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塞防两并重是清政府在关于收复新疆失地的决策过程中，左宗棠的正确主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俄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侵占我国新疆大部分地区，沙皇俄国乘机霸占了新疆伊犁地区。这就使新疆局势日益严重，西北边防，岌岌可及。

新疆大片土地沦入侵略者之手，使清政府极为震惊，认为这是心腹大患，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收回失地。但正当清政府调兵遣将准备收复新疆之际，日本侵占我国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吃紧，清政府同时面临海上和陆上两个方面的军事入侵，这就使清政府内部引起了关于“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从中央到地方的要员中，对国家的防务出现了意见分歧。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以国防经费短缺、应全力防范日本的入侵为由，力主废“塞防”重“海防”。他认为：新疆平时无事，每年需三百多万两军费，新疆不复，于国家肢体之元气无大伤，今即已为外国占领，既使勉强恢复，也不能长期守住，不如暂弃塞外，而专重塞内之事。因此，他主张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停撤之饷，移作海防之用。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沙俄的威胁最大，主张“塞防”为主，以全力经营西北。左宗棠则明确表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必须并重。他认为：只有及时收复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用其财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征军军饷供应，从而减少新疆对东南各省的依赖;若此时停兵节饷、自撤藩蓠，于海防未必有利，于塞防则大有妨害;总观目前形势，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收复新疆。因为只有保住新疆，才能保住蒙古，而只有保住蒙古，才能护卫京师之安全。西北与京师的关系，就好比臂膀与手指的关系，如果西北丧失，则京师无安宁之日。清政府权衡利弊，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决定出兵新疆。

左宗棠“海防、塞防两并重”的正确主张，为清政府做出收复新疆的战略决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主张具有平叛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双重意义，得到了国内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这一谋略思想对于海洋权益和边境争端并存的后世，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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