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母权制理论为各种目的服务的策略。最先重新发现巴霍芬的是德国慕尼黑的宇宙论文化圈成员克拉格斯、舒勒、德雷特等。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向原始回归。宇宙论文化圈成员力反耶和华，这自然便将矛头指向了基督教在欧洲建立的法律秩序和市民禁欲伦理。他们鼓吹母权制的群婚制，这对20世纪初兴起的青年运动很有吸引力。

母权制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被推到了时代精神的风口浪尖，它使魏玛时代的文化蒙上一层神话色彩。首先掀起巴霍芬母权制复兴运动的是贝依姆勒，他写了篇《巴霍芬论》。该文的意图是想将尼采从新浪漫思潮的奠基地位拉下来，而以巴霍芬取代之。

贝伊姆勒认为尼采尽管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发起了攻击，崇尚狄尔尼索斯神，但如此，尼采却仍然停留在男性出发的立场上，而巴霍芬的理论却更彻底。

由于贝依姆勒的鼓吹，使得当时的德国人迷恋于黑夜。适逢魏玛经济萧条，纳粹主义抬头，巴霍芬的母权制理论日渐与政治相牵相扯。贝依姆勒将巴霍芬当作工具，使其时代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向往原始，未开化，从而潜藏着反人道主义的可能。

1930年，罗森伯格的《二十世纪的神话》出版了。他策略地将母权制理论当作否定的靶子，巧妙地将巴霍芬理论中的元素改编成他自己的种族理论。他将阿波罗神和地母神的争战，看成是北方种族(雅利安人)与东方犹太种族的斗争。罗森伯格认为：日耳曼国家从光、太阳神和男子结社中产生，这使希特勒觉着格外的共鸣。从而，罗森伯格的理论成为纳粹文化路线的组成部分。

由上述可知，母权制理论在20年代受到了各种社会代表心理的利用，因其与父权制的对立，而成为反对经济法律秩序、科学合理主义、禁欲伦理的武器，又因其属于原始阶段的文明表征，经纳粹种族主义者的改造，而使之成为犹太人的文化，这便为北方种族文化战胜犹太文化设下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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