汉高祖。人民疲劳则预示着骚扰的发生。君主懈怠，人臣凶恶则瓦解的局面将出现。谚语说： “与其依赖幸运去逐取而连连栽倒，不如缜密考虑好以后再行动。”因此聪明人不为着小小利益而转移目光，不因为似是而非的意念改弦易辙，时机成熟了这才行动，符合了命数这才兴起，因此成汤、周武王的军队不须经历第二次战役就战胜了敌方，确实是因为关注人民的辛劳而又能明察地审度时机。如果随心所欲地滥施征伐，就会出现崩溃的局势，不幸遇上灾难，那时即使有明智之士也将不可能谋划了。至于设计无穷的奇策谋变，在至微处出入自如，能冲破阻挡，跨越山谷，不使用船桨而能渡过盟津，我是愚笨的人，实在不能做到。’”

后来，谯周升任光禄大夫，地位仅次于九卿。谯周虽然不参与政事，但凭着儒学品德受到礼遇，经常有人向他询问政令得失，他总是依据经典回答，一些后辈和爱钻研的人也来咨询疑惑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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