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唐宋派对“七子”文学拟古主义的批判，虽尽了努力，但影响并不大，最后清除拟古主义对文学危害的，还要靠晚明的公安派。公安派之所以能领导这场斗争并取得胜利，直接原因是当时学术界进步思想的冲击。首先是王阳明的个人良知扩开说，即所谓“夫学贵得知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王阳明《传习录》)这种学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界的长期统治，打破了束缚人身心自由的孔、孟之道。继之而起的是秦州学派。他们进而提出常人与圣人并不存在先天差异的大胆论断，肯定人的合理欲望，反对伪道学家的禁欲主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贽。他不仅把这种进步的学论用之于哲学，而且还将其引入了文学界。他的《童心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学主张。顾名思义，《童心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童心”。他认为：作家写作品，既不应摹拟，也不用尊什么“道”，因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论》)他提醒作家，要“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童心论》)。这不仅反对“七子”的文学拟古主义，也反对了唐宋派的“文特以道相盛衰”的错误观念。显而易见，李贽的“童心论”与程、朱理学是完全相悖的，因此，他在《童心说》里对孔、孟之道加以全面的否定，认为：“《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四实，假人之渊薮也。”(《童心论》)李贽还针对“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语：提出“诗何必古造?文何必先秦?”的正确文学观。《童心论》的另一个带有开创性的功绩是给予《西厢记》《水浒传》以高度的评价，强调《西厢记》《水浒传》“皆古今至文”。

李贽这些进步的文学理论，为以后公安派反对“七子”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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