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书监、中书令号为专得魏帝曹叡信任的“专任”。蒋济就此上疏说：“大臣威权太重了，国家就要危亡;对左右侍从太亲信了，帝王本身就要被蒙蔽。这是古代最值得借鉴的教训。往日大臣秉事专权，引得内外怨情煽动。陛下初即位时卓然独立，万机百政都要亲自阅览。故而内外群臣，没有不肃然起敬的。大臣并不是都不忠诚，然而威权如落在陛下左右的下人手中，众人心中就会对大臣们轻慢。这本是势理中的常情，陛下既然已经对大臣们加以审察，但愿陛下也不要忘了您的左右侍从。陛下左右侍从的忠正远虑，未必比大臣们更贤良;至于乘便争嬖、逢取迎合，或者可能很精工。如今外面所说，动辄就把陛下的左右称作中书。虽然陛下让他们恭谦谨慎、不敢与外部交通，但有了‘专任’这个别名，也还是要让世人疑惑。何况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国事的枢要，日日在陛下眼前。倘若他们乘着陛下疲倦休息的时候，而私自对国事有什么裁寺、定制，众臣们见到这些人对国事能起推移作用，也就会抓住时机向他们求托。一旦有了这种开端，朝臣们就会借机在宫内设置代言人。用这帮人为自己讲话，私自招徕他所结交的侍从，作为他的内援。如若是这样，随意的藏否褒贬和毁誉抑扬，必然要有所兴起;功劳过失和赏赐惩罚的对象，必然要有所更易与颠倒。奉行直道而德业上乘的人，就有可能被壅塞贬斥;曲阿党附陛下左右的小人，就有可能反而腾达。陛下的左右们借着微小的事情，就可以造成陛下的先入之见;缘顺着陛下的外形表象，就可以揣度出陛下的圣意。陛下对心意中所狎近亲信的人的虚妄行为，往往不会再有什么猜疑、觉察。这应该是让陛下的圣智，早就应当听到的道理。只要陛下对外界经意留心，则左右的不轨形迹自然就能发现。或者是由于朝臣畏惧言语不合，而遭到陛下左右的怨谤吧，故而至今没有碰到人能把这些说给陛下您听闻。臣窃见陛下正潜注精神、默然深思，公言和私听一并都会加以观察。如若从前的事还有什么不尽情理之处，或者对人、物还有什么运用不周的地方，臣相信陛下一定会改换曲调、改弦更张的。陛下将远要与黄帝、唐尧比较功德，近要昭彰光大武帝、文帝的圣迹，哪里是一个囿于近世习俗而已的庸主呢!然而，做人君的也还是不可以把满天下的事情都自己包揽过来，他还是应当有所托付。三公这一重要职务都让一个臣子担任，如果不是像周公旦那样的忠臣，又不是像管夷吾那样大公无私的良辅，就会有玩弄机权、败坏官风的积弊。当今可作国家柱石的贤士，确实很少。但是操行能称贤于一州，智力能胜任于一官，忠义诚信能竭力尽命，能各自奉守他们职责的官员，陛下也还是可以一并驱使鞭策。这样，就能不使陛下的圣明之朝，而蒙有丑名了。”

明帝答诏说：“骨鲠的直臣，是人主君王的依仗。蒋济兼具文武英才，服事勤劳，克尽忠节。每有军国大事，他就有奏议章表。其议论忠诚奋发，我很鼓励他的作法。”当即就升迁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

封建专制的作用与弊端，可从蒋济的一番宏论中得以总结。权力分散，容易政出多门，时日长久，必导致内部倾轧、混乱，进而演化为分裂、动乱。权力集中，必定要求君主明智、强健，稍有疏忽，则起风云。中国古代政治中枢缺乏制衡力量，缺少稳定机制，所以随时都会出现突发事件。作为韬略家，蒋济不愿看到皇帝大权旁落而造成社会动乱的惨剧重演，故而力主大权独揽，令从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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