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诗派的倡导者为清代诗人袁枚。“性灵说”是为繁荣清代诗坛之谋。所谓“性灵”，即人之性情。“性灵”二字最早见于南宋诗人杨万里，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也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无才不辨。”(杨万里《诗说》卷一)在袁枚稍前及其同时，诗界有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纲等人的神韵、格调、肌理诸诗论，他都表示不满，并指出诗坛的三种弊病：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其二“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轻率”;其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戒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以为严”。这三种诗病的根源在于“抱韩、杜以凌人”，“仿王、孟以矜高”，“开口言盛唐及好古人韵”“故意走宋人冷径”，“好叠韵剌剌不休”。而要除去这些诗病，只有提倡“性灵”。他认为，诗是人性灵的表现。他说：“自三百篇(诗经)至今日，凡诗之作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话》卷五)又说：“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还论：“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方伯予告归里》)诗既缘于性情，那么，诗就不应专为载道、明道、卫道之用，也应允许它抒发山水、男女之情，“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必有不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圣蕺园论诗书》)诗既归之于情，故诗只有工拙之分，而不能以古今论优劣，亦即袁枚所云：“尝谓诗有工拙而无古今，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袁枚的“性灵”论，不少观点虽是在袁宏道“独抒性灵”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的，但在理论上仍具有反传统、破偶像，反摹拟、求独创的鲜明特点，因此在清代的文学理论上，还应算是一种有价值的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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