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倡导新文体是文学革新之谋。鸦片战争之后，内乱外患，接踵而至。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被镇压，但它却为中国末代的封建专制统治敲响了丧钟。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便反映了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要求。为适应宣传改良主义进步思想的需要，他们认为对散文必须作比龚自珍更彻底的改革，使其向通达流畅的报章文体转变。在这方面成绩较为显著的是梁启超。他说：“梁启超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俗、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这里道出了“新文体”的各种特色及它在读者中的影响，也表明了他是桐城派的坚决反对者。他明确指出：“然此派(桐城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清代学术概论》十五)与之同时的康有为、谭嗣同，也对“新文体”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谭嗣同云：“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稍稍自惭，即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所谓骈文，非四、六排体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三十自纪》)康有为在理论上对“新文体”虽无更多的论述，但他在戊戌变法时所写的政论散文，却饱含着政治热情，不受旧形式的拘束，表现出淋漓酣畅的文风。

梁启超等人开创的“新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弃旧图新的积极进取精神，是文学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但这种“新文体”，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性质。在语言上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而彻底的解放，还须在“五四”运动的革命大潮中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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