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心革除前朝积弊，因此对隋朝因袭下来的各项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鉴于隋末官多且滥的弊端，他大力精简机构，减省各级人员。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唯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贞观政要·择官篇》)。”可见唐太宗对官员的选用是十分慎重的，他主张“任官唯贤”，“量才授职”，认为官员不在多，关键就在于用得其人，要少而精干。所以他说：官如果选得好，虽少亦足用;若选得不好，多也没有用。他要大员按这个原则制定编制，设置官职。房玄龄等人按照他的旨意，将朝廷内官定员由隋朝的2500多人，减为640人。唐太宗对此表示满意，并说，我用此员额待天下之贤才，就足够了。

国家机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如要使这部机器能运转得灵活，又有更高的效率，就必须是精干的机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只能造成互相扯皮、你推我卸，最后什么事也干不好。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即要想天下大治，就必须“任官在得人”。贞观二年(628年)，他对侍臣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篇》)。他把“治乱”与“得人”联系在一起，把任贤作为致治的一种谋略。这一谋略运用的结果是使唐初天下大治，臃肿的机构被大大精简，大量不合格的官员被裁汰，这样就给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按“任官在得人”的谋略，他认为“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道”，主张用人要“舍短取长”，才能使人“尽其才”。对贤才更要“谋斯听，言斯从”。所以贞观年间，出现了大批的文臣武将，如魏征、马周、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太宗取得了“贞观之治”的隆盛功业。这一功业就是他的“任官在得人”谋略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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