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北地郡太守皇甫嵩提出，应该解除禁止党人作官的禁令，并拿出皇帝私人所有的中藏府钱财以及西园��骥厩中的马匹，赏赐给将士。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子。灵帝询问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吕强说：“对党人的禁令时间已经很长了，群情怨恨不满，若不予以赦免，将迫使他们与张角联合起来，叛乱之势便会更趋扩大，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应当先将陛下周围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处死，大赦天下党人，并考察各地刺史、郡守的能力。如果这样做，叛乱肯定可以平息。”灵帝对黄巾军的势力十分惧怕，只好接受了吕强的建议。初七，大赦天下党人，已经被流放到边疆地区的党人及其家属都可以重返故乡，唯有张角不在赦免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征调全国各地精兵，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征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征讨在颍川地区的黄巾军。

不能将任何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推到敌人的一方，结成最大限度的统一战线，孤立对方，是大赦党人这一对策的根本所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与官僚大臣之间的矛盾激化，宦官一方诬告李膺、陈蕃等人结成死党，诽谤朝廷，最后取得桓帝支持，将李膺等收入狱中，受牵连者二百余人，后虽赦免，但勒令党人二百余名皆归田里，禁锢终身，不许再入朝担任官职，史称“党锢之祸”。公元169年(建宁二年)、公元176年(熹平五年)，“党锢之祸”再起，大臣虞放等百余人皆下狱死，其妻、子流徙边远地区，附从者被禁锢终身，灵帝下诏州郡大肆清洗，天下名士及儒学有行义者一律被举为党人，加之挟怨者假公济私，外死、流放、罢免、禁锢者又六、七百人，而且株连面极广，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及五服之内的亲戚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如果这批人士投入到黄巾起义的行列之中，将对统治者构成严重的威胁，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迫使灵帝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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